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惊雷

建安五年的春天,是被一匹快马撞开的。

那天我正蹲在地里给豆苗松土,徐庶在旁边帮我递水壶——对,他不干活了,改递水壶了。自从去年冬天我摔了脚,他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地里的活他干不了,但后勤保障他来。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干活,他看着。

“孔明,你说这豆子什么时候能收?”

“六月。”

“那还有三个月。”

“嗯。”

“三个月挺久的。”

“嗯。”

“你就不能多说一个字?”

“能。”

徐庶把水壶往地上一放,不说话了。

我继续松土。这豆子种下去快一个月了,苗长得还行,就是杂草太多。除草这活儿不能急,得一棵一棵来,急了你把豆苗也拔了。

正拔着,远处传来马蹄声。

稀罕。

隆中这地方,一年到头听不到几声马蹄。来这儿的人不是走路就是坐牛车,骑马的都是有急事的。

我直起腰,手搭凉棚往山路上看。

一匹马,枣红色,跑得满身是汗。马上的人穿着短褐,不是军服,但腰间别着刀。那人到了草庐门口,翻身下马,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进去了。

“谁啊?”徐庶皱眉。

“不知道。”我放下锄头,“走,回去看看。”

我们走回草庐的时候,那人已经坐在院子里了。诸葛均给他倒了碗水,他一口气灌下去,抹了把嘴。

“哪位是诸葛孔明?”

“我是。”我走过去。

那人上下打量我,大概觉得我太年轻了,愣了一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牍递过来。

“司马先生让我送来的。”

司马先生?司马徽?

我接过木牍,上面刻着几行字。司马徽的字很好认,笔划圆润但不失筋骨,跟他这个人一样——看着温和,其实不好惹。

“孔明,官渡之战已起,袁曹相持于官渡。曹操兵少粮缺,形势危急。若曹操败,则北方尽归袁绍,荆州危矣。足下有何高见?速来襄阳一叙。——徽。”

我拿着木牍,手没抖,但心里抖了一下。

官渡之战。

公元200年。

曹操对袁绍。

这场仗在史书上写了快两千年,从“曹操兵不满万”到“乌巢烧粮”,每一个细节都被分析了无数遍。我知道结果——曹操赢,袁绍输。

但司马徽不知道。他只知道现在“曹操兵少粮缺,形势危急”。他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败亡的曹操,和一个即将统一北方的袁绍。

所以他急了。

“送信的人呢?”我问。

“走了。”诸葛均说,“放下碗就走了,说还要去别处送信。”

我拿着木牍走进屋,徐庶跟了进来。

“司马徽叫你去襄阳?”

“嗯。”

“去吗?”

我想了想。

去,当然去。不是因为我有“高见”,是因为我想见见司马徽,想见见庞德公,想见见那些“荆州名士”。这些人,我在史书上读过无数遍,但一个都没见过真人。

而且,我有个想法——也许我能通过他们,改变点什么。

很小的事也行。

“去。”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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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城离隆中不远,走快点一天就到。

我没走快。我骑的是诸葛均那头毛驴,毛驴走不快,我也不急。

路上遇到不少往南边逃难的人,拖家带口的,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挑着担子,还有的什么也没有,就背个包袱,一步一步地走。

“老人家,”我拦住一个挑担子的老汉,“你们从哪儿来?”

“颍川。”老汉放下担子,喘了口气,“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仗,兵荒马乱的,待不下去了。”

“曹操和袁绍打,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老汉瞪了我一眼,“大军过境,粮草要从老百姓身上出。今天来一拨人征粮,明天来一拨人拉夫。不走?不走命都没了。”

我沉默了。

读历史的时候,“官渡之战”四个字,背后是几万人的伤亡、几十万人的流离。但当你真正站在“流离”的人面前,那些数字就变成了一张张具体的脸。

“老人家,”我说,“您要去哪儿?”

“襄阳。听说刘表在荆州招揽流民,去了能给口饭吃。”

“那您快走吧。”

老汉挑起担子走了几步,又回头:“后生,你也别往北边去了。这仗打起来,谁知道谁赢?”

“我去襄阳。”

“那还好。”他点点头,走了。

徐庶骑着另一头毛驴——对,两头毛驴,都是借的——跟在我后面,一直没说话。

“元直。”

“嗯。”

“你说,打仗是为了什么?”

“为了赢。”

“赢了之后呢?”

“赢了之后就……”他想了想,说不下去了。

“赢了之后,还是打仗。”我说,“曹操赢了打袁绍,袁绍赢了打曹操。打完了北方打南方,打完了南方打西方。打到最后,人死光了,仗就不打了。”

徐庶看了我一眼:“孔明,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丧?”

“不是丧,”我说,“是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这条路走到最后的样子。”

他没再问。

毛驴慢吞吞地走着,山路两边的树绿得发亮。春天快过去了,夏天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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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城比我想象的大。

不是“大”,是“乱”。城里到处是人,操着各种口音——颍川的、汝南的、南阳的,甚至还有从更北边来的。刘表在荆州经营了十几年,中原一乱,四面八方的流民都往这儿涌。

司马徽住在城西的一条巷子里,不大,但收拾得干净。门口种着两棵槐树,树冠撑开,遮了一大片阴凉。

我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了两辆牛车、三匹马。

“来的人不少。”徐庶说。

“名士聚会嘛,谁不想来?”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少年,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袍子,看着像是司马徽的学生或者子侄。

“先生是?”

“琅琊诸葛亮,应司马先生之约。”

少年眼睛一亮:“你就是卧龙?”

我一愣。

卧龙。

这个称呼,在建安五年就已经有人叫了吗?我还以为要等到司马徽跟刘备说“卧龙凤雏”的时候才有。

“不敢当。”我说。

“先生请进。”少年侧身让路,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眼神里带着好奇。

院子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司马徽坐在正中间,还是那副私塾先生的模样,花白胡子,瘦高个。旁边坐着一个胖老头,圆脸,大肚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庞德公。

我认出了他。不是因为他长得像史书上的画像——史书上没画像。是因为司马徽跟他说话的姿态,带着一种“只有老友之间才有的随便”。

“孔明来了。”司马徽站起来,朝我招手,“过来过来,给你介绍几位前辈。”

我走过去,依次行礼。

庞德公,襄阳人,名士中的名士。他点评过的人,身价能翻十倍。史书上说他“知人”,其实就是“造星”能力一流。

旁边坐着的是他的侄子庞统,十八九岁,长相……怎么说呢,史书上说他“少时朴钝,未有识者”,翻译成人话就是: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但我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是刘备的军师,与诸葛亮齐名,“凤雏”。

庞统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没说话。

我没在意,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傲,是社恐。

再旁边坐着的是蒯祺,蒯良、蒯越的族弟,长得一脸精明,眼神跟钩子似的,看人像是在估价。

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都是荆州本地的名士或者官员。

“人都到齐了。”司马徽拍了拍手,“今天请各位来,是为了官渡之战的事。”

他扫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

“孔明,你先说。你的回信我看了,你说‘曹操必胜,袁绍必败’。在场的人,你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

几道目光同时射过来。

有好奇的,有不屑的,有觉得好笑的。

我深吸一口气。

来了。

“我说曹操必胜,不是因为曹操强,是因为袁绍弱。”我开口。

“袁绍坐拥四州,兵精粮足,你说他弱?”蒯祺第一个发难。

“兵多不代表强,粮足不代表赢。”我说,“打仗打的是人心,是决断,是用人。袁绍手下谋士多,但互相倾轧;武将勇,但各自为政。反观曹操,荀彧、郭嘉、程昱、刘晔,每一个都能尽其才。”

“你凭什么说袁绍的谋士互相倾轧?”蒯祺不依不饶,“你又没见过他们。”

“我没见过他们,但我见过他们的手笔。”我说,“审配收受贿赂,逢纪暗中使绊,郭图挑拨离间,许攸贪婪无度。这些人凑在一起,能成什么事?”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庞德公端起茶碗,遮住了半张脸,但眼睛在笑。

司马徽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写着“你小子胆子不小”。

蒯祺脸色不太好看,但没再追问。

庞统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你说袁绍必败,那曹操什么时候赢?”

“今年冬天之前。”我说。

又是一阵沉默。

现在是初夏,离冬天还有大半年。我说“今年冬天之前”,等于赌曹操能在半年内结束这场战争。

但在史书上,官渡之战确实是建安五年的冬天结束的——十月乌巢烧粮,十一月袁绍败退。

我知道结果,但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

“好。”司马徽打破沉默,“那就等到冬天,看看孔明说得对不对。”

他端起茶碗,朝我举了举。

“孔明,你要是说对了,以后你就是我水镜先生的朋友。说错了——”

“说错了,我请今天在座所有人喝酒。”

庞德公第一个笑了,笑得肚子上的肉直颤。

“好!这酒我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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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散了之后,司马徽留我喝茶。

这回是真茶,不是徐庶煮的姜茶。茶汤清亮,入口有点苦,但回甘很快。

“孔明,”司马徽放下茶碗,“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听谁说的?”

“自己想的。”

“你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出茅庐,就能把袁绍手下那些人看得这么透?”

“读史嘛。”我说,“董卓乱政以来,诸侯混战,谁是什么样的人,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司马徽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孔明,我问你一个问题。”

“先生请讲。”

“你觉得,刘表这个人,怎么样?”

我想了想。

刘表是荆州牧,司马徽在他地盘上住着,这话不能乱说。但司马徽问我,就是想听真话。

“守成之主。”我说。

“怎么讲?”

“他有治州之才,无争天下之志。荆州在他手里,可以保一方太平。但若天下大变,荆州必失。”

司马徽沉默了很久。

“你也这么看?”他说。

“也?”我一愣,“还有谁这么说?”

他没回答,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

“孔明,你这个人,不出山可惜了。”

“出山?”我笑了笑,“出山给谁?”

“给该给的人。”

“谁是该给的人?”

司马徽放下茶碗,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又是这句话。

上次他说“也许过几年,会有人来找你”,我问“谁”,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次又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老头,说话比我还爱留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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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襄阳回来的路上,徐庶一直没怎么说话。

毛驴慢悠悠地走着,山路两边的树影从我们身上滑过去。

“元直,你怎么了?”

“孔明,”他说,“你在司马徽面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太冒险了?”

“怎么冒险?”

“你说曹操必胜。万一曹操输了呢?那些人会怎么看你?”

“曹操不会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徐庶叹了口气:“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让我害怕。”

“怕什么?”

“怕你说的话,都会变成真的。”

我没接话。

因为我知道,我确实都会说对。

但“说对”有什么用?

史书上早就写好了。我不过是提前把答案说出来而已。

就像一场考试,你提前拿到了答案,但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你只是知道答案,不是出题的人。

毛驴走得很慢,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一片。

“元直。”

“嗯。”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你会去哪儿?”

徐庶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是说如果。”

他想了想:“如果真要离开,我可能会回北方。我娘还在老家。”

我心里一紧。

徐庶的母亲。

就是那个让徐庶离开刘备的女人。

“你娘还好吗?”我问。

“不知道。”他低下头,“上次托人带信回去,没收到回信。也不知道是没收到,还是……”

他没说下去。

我想告诉他,你娘会没事的,但你会因为她在曹操手里,不得不离开刘备。我想告诉他,你走的那天,刘备没拦你,我也没拦你,因为谁都不能拦。

但我不能说。

说了又能怎样?他能不离开吗?母亲在敌人手里,他不去,就是不孝。这个时代,“孝”字比天还大。

“你娘会没事的。”我说。

徐庶看了我一眼:“你又知道了?”

“猜的。”

他没再问了。

毛驴继续走,山路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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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的夏天,热得不像话。

隆中这地方,夏天本来不热,但那年邪了门,太阳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地里的豆苗蔫了一半,我每天天不亮就去浇水,浇到日上三竿才回来,衣裳湿得能拧出水。

诸葛均和阿芷的小日子过得倒是滋润。阿芷这姑娘能干,不光会做饭洗衣,还会织布。她用诸葛均从集市上买回来的麻线,织了几匹布,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

徐庶穿上新衣裳,在院子里转了两圈,问:“好看吗?”

“好看。”我说,“就是袖子短了点。”

“我胳膊长。”

“你胳膊长你怪谁?”

“诸葛亮你嘴能不能别这么欠?”

阿芷在旁边笑,笑得两个酒窝深深的。

诸葛均也跟着笑,笑得像个傻子。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没有打仗,没有死人,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就种地,读书,喝茶,拌嘴。

但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官渡之战的消息,七月传到了荆州。

不是好消息。

“曹操快撑不住了。”崔州平带来消息的时候,脸色铁青,“粮草快断了,兵也打没了。袁绍那边虽然也损了不少人,但底子厚,耗得起。”

石韬问:“那岂不是曹操要输?”

“不好说。”崔州平摇头,“曹操这个人,不能用常理判断。”

几个人又看向我。

“孔明,你说呢?”

“我说了,曹操会赢。”

“可是……”

“没有可是。”我说,“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十月。”

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十月”。

我没解释。

因为解释不了。

总不能让说“因为十月袁绍的粮草会烧在乌巢”吧?

“那就等。”徐庶说,“反正也没别的办法。”

“你不急?”崔州平问他。

“急有什么用?”徐庶摊手,“我又不能去官渡帮曹操打仗。”

崔州平被他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那天的讨论,没什么结果。

但我注意到,庞统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没打招呼,就那么出现在草庐门口,像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猫。

“庞先生?”我愣了一下。

“叫我士元就行。”他走进院子,四下看了看,“你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还破。”

“……谢谢夸奖。”

“不客气。”

徐庶去煮茶,庞统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坡发呆。

“孔明。”

“嗯。”

“你在司马徽那儿说的话,我回去想了很久。”

“想什么?”

“想你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我坐到他对面。

“你觉得是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但你这个人,不像是在‘猜’。”

“那像什么?”

“像是……已经看过了。”

我心里一跳。

庞统。

这个人,史书上写他“雅好人流”,就是喜欢评价人物。但他最厉害的不是评价,是看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看过了吗?”他问。

我沉默了很久。

“如果我告诉你,我看过了呢?”

庞统没问“你怎么看的”,也没问“你看到了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说:“那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以后,会怎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庞统的以后。

入蜀,献计,攻城,然后……死在落凤坡。三十六岁。

“你会做大事。”我说,“很大的事。”

“然后呢?”

“然后……”我顿了顿,“你会留名青史。”

他没追问“然后”之后的“然后”。

“够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衣裳,“留名青史,够了。”

他走了。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上。

徐庶端着茶出来,看到人已经走了,愣了一下。

“走了?”

“走了。”

“聊什么了?”

“聊了聊以后。”

“你的以后还是他的以后?”

“都是。”

徐庶把茶放下,坐到我旁边。

“孔明,你有时候说话,真的像是一个已经活过一辈子的人。”

我没接话。

因为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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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的秋天,过得特别慢。

地里的豆子收了,收成不好,旱的。但够吃,加上阿芷织布换的粮食,冬天饿不着。

诸葛均的媳妇怀孕了,阿芷吐得厉害,闻不得油腥味。诸葛均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蹲在厨房门口发呆。

“你别蹲着了,”我说,“去山上采点酸枣,孕妇爱吃酸的。”

“什么是酸枣?”

“就是……山上那棵带刺的树上结的红果子。”

“那棵带刺的?我上次被扎了三天!”

“那你让你哥去。”徐庶在旁边幸灾乐祸。

诸葛均看看我,又看看徐庶,最后还是去了。回来的时候手被扎了好几个口子,但摘了一兜酸枣。

阿芷吃了两颗,吐了。

“嫂子,不好吃?”诸葛均急了。

“不是不好吃,”阿芷擦了擦嘴,“是吃了更想吐。”

诸葛均:“……”

我忍住笑:“没事,过阵子就好了。”

“孔明,”徐庶凑过来,“你一个没成亲的人,怎么懂这些?”

“我看书上写的。”

“什么书?”

“《妇人良方》。”

“那是什么书?我怎么没听过?”

“你读书少,没听过正常。”

“诸葛亮你是不是想打架?”

日子就这么过着。

平淡,琐碎,但踏实。

直到十月的一天。

一匹快马从北边来,马蹄声踩碎了隆中的平静。

信使是司马徽的人,送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

“曹操火烧乌巢,袁绍大败。”

我拿着那块木牍,看了三遍。

不意外。

但徐庶、崔州平、石韬、孟建四个人围着我,个个瞪大了眼睛。

“曹操赢了?”崔州平声音都在抖。

“赢了。”

“你说对了?”

“嗯。”

“你三个月前就说曹操会赢,你三个月前就知道?”

“我说了,曹操必胜。”

四个人同时沉默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是“这人有点狂”,现在是“这人有点邪”。

“孔明,”徐庶第一个开口,“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了,袁绍不会用人。”

“你三个月前就知道袁绍的粮草会烧?”

“我不知道粮草会烧,但我知道袁绍会输。”我说,“输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结果只有一个。”

崔州平摇头:“孔明,你这个解释,我不信。”

“你不信也没办法,”我说,“事实就是这样。”

他没再追问,但那眼神里写满了“你这个人有问题”。

我知道。

我确实有问题。

我的问题在于——我知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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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的冬天,司马徽又来了封信。

这次不是叫我去襄阳,是告诉我一件事——刘备到荆州了。

“刘玄德为曹操所败,投奔刘表,表以上宾待之,使屯新野。”

我拿着那封信,手在微微发抖。

刘备。

来了。

按照历史,刘备到荆州是建安六年。现在是建安五年的冬天,他又早到了。

历史在加速。

还是说,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记错了?

不,我论文里写的是建安六年。

又变了。

就像黄承彦早来了两年,赵诚还是死了但死法不同,现在刘备也早到了。

历史的大方向没变,但细节在变。

我在改变它。

虽然每次都是很小的事,但确实在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能改变更多?

还是意味着——历史会自己“修正”回去?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刘备来了。

那个“三顾茅庐”的人,来了。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北边的方向。

风很大,吹得衣袍猎猎作响。

徐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

“孔明,你在看什么?”

“看北方。”

“北方有什么?”

“有一个人。”

“谁?”

我沉默了一会儿。

“一个卖草鞋的。”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