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生那边有消息吗？”山本一郎问。
“还没有。”小野看了看墙上的钟，“他答应三天内给答复，现在才过去一天。不过据我们的人报告，今天下午林慕白去了徐公馆，待了两个小时。之后徐立钧开始收拾行李，看样子准备离开上海。”
“要跑？”山本眯起眼睛。
“可能是林慕白安排的。”小野分析，“徐立钧知道太多秘密，林慕白不会留他在上海。送走他，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控制他，人在香港，就永远是个把柄。”
山本点点头：“这个林慕白，手段倒是老练。”
“所以更值得争取。”小野说，“山本桑，我建议明天派人直接接触林慕白，绕过杜国生。杜国生这种江湖人物，终究上不了台面。我们要的是能真正在金融界立足的代理人，不是地痞流氓。”
“直接接触……”山本沉吟，“以什么名义？”
“正金银行愿意成为华兴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小野早有准备，“我们可以出资五十万日元，换取30%的股权，不要求控股权，只要求董事会席位和部分业务的合作权。这个条件，比之前那份协议宽松得多，他应该会考虑。”
“如果他拒绝呢？”
小野的眼神冷了下来：“那就让他知道，在上海，拒绝正金银行的好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山本看着烛火跳跃的影子，许久，终于点头。
“你去安排。但记住，先礼后兵。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上海现在国际视线集中，闹大了不好收拾。”
“明白。”
小野起身，躬身行礼，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山本独自坐在房间里，继续拨弄念珠。
窗外雨声渐沥，他的思绪飘得很远。
五年前他刚来上海时，这座城市还是远东的巴黎，繁华得令人目眩。外滩的银行大楼鳞次栉比，南京路的霓虹灯彻夜不熄，各国商船在黄浦江上川流不息。
那时候他想，这样的城市，应该属于大日本帝国。
五年过去了，他离这个目标近了一些，但又好像更远了。
中国人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软弱可欺，那些银行家、商人、甚至帮会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
而新出现的这个林慕白，像一颗突然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
山本忽然有种预感——这个人，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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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四川路华兴银行大楼。
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还亮着灯。
徐世杰趴在办公桌上，面前摊开着一堆账本。
他的眼镜滑到了鼻尖，头发凌乱，西装外套随意搭在椅背上，衬衫袖口卷到了手肘。
他已经这样工作六个小时了。
从下午送走林慕白开始，他就把自己关在这间办公室里，一份一份地核对贷款档案。
有些档案缺失，他要凭记忆补全；有些抵押物估值虚高，他要重新评估；还有些根本就是假贷款，他要标记出来，准备核销。
这是项枯燥到极致的工作，但他做得异常认真。
因为这是他的救赎。
对父亲的救赎，对银行的救赎，也是对自己的救赎。
他还记得三年前从法国回来时的情景。
那时候他意气风发，带着巴黎大学金融管理系的文凭，满脑子都是现代银行管理的理念。他以为可以帮父亲把华兴银行打造成真正的现代银行，可以与外资银行一较高下。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父亲嘲笑他的理念不切实际，那些老员工排挤他这个洋学生，银行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日本人手中。
他提出的每一个改革建议都被驳回，每一次尝试都被阻挠。
最后，他心灰意冷，在霞飞路开了那家咖啡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的金融梦。
在那里，他聚集了一批有理想但不得志的年轻人，他们讨论经济，讨论时局，讨论中国的未来。
那是逃避，也是反抗。
直到林慕白的出现。
这个从香港来的年轻人，用最直接的方式撕开了华兴银行光鲜外表下的脓疮，然后告诉他：你可以和我一起，把它治好。
徐世杰放下钢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
桌角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父亲十年前的合影。那时候父亲还不老，头发乌黑，腰板挺直，搂着他的肩膀，笑容里满是骄傲。
是什么让父亲变成了现在这样？
是贪婪吗？是软弱吗？还是这个时代本身，把人都逼成了鬼？
徐世杰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做什么，徐家三代人积累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而父亲晚年的名声，将只剩下“汉奸”两个字。
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徐世杰抬起头，看见李文渊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上面放着两杯咖啡。
“徐先生，还没休息？”李文渊把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我刚煮的，提提神。”
“谢谢。”徐世杰接过咖啡，温度透过瓷杯传到掌心，“李会计师不也没休息？”
“习惯了。”李文渊在对面坐下，摘下眼镜擦了擦，“做审计这行，熬夜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为了赶报告，连续三天不睡也是有的。”
徐世杰打量这位香港来的会计师。
四十岁左右，相貌平平，但眼神专注，做事一丝不苟。
这三天接触下来，他发现李文渊的专业能力极强，而且有一种老派人的认真，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李会计师跟林先生很久了？”徐世杰问。
“不算久，一个多月。”李文渊说。
“那您觉得……林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让李文渊沉默了一会儿。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才缓缓说：“徐先生，我跟过很多人。精明的、狡猾的、谨慎的、冒险的，都有。但林先生……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好像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李文渊斟酌着措辞，“比如这次收购华兴银行，所有人都觉得是接了个烂摊子，包括我。但他不这么看，他能从一堆坏账里，看到这家银行真正的价值——牌照、网点、客户关系，还有……时机。”
“时机？”
“对。”李文渊点头，“他说现在是中国银行业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坏是因为乱，好也是因为乱。乱中取胜，才能奠定未来三十年的格局。”
徐世杰心中一动。
这话，和林慕白在茶馆里说的如出一辙。
“那您相信他能成功吗？”
李文渊笑了，那是一种很复杂的笑容，有敬佩，有担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徐先生，我跟你说件事。”他压低声音，“一个月前，林先生还是个只会赛马泡舞厅的纨绔。有一天他从马场摔下来，昏迷了两天。醒来后，就像换了个人。”
“换了个人？”
“对。”李文渊说，“他突然懂金融，懂经济，懂国际局势。一个月时间，在香港汇丰赚了一百多万美元。林家上下都说他是开了天窍，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徐世杰愣住了。
这个故事太离奇，离奇得不像真的。
但李文渊的表情告诉他，这是真的。
“所以您觉得……”
“我觉得，林先生身上有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李文渊重新戴上眼镜，“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是真心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跟着这样的人，辛苦，危险，但值得。”
说完，他站起身：“徐先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您也是。”
李文渊离开后，徐世杰重新拿起那张老照片。
照片里的父亲正对他微笑。
“父亲，”他轻声说，“您选错了路。现在，让我来选一次。”
窗外，雨渐渐小了。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