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象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出生在俄国，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们一家人被迫逃离圣彼得堡。纳博科夫自幼精通英语、俄语和法语，并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学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纳博科夫住在柏林，使用V. 西林（V. Sirin）作为笔名出版了他最早期的一批用俄语写作的书籍。他和他的妻子薇拉（犹太人）从纳粹德国一路流亡，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去了美国。1941年，纳博科夫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在美国出版。随着1955年那部备受争议的小说——《洛丽塔》（Lolita）的畅销，纳博科夫一举成名。他的作品通常包含奇幻和怪诞的元素，例如《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微暗的火》（Pale Fire）和《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Ada or Ardor: A Family Chronicle）。《符号与象征》（“Signs and Symbols”）于1948年首次刊载在《纽约客》杂志上。在1951年写给他的编辑凯瑟琳·怀特（Katherine White）的一封信中，纳博科夫抱怨说，被编辑拒稿的其中一篇短篇就像《符号与象征》一样，是那种“将第二条主要故事线编织进或者说隐藏在表面半透明的故事中”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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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四年来第四次面临同一个难题：给一个精神错乱到无可救药的年轻人送一件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他倒是没有任何要求。人造的东西在他看来要么是邪恶的蜂巢，上面充满了只有他能看出来的邪恶行为；要么就是粗俗的享受，而在他那个抽象的世界里享受是毫无用处的。在排除了一大堆有可能气着他或者吓着他的东西（比如小玩意儿之类，都属禁忌）之后，他的父母挑选了一件精致而又无害的礼物：一只篮子，里面装有十个小罐，小罐里装着十种不同的果冻。

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结婚多年，到如今又过了二十年，他们都垂垂老矣。她的浅褐色头发已经灰白，胡乱收拾起来，身上穿着廉价的黑色连衣裙。她和同龄的女人不一样（比如索尔太太，他们家的隔壁邻居，脸上涂脂抹粉，搞得红里透紫，从小溪边采来一簇花儿当帽子戴），总是对着喜欢在人脸上挑毛病的明媚春光展露出一副毫不掩饰的苍白面容。她丈夫在故国曾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如今生活却全靠他兄弟艾萨克接济。这个兄弟到美国差不多四十年了，算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们很少能见到他，常戏称他为“王子”。

那个星期五，他们儿子生日的那天，事事都不顺。地铁列车在两站之间失去了它赖以运行的电流，在一刻钟的时间里，人们什么都听不见，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尽职尽责地跳动，再就是报纸唰啦唰啦地响。坐完地铁还得坐公共汽车，他们在街角等了很久。等晚点的车终于来了，里面挤满了叽叽喳喳的中学生。他们刚走上通往疗养院的褐色小路，便下起了瓢泼大雨。到了疗养院，又等了好久。平时他们的儿子会拖着脚步走进屋（他可怜的脸上长满了乱糟糟的粉刺，胡子没有刮干净，沉着脸，神情困惑），这一回却不见他来，等到最后，一位他们认识却不喜欢的护士过来对他们直言相告，说他又一次企图自杀。他现在还好，她说，不过探访可能会打扰他。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少得可怜，东西很容易放错、搞混，所以他们决定不把礼物留在办公室里，等下次来时再带给他。

走出疗养院大楼，她等着丈夫撑开雨伞，然后挽住他的手臂。他不停地清喉咙，他心烦意乱时总是这样。他们走到街道另一边的公共汽车站的雨棚底下，他收起了雨伞。几步开外，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滴着雨珠，树底下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正在一处水坑里绝望地扑腾着。

公共汽车开到地铁站的路程很长，一路上她和丈夫谁也没说一句话。他那双苍老的手（青筋鼓胀，手背上满是褐色的斑）紧握着伞把，抽搐着，她每瞥一眼，就觉得泪水在给眼睛加压。她赶紧扭头，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这时她看到一幅景象，打动了她的柔肠，让她对此又怜悯又好奇：原来乘客中有一位，是个女孩，一头黑发，肮脏的脚指甲涂成了红色，正伏在一个年岁大些的女人肩头哭泣。那个女人长得像谁？很像丽贝卡·鲍里索夫娜，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索洛韦伊奇克的人——那是好多年以前发生在明斯克的事。

上一次他们的儿子企图自杀时用的方法，用医生的话说，简直是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要不是一个心怀嫉妒的病友以为他要学飞行而及时阻止了他，他就成功了。其实他真正想做的只是要在他的世界里撕开一个洞，逃出去。

一家科学月刊曾经登过一篇论述详尽的论文，主题就是他那错乱的精神系统，疗养院的医生给他们看过了。不过在此之前，她和她丈夫已经摸索着想了很久了。论文作者把它称为“指涉狂”。这种病症很少见，患者发病时会想象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隐隐指涉他的个性人格和生存状况。他把真实的人排除在他的妄想之外，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要聪明得多。不论他走到哪里，可感知的自然现象都如影随形。他盯着天上的云彩看，一朵连一朵都在通过符号缓慢地传达与他有关的信息，其详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每当夜幕降临，黑漆漆的树林像在打着手势用手语讨论他内心深处的种种想法。小卵石、污点或斑驳的阳光，会形成信息模式，以某种可怕的方式表达着他必须截取的各种信号。每一样东西都是密码，他则是每一样东西的主题。打探他秘密的间谍中，有些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比如各种玻璃表面、平静的水池等；有些像商店橱窗里的衣服，就是心怀偏见的证人，一心要将他用私刑处死；还有别的一些（如流水、暴风雨），也是歇斯底里、几近疯狂，对他抱有扭曲的看法，还肆意曲解他的行为。他必须保护自己，常备不懈，把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板块都用来破解事物曲曲折折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都是经过索引编目，归档存放的。他制造出的影响要是只限于他周围的环境倒也罢了，可说来悲哀，并非如此！他的疯名如滔滔洪水，流得越远，就越顺畅，水势也越大。他血液中的血球轮廓放大了百万倍，掠过大漠平原；在更远处，坚硬无比、高耸入云的群山用花岗岩和叹息的冷杉树总结了他生命的终极真理。

当他们从地铁雷鸣般的噪声和污秽难闻的空气中走出来时，白日最后的一点儿余晖已经与街灯混合起来了。她想买点儿鱼做晚饭，就把装着果冻罐的篮子递给他，让他先回家。他便回到了他们的破公寓，走到楼梯的第三个转弯平台处，才想起白天早些时候把钥匙给她了。

他静静地坐在楼梯上，约莫十分钟后又静静地站起来，是她回来了，她吃力地爬上楼来，有气无力地笑笑，摇着头怪自己糊涂。他们进了他俩住的两居室公寓，他立刻朝镜子走去。他用两个大拇指掰开嘴角，脸扭得像一副可怕的面具，取下了他死活戴不惯的那副新假牙托。她来摆放餐具时，他正在看他常看的俄语报纸。他一边吃无须用到牙齿的流质食物，一边还在看报。她明白他情绪不好，便也沉默不语。

他睡觉去了，她还待在起居室里，守着那副已经摸脏了的扑克牌，还有几本老相册。狭窄的庭院里，雨水在夜色中滴下，打在几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箱上。院子对面有两扇窗户，映着柔和的光。透过其中一扇能看见一个穿黑色裤子的男人，他抬起裸露的胳膊肘，仰面躺在一张被褥凌乱的床上。她拉下百叶窗，看起照片来。他还是个婴孩时，看上去就比大多数孩子更容易受惊吓。相册的一页里掉出来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在莱比锡时雇过的一个德国女仆和她的胖脸未婚夫。她翻着相册：明斯克、大革命、莱比锡、柏林、莱比锡，还有一座房子的正面，焦距没对好，一片模糊。他四岁时在一个公园里，很害羞，前额皱皱的，看见一只不怕人的小松鼠，赶紧扭过头去，和平时见生人就扭头一样。有一张照片是罗莎姨妈，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小姐，唠唠叨叨，动辄怒目圆睁。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遭遇的都是坏事情，像是破产、火车事故、癌症晚期什么的，后来德国人把她和她为之担心的所有人都害死了。六岁时，他开始画长着人手人脚的怪鸟，也开始像个大人一样遭受失眠的痛苦。有一张照片是他的表哥，如今是一位著名的国际象棋高手。又是他，八岁左右，已经让人难以理解，害怕楼道里的糊墙纸，害怕书里的插图。其实那幅图画的只是田园风景，山坡上几块大石头，一棵枯树，树上悬挂着一只旧马车轮子。十岁，这一年他们离开了欧洲。她还记得旅途中的屈辱、可怜，一道道令人心酸的难关，还有他们到达美国后安置他的那个特殊学校里和他一起上学的孩子们，个个不学好，长得又丑，心眼又坏。再后来就到了他生命中的关键时期，患肺炎后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这期间那些小小的恐惧加重了，好像这孩子的头脑成了一团乱麻，各种幻觉有条有理地互联起来，害得他完全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孩子的父母对这种情况没有重视，一直顽固地认为一个大天才可能就会有这么多古怪症状。

这一点，还有以后更多的事情，她都接受了。因为生活毕竟意味着接受快乐的一再失落。何况对她来说，丧失的不是快乐，只是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而已。她想着的是她和丈夫不知为何必须承受的痛苦，如波似浪，永无穷尽。她想着的是用某种难以想象的方式伤害着她儿子的隐形巨人。她想着的是这世上还有无尽的柔弱，可这些柔弱又是何下场呢？不是被糟蹋了，就是被浪费了，要么被转化成了疯狂。想那些没人照管的孩子，在没有清扫过的街头独自哼哼。想那美丽的野草，在可怕的夜幕降临之际，躲不开农人的身影。

子夜时分，她听到卧室里传来丈夫的呻吟声。过了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睡袍上披着一件俄国羔羊毛领的旧大衣。比起他那件好看的蓝色浴袍，他更喜欢这件旧大衣。

“我睡不着。”他叫道。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睡不着，你刚才不是很累吗？”

“我睡不着是因为我要死了。”他说着倒下来躺在长沙发上。

“是胃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叫索罗夫医生？”

“不叫医生，不叫医生，”他呻吟着说，“让医生都见鬼去吧！我们必须赶快把他从那里接出来。要不然我们难辞其咎……难辞其咎啊！”他一骨碌坐起身来，两脚踩在地板上，挥起攥紧的拳头猛砸自己的脑门。

“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们明天一早就接他回来。”

“我想喝点儿茶。”她丈夫说道，说完进了浴室。

她吃力地弯下身，拾起从沙发上滑落到地板上的扑克牌和一两张照片：红桃K、黑桃9、黑桃A，照片是女仆艾尔莎和她野蛮的男朋友。他兴致勃勃地转了回来，高声说道：“我都想好了。卧室给他住。我俩晚上有一个守在他身旁，不守的一个就睡在沙发上。轮流看护。让医生每周至少来两次。‘王子’有什么说法不要紧。再说他也说不了多少，因为这样算下来更便宜。”

电话响了。他们的电话一般不在这个时间响。他左脚上的拖鞋刚才掉了，他站在屋子中央，用脚跟和脚趾摸索着找它，张着没牙的嘴，如孩子一般冲妻子打哈欠。她懂的英语比他多，接电话的一般都是她。

“我能和查理说话吗？”一个女孩用单调细小的声音说道。

“你拨的什么号码？……不是。你打错了。”

听筒轻轻地挂上了。她的手按到她苍老疲惫的心上。“这电话吓坏我了。”她说。

他飞快地笑了一下，接着马上重新开始他那激情澎湃的独白。天一亮，他们就去接他。为了保护他，家里的刀子都要藏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他即使在最糟糕的状态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危险。

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

还是那个要找查理的年轻声音，呆板，着急。

“你拨的号码不对。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把字母‘O’误当0拨了。”她再次挂掉电话。

他们又坐了下来，令人意想不到地在夜半时分喝起了庆祝生日的茶。生日礼物还放在桌子上。他啧啧有声地抿着茶，满面红光，还时不时举起杯子，转着圈儿摇晃摇晃，好让加进去的糖溶化得更彻底些。他的秃脑门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脑门一侧的血管明显地凸了起来。早上他刮过脸了，但下巴上还是露出了一片银白色的胡楂儿。她给他又倒了一杯茶，他戴上了眼镜，愉快地重新查看了那些装果冻的小罐，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一个个闪闪发亮。他笨拙的湿嘴唇念着罐子上动听的标签：杏子、葡萄、山李子、柑橘。他已经念到苹果了，电话铃突然又响了起来。

逢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