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南北朝的积淀和准备，到了初唐，仿佛春回大地，各种气质的诗人开始纷纷加入到诗歌的创作队伍中来：虞世南、上官仪等人的绮错婉媚，初唐四杰的刚健苍茫，沈佺期、宋之问的注重格律，陈子昂的标举兴寄，张若虚的诗情画意，王绩的闲淡疏豁。他们都从不同侧面完善了诗歌的艺术形式，扩大了表达空间，逐渐形成了开朗明丽的艺术气质，为盛唐诗歌的繁荣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到了玄宗开元年间，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抒写隐逸生活的情趣，表现安逸而宁静的人生理想；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抒写带有英雄情结的理想气概。与此同时，李白、杜甫等人也先后登上诗坛，他们不仅书写了盛唐士人浪漫自信的个性特征，反映了开元前后的时代气质，也广泛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形成了盛唐气象和诗国高潮。
一、初唐：姹紫嫣红的青春气息
初唐的一百年，诗歌逐渐从六朝纤巧艳丽、追求形式的单一风格中挣脱出来，开始形成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局面。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后，励精图治，从谏如流，招延文士，制礼作乐，开始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常和大臣们作诗唱和，《全唐诗》就录存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共九十八首。这位雄风盖世的皇帝，文治武功无与伦比，然而他的诗歌却仍然没有摆脱齐梁余风。虽有一些豪迈的句子，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①、“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②等，但多数诗歌还有轻艳柔靡的风气。这当然不能怪唐太宗李世民，而是历史积习使然。明代王世贞就说：“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明史·文苑传三·王世贞》）
在初唐，确实有些文人仍无法逃出宫体诗的创作传统。虞世南（558—638）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原本由陈朝入隋，隋亡后又做了唐的秘书监。他曾直谏唐太宗不要作宫体诗，但自己却不能摆脱宫体的束缚。他与徐陵曾精心编纂宫体诗，也作了许多应制、奉和、侍宴之作，其文辞典丽而缺少生气。《唐诗纪事》上说唐太宗曾与他唱和，他的诗风自然就不可避免受其影响了。
到了高宗时期，出现了另一位有名的诗人上官仪（约616—664），他在太宗时期就是宫廷诗人。高宗即位后，他做了秘书少监，一度官至宰相。一次，高宗试图废掉皇后武则天，上官仪起草诏书，于是武则天对他深恶痛绝。后来许敬宗就诬陷他和废太子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上官仪工于五言诗歌，风格“绮错婉媚”①。由于他官高位显，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模仿其创作，这些诗歌被称为“上官体”。“婉媚”是说他的诗风柔靡华美，而“绮错”则是指他所用的对偶工切，词汇错落，和谐整齐。上官仪为了写应制诗，进一步规范诗歌的对偶，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六对是总结词语的对偶。它包括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叠韵对，如徬徨对放旷；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八对侧重于诗句的对偶，包括正名对、同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和隔句对②。他的这些观点不仅总结了诗歌对仗的经验，也为律诗句式的完善作了铺垫。
武则天时期，著名的诗人有“文章四友”、沈佺期、宋之问、王绩等。
“文章四友”是指武后时期的四个宫廷诗人，即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他们身居高位，作品多是应制、奉和之作，所以文辞华丽，继续延续着齐梁余风。其中只有杜审言的文学成就较高。
杜审言（约646—702）才高而狂傲，颇为时人所嫉恨。当时苏味道为天官侍郎，职位比他高。他审理案件时，写了一篇判词，自己对其非常满意，就对人说：“要是苏味道看见我的判词写得那么好，一定会羞愧而死。”他对自己的才能也高度自信，还对别人说，论文章，屈原、宋玉只能当他的下属；论书法，王羲之应该当他的学生。后来他重病，宋之问等人去看望他，他说：“我活着，长久地压着你们也不好，现在我快要死了，只是遗憾没有看到谁能代替我。”杜审言早年在宫廷写过一些应制诗，这些诗的文学成就不高。而他的一些佳作正是创作于他离开京城以后。
渡湘江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沈佺期（约656—714）和宋之问（约656—712）人品不好。武后专权时，他们曾媚附其内宠张易之兄弟，常替他们代笔作诗。宋之问在张易之被杀后，投靠武三思，又谄媚太平公主。后来他又投靠了权盛一时的安乐公主。玄宗继位后，将他赐死。他们的作品多数是点缀升平，而在武后流放他们的过程中写过一些有实感的作品。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总结了六朝以来律诗的创作经验，“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确立了律诗的形式。
王绩（585—644）在隋曾任秘书省正字，入唐为大乐丞。他感觉自己怀才不遇，便弃官归隐，整天以酒为伴。其诗风朴素无华，如《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等作品。他的诗歌写景如画，冲淡萧散，不仅一改初唐诗风的积习，而且对五言律诗的成熟也有示范作用，开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
但真正扫荡齐梁余风、树立唐诗风貌的还是“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的诗歌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齐梁余风，但他们批判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①，提倡诗文革新。他们不仅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而且诗歌风格清峻，刚健有力，对初唐诗风起到了涤荡的作用。
王勃（649—676）的诗文成就在“四杰”之中是最高的，他自幼聪明过人，被人誉为神童。他十七岁就对策中第，做了朝散郎、沛王府修撰。后来沛王与英王玩斗鸡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鸡》，唐高宗认为不利于王子兄弟友好，遂把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就到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做了参军，因私藏了一个犯罪的官奴，待官府追索紧急时又擅自将其杀死，被革职。他的父亲也受牵连被贬到南海交趾（在今越南境内）。上元二年（675），王勃渡海到交趾去看望父亲，途中溺水而死，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早已名闻天下，而诗歌《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最为大家熟知的。这首诗写朋友离别，一改既往送别诗的凄凉伤感，而是洋溢着爽朗豪迈、乐观向上的精神，显示出少年才子昂扬奋发的神采。而且这首诗歌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初步形成了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为五律形式的成熟作出了贡献。
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包融合称“吴中四士”，他们也是初唐著名的诗人。特别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优美，将情感、景物、哲理熔于一炉，通过对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优美景致的描绘，抒写了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表现出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诗意思考。这篇诗作诗情缠绵曲折，韵律婉转悠扬，语言清新流畅。闻一多先生曾称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②。它还被誉为以“孤篇盖全唐”，成为唐诗的压卷之作。
此外，陈子昂不仅从理论上对齐梁诗风作了全面的批驳，为唐诗指出了健康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以他的创作彻底扭转了初唐诗歌徘徊前进的局面。
陈子昂（661—702）胸怀大志，才情横溢，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开始读书，几年之间就把经史百家各种书都读遍了。二十一岁到长安，谁也不认识他。一次，有一个人卖胡琴，要价百万，许多豪贵人物看来看去，不知道这把胡琴的好处，都不肯买。陈子昂突然对大家说：“这把胡琴我买了。”大家很惊讶。陈子昂又对大家说：“我最善于演奏这种乐器。”大家就纷纷请求陈子昂演奏一番。陈子昂说：“你们明天就到宣场里来听我演奏吧！”第二天等大家都到了，陈子昂捧起胡琴说：“我是蜀人陈子昂，写有百卷文章，刚来这京城，在这京城里没有人认识我。演奏胡琴是贱工干的事情，哪里值得我去留心呢？”说着就举起胡琴把它摔碎了，而把自己的文章送给到场的人。就这样，陈子昂巧妙地推销了自己，一天之内，名声就传遍了长安城，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就召他去做了书记①。后来陈子昂考中进士，武则天提拔他做了麟台正字、右拾遗。二十八岁时曾出征西北，三十六岁随武攸宜东征契丹，陈子昂多次请求去做先锋，可不但不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斥打击。陈子昂内心很郁懑，就写了《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等作品。三十八岁愤然辞官还乡，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陷害陈子昂。他入狱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二岁。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诗歌主张。他认为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缺乏高尚的思想情感和远大的理想精神。他主张诗歌应该继承建安风骨，要有充实的内容，刚健的气质，达到“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艺术境界。他还以自己的创作来实践自己的诗歌主张，如《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七首等，都全面体现了他的诗歌革新主张。这些诗歌常采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有的写遭逢不遇，有的讽刺弊政，有的歌唱理想，有的倾诉忧愤。其内容丰富而深刻，风格雄浑质朴。特别是他的《登幽州台歌》，时空交错，意境开阔，格调雄浑，苍凉悲壮，音节错落有致，语言质朴刚健。他的诗歌上承建安风骨，下开盛唐气象。杜甫曾称赞他“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②，韩愈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③。两者都肯定了陈子昂在扭转齐梁余风、开启盛唐气象方面作出的独特贡献。
二、盛唐：叱咤风云的开阔襟怀
经过了初唐一百年的积累和孕育，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的国力达到了鼎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们或向往隐逸，傲世独立，追求闲淡优雅的生活情趣；或追求功业，从军出塞，渴望在金戈铁马中施展才华。他们都用优美的诗篇记录下自己归隐或者出塞的所见所闻、生活经历和情绪感受，从而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这是盛唐前期诗坛绽放的两丛奇葩。
山水田园诗派主要描写秀丽的山水景色和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诗人们淡泊闲适的生活情趣。其风格清新疏淡，写景状物工细传神，多用五言律诗和绝句。这派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
孟浩然（689—740），早年在家乡襄阳隐居读书，为应举入仕作准备（图1-8）。他在开元初年，以襄阳为中心进行过一些漫游，到过湖南、扬州、宣城等地，秀美的自然风光不仅增长了他的见识，也陶冶了他的诗思。开元十二年（724），他到洛阳去求仕，在那里滞留两年，一无所获。开元十四年（726）夏末，他开始漫游吴越，在武昌与李白相识，然后乘舟经扬州回乡，此时李白写了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他惜别。开元十六年（728）冬，孟浩然再次到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结识了王昌龄、王维二人，三人一见如故。但他应举落第，未能考中原因很多。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王维一次邀请孟浩然到官署中，恰逢玄宗过来，孟浩然只好藏在床下，但已被玄宗看见，玄宗就让他出来，此时孟浩然便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其中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句。玄宗听后，很不高兴，说你没有求仕，怎么说我曾抛弃你，你为何诬陷我？玄宗遂让孟浩然回家了。
孟浩然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一直试图入仕施展抱负。先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试图荐举他，没有成功；四年后，他又到荆州长史张九龄处做从事。虽然这一段心情比较愉快，但一年后，他便因病辞职回家。开元二十七年（739），李白到襄阳去看孟浩然，作《赠孟浩然》，赞颂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该诗表达出李白对孟氏的敬慕之情。不久，王昌龄途经襄阳，也在孟浩然那里逗留。第二年，王昌龄路过襄阳又去见孟浩然，两人开怀畅饮，孟浩然旧病复发，遽然辞世，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以布衣终生，人品清高，诗品冲淡，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不仅李白说他“风流天下闻”，杜甫也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①。王维至襄阳，作《哭孟浩然》，又作《于浩然亭》，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怀念之情。
孟浩然的诗集在天宝年间由王士源编成，名字叫《孟浩然诗集》，共三卷，诗218首，收录了孟浩然大部分的田园诗。这些诗歌主要反映孟浩然隐居生活、旅途见闻，其形式多为五古和五律。他的山水诗意境多疏淡自然，情调略显空寂，代表作为《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等；田园诗冲淡平和，富于生活气息，如《过故人庄》等写安静的田园风光和愉悦的田家生活。《过故人庄》按时间顺序，写自己赴农家饮酒到告别一段情景。该诗层次分明，语淡味浓，浑然天成。
王维（701—761），精通音乐、绘画，长于书法，是盛唐文化陶冶出来的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图1-9）。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热衷仕进。开元九年（721）春，他就考中进士，任太乐丞。但不久由于其属下私自表演了专供皇帝观赏的黄狮子舞受到牵连，被贬到济州做司仓参军。十三年后，受张九龄的援引，他担任了右拾遗。但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专权，这对企图一展抱负的王维刺激很大。这年秋天，王维出使塞上，在凉州生活了将近一年，创作了一些有名的边塞诗，如《使至塞上》、《陇西行》、《观猎》、《送元二使安西》等。但到了天宝年间，王维对腐败的朝政逐渐失去了热情，遂居住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又在蓝田县辋川买了别墅，常和好友裴迪等人隐居于此，弹琴赋诗，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描写山水田园的诗作，如《渭川田家》、《终南山》、《山居秋暝》等。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长安陷落，王维被安史叛军俘虏，被囚禁在洛阳菩提寺。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苑中的凝碧池大宴群臣，命梨园乐工演奏，乐工皆哭泣。王维听说此事，作《凝碧池诗》抒发感伤之情。等唐军收复长安后，凡做过伪官的人，皆被定罪；但王维因为《凝碧池诗》得到宽恕，不仅免罪复官，还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但经过了这一变故，王维更加消沉。他每日退朝之后，就在家中念佛做善事，很少吟咏山水，其诗作成就也远不如以前。
王维虽然也有边塞诗作名世，但占其诗大半数的山水田园诗更能代表他的艺术成就和美学追求。他的田园诗，多写农家生活的淳朴，以抒发自己的归隐之情，如《渭川田家》等；他的山水诗，多描摹山水美景，表述清远优雅的美感，如《山居秋暝》、《终南山》等；他的禅悦小诗，多描绘幽冷、寂静的境界，表达自己的禅思，如《鸟鸣涧》、《鹿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