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大表姐时，是在老家的旧屋里：“大表姐！”我唤着她很激动。至少有六七年没见到大表姐了，那时候。我的梦留在大表姐身上飘来飘去。
她念叨着我的小名儿，声音不大，那种漠然迟缓的腔调、眼神，都让我不相信那是我的表姐。
我去望她，尽管心里有些冷落。她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一条极普通的裤子，拍打拍打炕边，让我坐，然后拽过炕里的烟筐，若无其事也是极自然地卷起个大烟卷，蛮粗。
我陡然想起1979年那个晚上，妈惊喜地对我说：“走，领你到姑母家去。”到姑母家是我最得意的事，每次姑母总是烧鸡蛋给我吃。
妈用小围裙包了好多红皮大鸡蛋，我就扯着妈的衣襟来到姑母家。
屋里已有几个外人。表姐站在地下，倚着姑母家那个老柜，一种喜悦罩着这间小屋和屋里所有的人。
妈走进去放了鸡蛋：“这回进城工作了，日后找个好女婿。”
我才晓得是表姐去工作了。
表姐第二次骑着锃亮的新自行车。沿着县道从城里回来了。路过我家，妈领着我迎出去，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表姐身上那件淡绿色上衣。那件簇新的绿上衣裹着表姐的身段款款地走过来，大眼睛像两汪水，晶亮。在我眼里，表姐就像个电影明星、出水芙蓉。
那时，我就在心里暗念：等我长大，我也要像表姐那样去工作，就像眼前这样神采奕奕。
后来表姐在城里有许多追求者，后来表姐当了劳动模范。后来表姐和所有临时工的命运一样，被解雇回家。
一层阴云从表组的脸上照到姑母脸上，这间小屋的空气就开始发霉。一晃就是几年的光景。姑母只怨艾地说：“不如当初就不上那个班，出学门就干活，哪会有现在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姑母虽在说活计，也包含了另一层意思，表姐心里清楚。
表姐的梦就像鸽子一样被放飞，又在这间小屋里开始长出绿苔。
我离家去读书时，表姐还孑身一人。几乎所有的人不能再稳坐下去忍耐下去。
记得一次我陪大表姐去相亲，骑车在路上，大表姐对我说的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一种人，最可爱也最可怜。”我看到表姐木讷脸上的一种绝望。
那时二表姐才读了初中就嫁给村上有名的赌将久五。久五虽然有事没事去摸两把牌。二表姐和久五仍然愉愉快快，喂猪打狗。
后来听家人提起大表姐，倒是一种很安慰的口吻，说表姐还是有一点福气的，嫁了个很老实能干的人。虽说计划生育吧，可她一胎生三个，偏得呀！
说我大表姐仍不会理家，下暴雨天不知道赶鸭子上架，结果十几只鸭子都被大雨拍死。可惜了。
“妈，妈——”几声呼喊一溜烟跑进三个孩子。这个扯表姐的衣襟，那个已爬到了她身上，还有一个正抿着鼻涕。
大表姐爱答不理，若无其事，任孩子在她身上滚上滚下。大手指粗的烟卷叼在嘴上，巴滋巴滋地吸着，隐约露出发紫的牙，一团团烟雾从她眼前打转。
我的那个细皮嫩肉婀娜多姿的表姐呢？那个从城里穿着一件淡绿色上衣，足足让我及村人看花了眼的大表姐呢？
听人说，表姐一天到晚和村里的女人们围在炕上看纸牌，有时看得忠厚的丈夫也直发脾气。
我简直不敢想表姐怎样盘起腿坐在某一家炕上，伸出粗拉拉黑乎乎的手抓牌、打牌，又怎样眉开眼笑地数钱，怎样龇着紫牙与人计较。我想，当她坐在牌桌前面时，一定什么都不想，不去想，来不及想，不想再想什么了。
姑母说久五现在常跑广州、深圳做生意，二表姐现在是穿金戴银的太太了，住着小独楼。人家不看纸牌，而是坐在带空调的家里看打麻将录像。
七十二岁的姑母想着这两个闺女若喜若忧。
算起来，大表姐刚好三十岁。
（原载于1991年《沈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