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是“诗中有画”①。他能够将绘画特有的色彩、线条、构图等融入诗歌创作中，讲究构图的和谐，形成幽雅深远的意境；重视色彩的搭配，使画面协调统一；追求大小、远近、高低、虚实的搭配，形成参差错落的立体感。特别是他把禅宗空灵静寂的意味纳入诗歌的境界中，用象外之象表现恬淡的心境，寄托自己寂静的情绪体验，形成了兴象玲珑、空静优美的意境。于是，他就把唐诗带入到一种至真至雅的艺术境界。
边塞诗派多描写惨烈的战争、边土人情，也关注战争带来的离别、思乡、闺怨等题材。这些诗歌风格悲壮、气象开阔、格调雄浑，最能代表盛唐乐观、积极的气象，最能体现盛唐诗人们的少年精神。他们的诗作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这派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高适（约702—765），是唐代由草根阶层最终达于显赫的代表。他自幼丧父，流落宋中（今商丘）一带，生活艰难，心情痛苦。他先到长安求仕，后到燕赵边关浪游，都没有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直到三十岁，他仍未能有所发展，只好隐居淇上（今河南汲县），以耕植谋生。此后，他又参加制科考试，也未能中第。到了天宝三年（744），李白、杜甫游梁、宋时，遇到了高适。三人怀才不遇，同病相怜，一见如故，一起饮酒赋诗，游于宋地。直到天宝八年（749），高适四十六岁时，他参加了“有道科”考试，才被授予封丘县尉来负责一县的治安、巡逻和捕盗。官吏常常欺压老百姓，高适不忍担任此职，说自己“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使人悲”②。两年后，他毅然辞官而去。直到天宝十一年（752）秋，高适才由人推荐，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掌书记，才得以实现他的才学和见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哥舒翰镇守潼关，以左拾遗转任监察御史。潼关失守后，他又随唐玄宗入蜀，向唐玄宗详陈潼关失守的内幕，被提拔为侍御史、谏议大夫。玄宗打算让各皇子分兵镇守各地，高适认为必导致天下大乱，人人割据，不应当实行。肃宗李亨闻知，召他为御史大夫，又升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平定了永王李璘之乱。后来，高适又担任了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到代宗时，他升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所以说，高适是唐代诗人中最为显达的。
高适的诗歌除了部分反映自己穷困潦倒时的所见所闻、感慨自己身世不遇的痛苦外，多数是写边塞生活的。他或写自己投笔从戎的理想，或写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或写征人思妇的惆怅哀怨，或写边地的风土人情。有许多诗作充分体现了高适的政治眼光和卓越见识，具有一般诗人所缺乏的理性思考和深刻体察。例如《燕歌行》，在歌颂士卒奋勇杀敌的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时，他敏锐意识到将帅的腐败无能、军中苦乐不均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对边塞苍凉的景色的描述中，寄托了他对残酷战争的忧虑；在对守卒生活的描述中，也表达了他对思妇闺怨的关注。正因高适有这种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观察，他才能够在安史之乱中，提出独到的见解，并能胜任节度使的职务，平定叛乱，镇守一方。
高适的诗歌气骨凛然，风格苍劲古朴，意境雄浑悲壮。他的诗作长于七言歌行，讲究韵律，注重对偶，音韵婉转流畅。
岑参（715—769），先世显达，至父亲时家道衰落。在他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便隐居嵩山苦读，虽奔走于洛阳、长安，却一无所获。直到三十岁才进士及第，做了一个参军，类似于今天的参谋。后赴安西（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在高仙芝军府中任掌书记。两年后回长安，因为官小，他住在终南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直到天宝十三年（754），安西四镇节度使兼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赴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邀岑参任他的判官。二人原是同僚，岑参这次出塞，心情开朗，三年中写了许多想象丰富、豪情四溢的七言歌行。回京后，他受杜甫等人举荐，授右补阙，后担任了虢州长史，又担任过嘉州（今四川乐山县）刺史，世称岑嘉州。
岑参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就是对边塞的奇寒、奇景以及奇异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他用歌行表述了边塞独特的自然风光，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狂风：“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他把大胆的想象、夸张结合起来，显得奇异而壮阔，给人以真实可感的震撼，充满了豪迈雄壮的阳刚之气。尤其是他能够把握住奇异景致中的色彩搭配，使诗歌具有一种瑰丽俊逸之美，形成斑斓多姿的雄奇画卷。与高适的理性和严谨相比，岑参更倾向于感性和浪漫。所以可以说，两者诗作各有千秋，高适胜在质朴醇厚，岑参胜在新奇俊逸。
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边塞诗人，他们的风格多姿多彩。如被誉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善于七绝，长于概括，富于想象，精于炼句，被称为“七绝圣手”。他可与李白相媲美。还有多写豪壮悲凉之气的李颀，善写开阔宏伟之境的王之涣，善作慷慨悲壮之语的王翰等，他们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盛唐士人的从军豪情和不羁才情。
三、李白：谪仙一样的傲岸诗人
李白（701—762），这位家喻户晓的唐代诗人，以其卓越的才情和浪漫的想象立于中国诗坛，成为盛唐诗歌的形象代言人。原因正在于李白是盛唐文化哺育和培养出来的一代天才。他的浪漫气质，是唐代儒、释、道思想的和谐统一；他的不羁才情，是盛唐士人少年精神的集中体现；他的优美诗篇，不仅是盛唐气象滋养的结果，也是唐诗风神的组成部分。
李白（图1-10）出生于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商人家庭，在蜀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自幼就用功读书的他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①，“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②。他曾三拟《文选》，勤奋地读书加以认真地揣摩，使他的思维敏捷，想象丰富。他还学习剑术，一度隐居在岷山（青城山），与道士交往，游览名胜，拜谒名士，这些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才情。
开元二十三年（735），二十五岁的李白离开四川，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漫游生活。他企图通过交游名流、求仙访道来赢得名声，引起朝廷的注意，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出三峡，至江陵，游于广陵、浙江，后回到湖北安陆。他仗义疏财，饮酒作诗，很快博得了行侠重义的名声。在安陆期间，他与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并以安陆为中心继续漫游，过襄阳，过夏口，入洛阳，至太原，到长安，迁济宁。李白先后结交了诗人孟浩然，道士元丹丘、胡紫阳，并一度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隐居徂徕山，号为“竹溪六逸”。他还和当时有名的道士吴筠一起隐居，并给安州裴长史、李长史，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但看到的只是官员的昏庸、无能。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养成了傲岸自信的性格。
直到天宝元年（742），在吴筠、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荐下，玄宗召李白入京。李白到京城后，立刻引起轰动：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面就称他为“谪仙人”，并解下金龟与李白换酒喝；唐玄宗亲自下辇迎接，调羹给他，封他为翰林学士，让他伴随圣驾，起草诏书。最初李白很兴奋，也感到大展抱负的机会来到了；但不久他就对迎来送往的应酬厌倦了，唐玄宗也只是把李白当做升平政治的点缀，并没有给予他参与朝政的机会。李白逐渐苦闷起来，他整天饮酒沉醉，不屑于和无能的朝臣为伍，不久那些人就开始谗毁他。天宝三年（744），李白上书请还，玄宗赐金遣归。李白带着从政的失望，离开了长安。
离开长安之后的李白又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第二次漫游。他先在洛阳遇到杜甫，两人一起东游梁、宋，在那里遇见高适。然后他又南下济南，在紫极宫入了道。天宝四年（745），他又和杜甫相会于东鲁，两人一起游览了半年，“愁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一年后，他南下扬州、金陵，经浔阳、襄阳、洛阳，返回任城（济宁）。妻子去世后，他又娶了宗氏，家居梁园。李白这段时间多次来往商丘，并由此北上幽州，目睹了山雨欲来的政治局势；又经洛阳、开封、商丘，由山东南下，游于金陵、宣城、广陵等地。他沿途饱览名胜，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和妻子一度隐居在庐山避难。但永王李璘听说李白的名声之后，征召李白入幕。李白是抱着平乱的心情稀里糊涂地参了军，随着李璘大败，李白身陷囹圄，被流放夜郎。当李白行到巫山时，遇赦释放，他顺江而下，流落于汉阳、江夏、豫章、金陵一带。上元二年（761），太尉李光弼率领官军抗击史朝义，李白还试图参战，中道因病而归。次年他死在当涂县，走完了浪漫而又传奇的一生。
李白的思想很复杂，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道家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性格，还有一些侠义思想和清高品格。因此，他渴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又不肯参加科举考试，试图通过荐举和隐居来获得名声；他希望能够得到帝王的赏识，但更期望成为帝王的师友而不是臣下；他有强烈的功业意识，但却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功成身退的生活道路。他所表现出来的高傲，正源于他的超脱世俗的自信；他所表现出来的功业意识，正源于他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信。或者说李白没有能够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或者说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也没有能够抓住；或者说即便抓住了机会，他也没有力挽狂澜的才能。总的来说，李白的一生，是失意和痛苦的一生；但他的高傲却让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的自信又使他始终充满着激情。
正是他激情而失意的一生，使他把全部的才气和诗情都倾注在诗歌中。他不停地叙说自己的理想追求，表达着一位才子渴望展现才华的心情。他把自己比喻成却秦救赵的鲁仲连，比喻成力挽狂澜的谢安，希望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梦想。但希望越多，失望就越多；期望越高，绝望就越深。在不停的游历、干谒之中，在被排挤、谗毁之后，李白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他在《行路难》中说自己“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找不到出路，感慨自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甚至痛苦呼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还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①
在漫游、干谒过程中，李白看到了朝政的黑暗和官员的无能。这让他更加自信自己的才能，也更加蔑视那些权贵，进一步养成了傲岸不屈的人格，表现出对功名富贵的鄙弃态度。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告诫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出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词》中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中生”，宁肯布衣终生，也不愿意受人摆布。他对昏暗朝政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或揭露宦官们的飞扬跋扈，或抨击玄宗耽于女色、不理政事，表现出他耿介的性格特征。
但李白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对朋友们充满了尊重。他的《丁都护歌》写船工们艰辛的生活，《秋浦歌》第十四首写冶炼者的辛劳，《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感慨农妇的帮助，《子夜吴歌》写思妇的忧伤，《长干行》揣摩少妇的离别和相思，这些都显示出李白温情而体贴的一面。他用大量的诗作来叙述自己与朋友的交往，其间充满深挚的情感。如《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满是关心和思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表达了惜别的不舍。李白潇洒而真挚的情谊，在他给杜甫、孟浩然、汪伦等人的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这让我们看到这位风流倜傥、蔑视权贵的诗人，原来竟如此的细腻和真诚。
当然，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还是他的那些歌咏山川美景的诗作，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渡荆门送别》、《横江词》等。他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祖国山河的壮美瑰丽，处处洋溢着奔放乐观的情调。在他的笔下，黄河奔腾万里，华山巍峨峥嵘，庐山雄伟多姿，荆门江水浩荡，长江碧波如练……那些优美的诗句不仅高度概括了这些风景的神采，而且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滋润着中国的诗歌，也锤炼着我们的语言。
李白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历代传颂，就在于他用浪漫的眼光来审视周围的事与物，在于他用饱满的热情书写着所见所闻，自然中充满豪放，雄奇中蕴藏着飘逸，想象中饱含着激情，字句中跳跃着灵性。
他善于运用想象和夸张，来塑造大气磅礴的艺术形象，形成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李白喜欢用开阔、宏大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宏伟的志向、豪迈的性格和傲岸的人格。他曾把自己比喻成叱咤风云的大鹏，也曾把自己比喻成高翔不群的凤凰、黄鹤。他与仙人为伍，与松柏为伴，在超凡脱俗的境界中，展现自己飘逸的性格。《梦游天姥吟留别》写明净的湖水，喷薄的日出，泉流轰鸣，电闪雷鸣，境界神奇；《将进酒》开篇便是黄河奔流，明镜白发，在宽广的空间和凝聚的时间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才能的自许。他写寒冷，“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他写朋友诺言，“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山川河流任意驱驰，浪漫夸张信手拈来。博大而辽阔的境界，是他建构意境的手段，也是他开阔胸襟的写照。
李白为了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常常借用神话、历史和梦境来抒写情感。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深受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对神仙生活充满着向往和期待；另一方面在于他浪漫不羁的才情，正与神话、梦境中的夸张、变形相契合。因而李白能充分调动想象，把个人的感受和历史、神话题材结合起来，让历史人物、神仙成为自己的写照和陪衬，从而塑造出光怪陆离、斑斓多彩的艺术境界。
李白是傲岸、真诚、豪迈、自信的。他的诗歌没有一丝做作，没有一丝矫饰。他兴高采烈时的眉飞色舞，他走投无路时的痛哭流涕，他对小人的厌恶，对朋友的真诚，都直率地写出，仿佛是对好友的倾诉。他与高山对话、与明月对饮，把一草一木作为朋友，倾注着自己的情感，从而使他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氛围和主观色彩。他常常用情感来组合意象，驱动诗歌的表述，看似腾挪跳跃，毫无逻辑，实则天衣无缝，自成佳篇，总给人一种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的感觉。正体现了盛唐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玲珑凑泊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