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的春天，诸葛安会走了。
这小子上个月还只会爬，一转眼就能扶着墙站起来了，站得摇摇晃晃的，像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苗。阿芷在院子里撒了一把豆子让他捡，他捡一颗往嘴里塞一颗，气得阿芷直拍他屁股。
“哥，你看你侄子，跟他爹一个德性。”阿芷一边拍孩子一边说。
诸葛均蹲在旁边，委屈巴巴的：“我怎么就这德性了？”
“你上次不也把生豆子往嘴里塞？”
“我那是尝尝咸淡。”
“生豆子有什么咸淡？”
“那我不也咽下去了吗？”
我坐在门口削竹简，听着他们拌嘴，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徐庶在旁边翻书，翻两页抬头看一眼院子里的热闹，又低头翻两页。
“孔明。”
“嗯。”
“你发现没有，这两年你笑的次数变多了。”
“有吗？”
“以前你一天都不带笑的，跟个木头似的。现在好歹像个活人了。”
我没接话。
他说得对。刚穿越那会儿，我满脑子都是“我是诸葛亮”“我知道历史”“我能改变什么”，心事重重，笑不出来。现在日子过久了，种地、读书、拌嘴、带侄子，反倒轻松了些。
不是不想那些事了，是想通了——急也没用。
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也总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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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崔州平带来一个消息。
“袁绍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复杂。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一种“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平静。
袁绍死在建安七年的夏天，这是史书上写着的。但现在是三月，消息传到荆州要一两个月，说明袁绍应该是年初就死了。
“袁绍一死，他那几个儿子要打起来了。”石韬说。
“打起来才好，”孟建说，“他们打起来，曹操就有时间各个击破。”
崔州平看向我：“孔明，你觉得袁绍那几个儿子，谁能赢？”
“谁也赢不了。”我说，“他们会一个一个被曹操吃掉。”
“这么肯定？”
“袁绍活着的时候都斗不过曹操，何况死了？”
几个人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这两年，他们习惯了。我说的话，十句里有七八句后来都应验了。一开始他们还追问“你怎么知道”，现在不问了——问了我也不说，说了也是“猜的”。
但崔州平今天不一样，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
“孔明，我在襄阳听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刘玄德在访贤。”
我心里一跳。
“访什么贤？”
“找人才。他在新野待了一年多，手下就关羽、张飞、赵云这几个人，缺个出谋划策的。最近到处打听荆州有没有名士，想请一个出山。”
“请到了吗？”
“没有。”崔州平摇头，“荆州的名士，看得上他的不多。有的嫌他出身低，有的嫌他兵少，有的干脆觉得他就是个克主的人——跟谁谁倒霉。”
这话说得不客气，但事实如此。
刘备从起兵到现在，跟过公孙瓒、跟过陶谦、跟过吕布、跟过曹操、跟过袁绍、现在跟刘表。每跟一个人，那个人要么死要么败。克主这名声，不是空穴来风。
“那你怎么看？”我问。
“我？”崔州平笑了笑，“我觉得他运气不好，不是克主。一个人能从河北跑到河南，从河南跑到荆州，十几年来不管多惨都不认输，这种人，不是一般人。”
我看了他一眼。
崔州平这人，平时嘻嘻哈哈的，但看人有一套。
“你说得对。”我说。
他走了之后，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徐庶端着茶出来，看我在发呆，把茶碗放在我手边。
“孔明，崔州平说的那个事，你怎么想？”
“什么事？”
“刘备访贤。”
“没什么想法。”
“你骗人。”
“我真没……”
“你每次说‘没什么想法’的时候，手指头会敲膝盖。”
我低头一看，右手食指和中指正在左膝盖上有节奏地敲着。
我把手放平了。
徐庶在我旁边坐下。
“孔明，你是不是在等一个人？”
“等谁？”
“等那个来敲门的人。”
我没说话。
“你别瞒我了，”他说，“你从三年前就不对劲。你说的话、做的事，都不像是一个在山沟里种地的人该有的。你好像在等什么——不，你好像在准备什么。”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把院子里的桑树叶吹得沙沙响。
“元直，”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敲这扇门，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徐庶愣了一下。
“走？去哪儿？”
“不知道。但肯定不会一直待在这儿。”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走我就走。”
“你娘呢？”
他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得更久。
“到时候再说。”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娘在北方，他在南方。走，意味着离娘更远；不走，意味着兄弟分离。
这个选择题，他现在做不了。
我也不想逼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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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的夏天，黄月英来了。
这回不是“走亲戚”，是她自己来的。
一个人，骑着头驴，后头跟着一个老仆。驴背上驮着两个包袱，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我到山口接她的时候，她正从驴背上往下爬，爬了一半，驴往前走了两步，她差点摔下来，一把薅住驴鬃毛才稳住。
“诸葛先生，你这山路也太难走了。”
“这又不是我修的。”
“你就不能修修？”
“我一个人怎么修？”
“你不是有徐元直吗？”
“他？他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黄月英终于从驴背上下来，拍了拍衣裳上的灰，抬头看我。
快一年没见，她瘦了点，也黑了点，但那双眼睛还是亮得不像话。
“你晒黑了。”我说。
“你也是。”她说，“上回见你还没这么黑。”
“种地的，哪有不黑的。”
“你不是读书人吗？”
“读书人也得吃饭。不种地，吃啥？”
她笑了，露出几颗白牙。
“你这人，说话越来越不讲究了。”
“跟你学的。”
“我可没教你这些。”
她让老仆把驴牵去拴好，自己拎着两个包袱进了院子。诸葛均正在院子里给诸葛安洗澡——其实就是拿盆水，把孩子放进去，让他自己扑腾。
黄月英路过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盆里的诸葛安。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
“你也觉得？”诸葛均抬头，“我媳妇说他像我，我还不太信。”
“像你。尤其是这鼻子，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诸葛均乐了，笑得见牙不见眼。
黄月英继续往里走，进了屋，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打开其中一个，拿出一卷竹简。
“给你带的。”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水经》。
不是《水经注》，是《水经》。东汉人写的，记载了全国一百多条河流的源头、流向、汇合处。这书我听说过，但没见过原本。
“你哪儿弄的？”
“我爹的藏书。他说你可能会用到。”
“用到？种地用？”
“你不是喜欢水利吗？”她坐下来，“上次你说，治水不能光堵，要疏。我就想，你可能需要看看这本书。”
我拿着竹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她就记住了。
还专门回去翻了书，找到了《水经》，给我带来了。
“谢了。”我说。
“不客气。”她打开第二个包袱，里面是几块布，“这是我自己织的，给你做件衣裳。你那件借的袍子我上回看了，袖子长了三寸，不好看。”
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袍子——徐庶那件，袖子确实还长着，我懒得挽了，就那么拖拉着。
“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
“上回你站起来的时候，我估了一下。”
估的。
就看了一眼，就估出来了。
“黄姑娘，”我说，“你上次说要回去想想，想好了吗？”
她正在收拾包袱的手顿了一下。
“想好了。”
“然后呢？”
“然后……”她把包袱系好，抬起头看着我，“我爹说得对，你有大才。跟着你，不会吃亏。”
“就这？”
“就这。你觉得不够？”
“不是不够，”我说，“是你说的理由，全是‘我爹说’。”
她看了我一眼。
“那我说我的理由——你这个人，虽然说话老气横秋、衣裳破破烂烂、住的房子漏风漏雨、种的地也不怎么样……”
“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你先听我说完。”她瞪了我一眼，“但你这个人，有一样东西别人没有。”
“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想做什么’，是‘在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
这个区别，我自己都没想过。
“想”是愿望，“做”是行动。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想”，只有少数人在“做”。
她说的不是“我有大才”，是我“在做”。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问。
“你种地不是随便种的，你翻地的时候会看土的颜色，你浇水的时候会看水的流向。你嘴上说‘种地吃饭’，但你种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在试——试什么土种什么合适，什么时候浇水最省力。”
她顿了顿。
“一个在种地上都这么较真的人，做别的事也不会含糊。”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诸葛安在盆里扑腾够了，被阿芷捞出来用布裹上，哭声震天。
诸葛均在旁边手忙脚乱地递尿布。
徐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茶碗，看热闹。
“黄姑娘，”他说，“你什么时候嫁过来？”
黄月英脸一红，但没躲。
“问你家孔明。”
徐庶转头看我。
“孔明，你什么时候娶？”
“你管得着吗？”
“我是你兄长，我怎么管不着？”
“你什么时候成我兄长了？”
“我比你大。”
“大几个月也算大？”
“大一天也是大。”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
黄月英在旁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诸葛先生，你这张嘴，也有说不过人的时候？”
“他今天是发挥失常。”徐庶替我说。
“你闭嘴。”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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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的秋天，诸葛亮——不对，是我——定亲了。
不是什么隆重的仪式，就是黄承彦来了一趟，带了两坛酒、一匹布、一对玉镯子，往桌上一放，说：“下聘了。”
我回了一对木梳——自己削的，花了我三天时间，削坏了四块木头才削出一对像样的。
黄承彦看了看木梳，点了点头。
“手艺还行。”
“就还行？”
“不然呢？你还指望我说巧夺天工？”
“那倒没有。”
“行了，”他把木梳收起来，“明年秋天成亲。地点就在你这儿，别去襄阳了，我这人不爱折腾。”
说完，他喝了碗茶，走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徐庶看着我，嘴角翘得能挂油瓶。
“恭喜恭喜。”
“你少来。”
“真的，恭喜。你终于有人要了。”
“我什么时候没人要了？”
“你自己心里没数？”
诸葛均抱着诸葛安过来，让孩子喊“伯母”——不对，还没过门，不能喊伯母。
“叫姑姑。”我说。
诸葛安张嘴：“哒。”
“不是哒，是姑——姑——”
“哒。”
“算了，”我把孩子接过来，“你爹教你教的什么玩意儿。”
诸葛安在我怀里待了三秒钟，开始哭。
我又把他塞回给诸葛均。
“这孩子不喜欢我。”我说。
“他不是不喜欢你，”阿芷走过来，把孩子接过去，“他是饿了。”
诸葛安一到阿芷怀里就不哭了，拱着脑袋找奶吃。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大家子人——诸葛均、阿芷、诸葛安、徐庶，还有刚定完亲的黄月英（她已经回去了），忽然觉得，这日子虽然穷，但热闹。
热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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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的冬天，徐庶收到第二封信。
还是他娘写的。
但这回，信不是“我很好，别惦记”了。
信上说，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袁绍的几个儿子死的死、逃的逃。徐庶的老家颍川，现在是曹操的地盘。
“曹操在颍川征粮征兵，”徐庶念着信，“各家各户都要出人出粮。咱家就我一个男丁，你不在，官府说要罚钱。”
他把信放下，脸色不太好。
“罚多少？”我问。
“没说数字，就说‘按律当罚’。”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我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曹操那人心眼小，我在荆州待了这么多年，他要是知道我在这儿，说不定……”
他没说下去。
但我知道他在怕什么。
他怕的不是罚钱，是曹操知道他“在荆州”。
荆州是刘表的地盘，刘表是曹操的敌人。一个“敌人地盘上”的人，老家在颍川——曹操会怎么对他？
轻则罚款，重则抓人。
“元直，你别急。”我说，“你娘既然能把信送来，说明人暂时没事。曹操刚平定河北，顾不上这些小事。”
“那以后呢？”
“以后……”我想了想，“以后再说。”
“你能不能别说‘以后再说’？每次你说这四个字，我就觉得你在瞒我什么。”
我没接话。
因为我确实在瞒他。
我知道曹操迟早会南下荆州，到那时候，徐庶的母亲就会被抓，作为要挟徐庶的筹码。然后徐庶就会离开刘备，去曹操那边。
但这个“以后”，还有好几年。
现在说了，除了让他焦虑，什么用也没有。
“元直，”我说，“你信我一句话。”
“什么话？”
“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决定，我都不会怪你。”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孔明，你是不是又知道什么了？”
“没有。”
“你骗人。”
“这次真没有。”
“你手指头在敲膝盖。”
我低头一看——又在敲。
我把手塞进袖子里。
“你这个人，”徐庶叹了口气，“迟早有一天，要把我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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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的除夕，是我在隆中度过的第五个除夕。
诸葛均杀了一只鸡，阿芷蒸了一锅馒头，徐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坛酒，说是“三年的陈酿”。
我尝了一口，是三年的，但可能是三年前酿的劣酒，又酸又涩。
“这酒不行。”我说。
“有的喝就不错了。”徐庶说。
“就是，”诸葛均附和，“哥你别挑三拣四的。”
“我挑了吗？我就说不行。”
“你那不是挑是什么？”
“评价。”
“评价和挑有什么区别？”
“评价是客观的，挑是主观的。”
“你说人话。”
“我说这酒不好喝。”
“那你别喝了。”
“我没说不喝。”
我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酸涩的味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不好喝，但够劲。
窗外飘起了雪。
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院子里的桑树上，沙沙响。
诸葛安已经睡了，阿芷在屋里哄他。诸葛均喝了两碗酒，脸红得像关公，靠在墙上打盹。
徐庶端着酒碗，看着窗外的雪发呆。
“孔明。”
“嗯。”
“你说，这雪，荆州下，北方也下吧？”
“都下。”
“我娘那儿，应该也下雪了。”
“嗯。”
“她一个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帮她扫雪。”
我没说话。
“我娘那个人，闲不住。下雪天也要扫院子，扫完院子扫门口，扫完门口扫巷子。每次扫完都腰疼，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我说她她也不听。”
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我给他倒了碗酒。
“喝吧。”
他一口气灌下去，辣得直咧嘴。
“这酒真难喝。”
“你刚才还说有的喝就不错了。”
“那是刚才。”
“现在呢？”
“现在我想喝好酒。”
“没钱。”
“你什么时候能有钱？”
“等我不种地的时候。”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
“快了。”
徐庶看了我一眼。
“快了？你要去做什么？”
“不知道。但不会一直种地。”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院子里的桑树枝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
我端着酒碗，看着那些雪。
建安七年，过去了。
建安八年，要来了。
离“三顾茅庐”，还有四年。
离赤壁之战，还有五年。
离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还有好多年。
但时间这东西，过得比你想象的快。
快到你还没准备好，历史就撞上门来了。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