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则显得悖论重重，难以被理解。此次全球救市的大舞台上，中国拔得头筹，成为“救市超男”，令许多国家醋意与迷茫齐生。而另一批人则将中国模式的本质归结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与高效，甚至有国外专家借此贬损自己政府的无能。从国际范围的救市举措来看，中国模式可视为由政府主导的“单口相声”，政府通过掌握占国民经济70％当量的国有企业来实现政策目标。欧美等国则试图寻找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均衡点来实现完美的经济模式，而这一理想并非当前独有。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人对完美的经济模式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亚当·斯密提出靠“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后经哈耶克等人发展，由英国撒切尔夫人付诸实践，搞了一整套的“撒切尔新政”，一时与美国模式互为瑜亮。如今英国经济与当年预期的辉煌渐行渐远，对“撒切尔模式”的批评也与日俱增。而中国国内经济模式同样几经周折：从借鉴苏联模式，到发掘中央与地方（简称“央地”）经济模式，再到改革后的外需主导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清晰可见。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现外需主导也不大管用了，经济学家们在琢磨着怎样提振内需。经济模式不断变化、来回曲折的过程实际揭示了所谓的“完美模式”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从态势到态势的运动规律。因此那些认为当前各国经济模式错了、偏了或者存在原罪的看法就值得商榷了，经济模式只是在朝向新的态势转变，已有的模式不再适应罢了。
或许经济危机才是检验经济模式的唯一标准：美国经济模式在危机下发生颠覆性转变。首先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被证伪，美式“社会主义”将登上经济舞台。华盛顿共识(注释11)取代。其次，生活方式出现变革，外需加速发展。次贷危机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奢靡的生活方式终结，居民普遍收紧钱袋，消费下滑显著，同时大量产业的外迁更使得就业面临困局。奥巴马政府宣称未来经济要建在岩石之上，扩大外需与发展制造业成为美国模式转型的另一标志。再者，美国实体经济重新受到重视，将继续领导全球产业发展。金融危机撕下虚拟经济的外衣，美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实体经济，以新能源为首的新兴产业可能接过金融行业的接力棒，完成美国模式的连续性，同时高科技等传统强势产业则将继续强化其老大地位，两者结合起来，美国将重新进入产业领航的经济时代。
欧盟的经济模式同样处于转型的当口，东欧的外债危机、西欧的出口困局等更加速这一过程。欧盟在此轮救市中表现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令人瞩目，这实际预示着未来欧盟经济模式的趋同，通过彼此互补加速一体化进程，即回归实业、增强出口成为共同口号。而日本经济模式的高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150％以上)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桎梏始终没有解除。除此之外，日本在2006年开始执行投资立国，近年更声称科技立国，因此日本未来将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鼓吹者，同时仍然盘踞于电子信息、汽车、生物等高科技领域以及金融投资方面。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外贸增长下降。美国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7.5％，次贷危机下美国经济下滑，“中国制造”的销量必然剧减。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率放慢一个百分点，会直接造成中国对美出口下滑近5％。但美国危机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其顺带将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拉下水。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同样趋于放慢。德意志银行于2008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欧盟2009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至接近零的水平，中国对欧盟国家出口增速也可能由2008年26％的预计增长率下降至零。因此，中国要继续维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将承受巨大的压力，预计未来国家会有相应的战略调整，但绝不是谢国忠他们所说的加大力度于重工业生产，而是寻找新的出口替代国，比如俄罗斯、中东、非洲、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国家贸易中对以上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份额不断增大，这种趋势将在此次次贷危机后加强，这也预示着出口企业的营销思路要作出相应转变。
总体上，中国经济模式将呈现以下趋势：第一，市场化权重不断增大，行政权重不断减小。美国是市场化过头，中国则是市场化不足，例如金融、资源、医疗等行业都面临着市场深化的迫切要求。医改、股改等都是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加大民营经济自由度，从而释放其活力与创造力，这显示了经济模式转型的必然趋势。第二，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先进制造过渡，摆脱世界工厂的宿命。出口导向政策面临三大压力：其一，人力、土地等不断升值并计入生产成本，而这在过去则“忽略不计”；其二，低端加工、制造业造成的生态损耗已近“阈值”，难以继续发展；其三，出口行业受国际形势影响严重，不易于控制。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国家政策(信贷、消费券、环保支出等)来说，向消费与先进制造过渡，摆脱加工、代工的宿命已是箭在弦上，否则很可能重蹈日本兵败加工贸易立国的老路。第三，产业经济转向资本经济，产业政策从普遍撒网转向有选择突出。美国向产业经济回归，中国则刚踏上资本经济征途，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显现，无边界的资本浪潮即将到来；而产业政策则会一改早年“什么都想要”的思路，转而寻求发展重点。从国家产业振兴规划的思路来看，集中在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上，虽未必脱颖而出，但不至于跑输“大盘”。第四，经济模式朝向深化“北京共识”的方向发展。“北京共识”的核心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与大胆尝试，新经济模式将继续深化创新与竞争。尤其在金融领域进入“后华尔街”时代，不全面突破、自主创新，金融中心就难以崛起了。
谁将率先走出危机
可见，由次贷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并非用某些利益集团的“阴谋论”或“贪婪说”便可简单解释的。从源头上看，悲剧命运是共同的“罪恶”合成的，只是集中爆发在华尔街而已。次贷危机的实质是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而一直以来，正是美国自身的霸权角色及“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支撑了其过度消费模式。前者让“美元滥发——过剩美元回流——美国消费信贷热潮”成为可能，后者最终让美国人几无“后顾之忧”(通货膨胀及资源枯竭)地“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在这个过程中，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膨胀成为消费信贷扩张关节点，但房价不能无限上涨，消费不能无限透支，次贷危机便是在这样一种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爆发的。因此，这场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并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发展模式危机，其影响之广、创伤之深堪称百年难得一遇。那么危机究竟何时能见底？究竟谁能率先走出危机？
金融风暴因美国而起，但问题却是全球的。虽然美国身处“震中”，华尔街萧条已让美国金融“魔方”玩不转，但美国的基本面深厚，具有高效的创新和修复能力，何况其还有美元王牌，靠美元贬值赖账、美元升值回流资金，油价不也成了去泡沫化中的“牺牲品”？如果说衍生品泡沫破灭将欧洲金融系统“一网打尽”，那么油价暴跌受伤最深的就是中东和俄罗斯。虽然美国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其将这场危机分散化，让全球都为之买单，不仅转嫁了集中爆发的风险，更将美国与全球各国政策捆绑，从而为美国“扭转乾坤”拉了帮手。从集中救金融的万亿注资，到新能源战略的振兴规划，美国依然能主导西方版图的游戏规则，也能间接影响他国政策，因而推导出美国最早陷入衰退，也将最先走出困境。但美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失算”如今正让其老大地位“摇摇欲坠”。因为此次危机不单是经济危机，更是美元体系等制度危机和过度消费等生活方式危机，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系统性风险很难短期修复，这让美国率先派也如履薄冰。
相比之下，中国率先派就淡定得多。因为这场危机的爆发点在金融，欧美金融因没能抵住全球化、混业化的诱惑而被打散了骨架，中国金融却恰恰因衍生品市场不够发达、不良资产剥离、分业经营的内部稳扎稳打躲过了危机的最大冲击，可以说，中国没有受到危机的正面冲击。但现实是国内经济形势比预期的要坏，而这实际要归结于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体制性矛盾，它们在危机冲击下集中暴露了。如果说美国走出危机就要改变世界困局，那么中国走出危机的关键在某些专家看来就只在于稳住国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稳定的金融体制、充足的外储财政、高调的政策调控和无限的概念空间将为国内经济稳定提供最好的支撑。何况“中国要在金融危机中最早复苏和振兴”的高层表态也为此打上“强心针”，因为危机中最缺少的就是信心，温家宝总理四处考察，为经济振兴注入信心即是明证。外媒翘首期待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不排除希望中国伸出援手之嫌，毕竟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布局空间正是他国“避难”垂涎的目标。可见，“中国率先走出”表面淡定，背后却也各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