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政治研究的内容史

将40年的日本政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也即，在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政局重大变动期、体制及模式转换摸索期、政治思潮倾向明显变化期，以及与此相关日本安全及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动向期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出现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现象。据此，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可分为起步奠基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 年代早期）[5]、提速发展期（20 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左右）和稳定繁荣期（从2005年左右至今）三个大的阶段。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准不仅是以论著数量的多少为依据，还看研究成果的理论突破即质量的提升状况。当然，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一个大的时段又可以划分出具有一定特征的若干个小区间。

40年来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课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类：第一，对日本政治体制、机制及其转型过程的整体分析；第二，对日本政治思潮（特别是右倾化及保守化）或政治文化的分析；第三，对日本政党和选举制度的分析；第四，对政局演变或时局变化的分析；第五，对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内政与外交关联）的分析。[6] 以下按照这几大类对40年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内容做一概观。

一 对日本政治体制、机制及其转型的研究

从中国的日本研究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40余年也是日本政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具体而言，从冷战后期到现在，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宏观转型的背景下，日本政治中的诸构成要素，例如选民与政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策过程中的政官关系等，都处于深度调整及变化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日本政治研究自然将对日本政治体制机制及其转型的研究作为重点领域。大体上看，目前该领域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主题是对日本政治体制机制及其转型的长时段或整体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有：郝赤和谭健《日本政治概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宪法特点、司法制度、政党和群众团体、垄断财团、外交关系、人民运动等内容，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学术界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从“总体的日本研究”中独立出来[7]。蒋立峰《日本内阁制度建立以来的行政改革》（《日本问题》1985年第2期）从精简机构、文官制度和内阁职能三个方面讨论了日本内阁制度建立百年来的改革措施。田桓《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认为，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是战后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成果之一，美国占领当局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归根到底是顺应了战后初期日本人民民主运动的大势。关南和郝赤等《战后日本政治》（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论述了战后40多年间日本政治的历史演变历程，力求通过对重要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分析研究来揭示其规律。宋益民《试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及其演变》（《日本问题》1990年第2期）认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战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保守阵营代表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主体分化、决策多元趋势日渐明显，这使得自民党政权的根基越发不稳，日本政治将走向动荡局面。邹钧《日本行政体制和管理现代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运用跨学科理论知识，较全面系统地阐析了日本行政体制改革及管理现代化的历程、规律和基本经验等，指出“人才”“法制”“改革”“效率”是日本行政体制的突出特点和改革方向，同时作者还结合中国国情，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管理现代化提出了相应的意见。蒋立峰《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以政治学理论为指导，将阶级关系、国家权力、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决策过程、行政机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学理论等纳入研究范畴，促使日本政治研究的内涵框架进一步得以完善。郑励志《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介绍了日本公务员制度，就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本公务员的录用与晋升制度、进修与考核制度、工资制度、惩戒与保障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针对“日本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陷入的低迷困局进行分析，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了自民党独掌大权的保守的“1955年体制”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功能、演变、终结以及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关联。商文斌《从政治体制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稳定》（《江汉论坛》2003年第8期）认为，权威主义政治理念的承继与维持、政治体制的适时调整、政治运作的法制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建构等因素，不仅为日本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确立了思想基础和调节机制，而且还提供了法制屏障和体制保证，并最终导致日本现代化的达成。金仁淑《日本政治制度演化与经济绩效》（《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认为以多元官僚制为特征的日本政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作为一个高度分散化的体系，其效率取决于其所依存的环境。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政治制度变成阻碍经济摆脱萧条、推进经济改革的绊脚石。因此，日本经济制度改革必须与政治制度改革实现互补性与整体性推进。郭定平《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显著变化，推动了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步履维艰。李海英《日本国会选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运用历史、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日本的国会选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李寒梅《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强调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经历了三大转变，即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中心主义”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均走向趋同化。王新生《日本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各政治主体相互关系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认为因近年来日本行政改革及利益集团的衰退，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处在较大的变化之中。因此，持续的政界分化组合引起的政权更替使日本政治乃至政局在一段时间内难以稳定下来。未来的日本政治体制将仍以一个较大的政党为中心组建政权。周颂伦、郑毅《近代以来立宪政治在日本的命运——多数主义向工具主义的坠落》（《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认为，战后日本确立了新的宪法体制，但战前某些涉及宪政的政治操作手法仍旧沿袭至今。立宪政体中常见的“多数争夺”现象，在日本政治中被改变成为由某一势力集团专属的多数控制。控制多数的政治势力成为国家的行政主体，国策的制定及执行完全被纳入其意志范畴之内，这可能将日本送往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目的地。徐万胜《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学研究》（《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认为，日本众议院选举、参议院选举及执政党党首选举，是促发首相更迭的制度性因素。在首相更迭的政治过程中，派阀领袖是最核心的行为主体，且党首选举与派阀政治共生，社会传媒影响内阁存续。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派阀抗争、日美同盟等政治生态因素密切关联。在自民党政权的不同发展阶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不尽相同，冷战后党员投票制度的引入则强化了新任首相的决策权威性。吴怀中《需要重新审视日本“保守政治”吗？——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一文提出日本保守精英层自近代以来在面对西力冲击时始终试图调和保守和开放、传统和现代、自由和克己、个体和集体等微妙关系。近年来美欧政治及社会的乱象，反衬出日本保守政治及其施政的稳定性和价值性。西方部分学者提出可对日本保守政治或“日式”治国理政进行再评价。

第二个主题是对于冷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机制的专项改革措施的研究。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自民党“1955年体制”终结，日本精英阶层开始了政治改革进程，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学界也同步开始对此进行分析、反思和借鉴。蒋立峰《自民党政治改革的实质及前景》（《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初自民党危机四起的局面，提出政治改革是日本自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和主要课题之一，并认为探究自民党政治改革的实质及前景，对于认识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把握日本政体结构的演变趋势及预测日本政局发展的前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洪《拉开帷幕的日本行政组织改革》（《当代世界》1997年第12期）对于当时执政的桥本龙太郎内阁所提出的行政大改革进行了分析，认为由泡沫经济崩溃所导致的日本“官僚一流”神话破灭后，桥本内阁率先推出的精简合并省厅机构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政治生活中迫在眉睫的课题。张亲培《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之研究》（《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2期）对于1994年以来的日本选举改革进行了研究，探索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制从战前至1994年一直采用的中选区制的种种缺陷，对各阶层、各党派围绕中选区制的观点背后的目的进行了分析，并对新的选举制度“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徐万胜《日本中央省厅改革分析》（《当代亚太》1999年第10期）研究了1999年小渊惠三内阁提出的《中央省厅改革大纲》，分析了该方案的背景、重点与难点。吴寄南《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对进入21世纪的日本推行的新一轮行政改革进行了分析，涉及政府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公营事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和公务员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作者运用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介绍日本新一轮行政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及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实施进程。李海鹏《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强调，政治发展史表明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与渗透，但模仿并不等于简单移植，不同民族的政治借鉴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作者希望从日本民族的一些根本特点出发，结合美国政治体制和民族性上的特点，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异同，力求从长远角度探讨日本政治体制的发展。臧志军《论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是新保守集权改革，改革的主旨是消除双重权力结构，提高效能，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以党首—首相为首的保守政治统治集团手中。经过改革，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多个领域基本实现了上述目标。王新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指出，冷战以后日本在政治、行政等领域的改革使首相官邸成为决策过程的中心，其原因在于首相不仅通过改革，使其作为执政党总裁拥有了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公认权和政治资金的分配权，也作为最高行政者弱化了行政官僚的权力，同时小选区制度也让大部分在野党无力翻身等。张晓磊《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分析了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方的应对博弈过程，认为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导者民主党来说，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加快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同时官僚主导将逐渐被政治主导代替，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位一体的政治同盟也将面临深层次的变革。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以冷战后日本的选举改革为个案，说明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和制度演化轨迹，解释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系统中是如何影响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等，试图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张伯玉《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总结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改革，认为其目的是通过多项分进式制度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转型，即由一党单独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弱势首相、官僚主导体制向多党联合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强势首相、政治主导体制转型。张晓磊《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认为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为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对日本国内、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造成影响。徐冰清《金权政治下日本 〈政治资金规正法〉 的困境》（《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12期）从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结合政治献金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分析金权政治下《政治资金规正法》难以规范政治资金的原因。赵立新《战后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政治随意性——以日本公务员法律地位的变迁为中心》（《国家行政学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认为，日本政府于2011年向国会提出了国家公务员制度“2011年修改法案”，该法案将使日本公务员制度“脱离战后政治”的目的逐步达到，但改革仍保留了作为美国占领政策产物的、禁止公务员争议行为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统一规定，明显体现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政治随意性。刘红《论日本民主党政权下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日本研究》2012年第3期）指出，“1955年体制”下日本形成了由官僚和“族议员”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决策体制。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尝试要打破自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铲除传统的政官商的“铁三角关系”，加快了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孟明铭和吴怀中《试析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安倍政权的调整和重塑》（《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指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决策机制内部各决策主体——首相、政党和行政官僚的关系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由此前“1955体制”下首相相对弱势、政党和行政官僚“自下而上”主导决策的局面逆转为首相主导、后两者翼从合作的状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数届内阁的政治改革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在决策制度、决策流程和个人决策风格三个方面，对政治决策机制进行了关键调整和重塑。在后安倍时代，影响政治决策机制演变趋势的内外部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首相主导在短中期内仍是其主要特征，但也存在着引发政局不稳的隐患。

第三个主题是围绕日本政治的特点进行的专项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淳于淼泠《宪政制衡与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从民主化的角度研究战后日本官僚制，着重对战后日本官僚制民主化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从与官僚制民主化有着直接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宪政制度、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赵铭《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官僚——以国家发展模式转换为视角》（《日本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指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作为国家行政主体代表的官僚的主导下推动和进行的，但是现代化实现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从“国家主导”向“民间/市场主导”转换。冷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的行政改革，使得日本官僚机构在日本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从匿名的政策决定者变为单纯的政策执行者。乔林生《日本政治权力“家族化”现象评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0期）指出，当今日本政坛上活跃着许多政治家族，反映出日本政治制度的不成熟性。这种政治权力“家族化”现象源于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诱因，其违背了民主的理念与精神，阻塞了人才的选拔途径，劣化了政治决策体制，诱发了政治腐败。徐万胜《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认为2012年底自民党再次上台后，其政权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出现了“强首相”这一趋势。该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郭定平《论日本首相权力一元化》（《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2期）认为，20世纪末期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首相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形成了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首相权力一元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强的历史时期，首相权力一元化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邵建国、张择旭《日本政治已是“首相官邸主导”模式了吗？——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一文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日本中央政府的各省厅向国会提交的立法草案数量、公务员人数的增加情况、审议会设置数量和召开次数这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内阁府和内阁官房在这三个方面都占据优势的结论，由此论证出日本已经出现“首相官邸主导”政治运行模式。张鑫《混合选举制度对整体体系之影响：基于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通过考察德国和日本两个案例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究选举制度（尤其是混合制）对政党体系的具体影响力，认为选举制度（尤其是混合制）对政党体系之影响取决于选举比例性。基于此研究发现可对法国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提出的著名相关论断（即“迪维尔热命题”）作出补充和修正。白智立、邹昀瑾《论代表性官僚制在日本的应用实践》（《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运用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从公务员性别问题入手，分析了近些年来日本对公务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和未来发展走向趋势。何晓松《日本“首相官邸主导型政治”的比较政治制度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5期）从比较政治制度论的视角指出，安倍执政时通过各项改革，改变了首相和议员、官僚间的分立程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首相官邸主导型政治。康达、高洪《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本研究》2019年第3期）回顾了松下政经塾40年来发展历程，剖析了松下政经塾的现状与走势，研究其在当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朱清秀《战后日本选举与政治资金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分析战后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之间的关联问题，认为对政治资金的管制问题成为日本议会政治的核心话题之一，议会内各党派并不想从本质上解决政治资金问题，而是想利用资金改革削弱对手，政治家后援会在政治资金制度中起关键作用。张伯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何以长期执政》（《人民论坛》2020年第20期）一文指出，20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连续执政近八年之久。以选举政治为分析视角，安倍长期执政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从党内选举政治来看，自民党内没有能够取安倍而代之的竞争对手；从政党间选举政治来看，一是在野党势弱不能对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有效竞争，二是自民党还有来自实力“外援”公明党的“加持”，三是低投票率的国政选举对拥有大量固定票的自民党极为有利。

二 对政治思潮及政治文化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右倾化和总体保守化对国家政策的规范作用也会给中国及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因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对日本的这种政治动向一直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对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背景及成因、定义及特征、表现及走向、对修宪等国家大计的影响等展开了诸多探讨，多年来发表了不菲的学术成果。如：高洪《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即使在高度发达、贯彻政教分离原则的现代日本社会中，佛教依然同政治保持着多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僧侣集团同政治事件的联系、佛教系新兴宗教信徒的政治活动、佛教教义理念对政治间接潜在的影响以及和佛教教义相关政治性社会运动。彭曦等《冷战后的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历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旨在对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等问题的日本政治背景进行梳理与分析，认为可以用“保守化”这个词来概括冷战后日本政治的总体趋势，同时也对日本政治是怎样走向保守化的，以及为什么会保守化这一问题，从议员选举制度、政治意识、政党、政权等几个角度进行了诠释。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回顾、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之比较、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抬头的原因、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中国问题五个角度入手，对日本右翼进行了专项研究，并对粉碎日本右翼的阴谋和尽早推进中日关系走出低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首次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作为重大课题加以系统完整论证，以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展轨迹为主线，对日本保守政治与右倾化进行了定位。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提出日本的总体保守化是日本政治体制转型的指向性变化。总体保守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动中体现为传统在野党与保守的执政党在纵向上的此消彼长和横向上的同向变化，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的政治改革、社会变迁中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及国民意识等因素相互影响，密切相关。李莹《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论证了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在实现社会统合功能上的有效性，从执政党内部、主要政治主体之间、朝野政党之间、中央与地方关系四个角度分析了政治体制中不同层面上的政治力量关系，运用“政治力学”的方法来论证战后保守政治长期化的原因并最终总结了日本保守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方向和特征。李秀石《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分析了20世纪的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家与21世纪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在掌权以前、执政期间和卸任以后的思想脉络、对外政策和变化轨迹，进一步阐明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的发展过程。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分析认为，从纵向视角看，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态是伴随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而演变的，它与国家发展转型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从横向视角看，在日本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融合与冲突的内在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起伏波动及其形态演变。王星宇《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指出冷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理念、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整合并达成了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充分理解和认同这三个方面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产生了影响。廉德瑰《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认为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但当前“日本会议”与安倍的大政方针并非完全趋同。熊达云以“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为题组织了一组笔谈文章（《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其总结认为，日本政治已经右倾化，且右倾化不是由社会主导的，而是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右倾化过程不是单线型，是经过了30多年逐步积累形成的。

在该领域研究当中，政治思潮对日本修改宪法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有关这方面的专项成果有：高洪《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抉择》（《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日本国会围绕《众议院宪法调查会中期报告书》的出台而产生的争论，指出这场争论是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带有根本性质的讨论，并预判尽管报告书在形式上采取了客观罗列各种意见的方式，但实际上修宪正在从政见争议走向政治实践。孙伶伶《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日本学刊》2005年第3期）认为，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书》在“承认自卫队和自卫权的存在”“允许海外行使武力”“行使集体自卫权”上达成多数意见，反映了在日本保守政治思潮影响下安保政策上的根本转变。两院报告书的出台加快了修宪的进程，预示了修宪的主要方向，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孙伶伶《日本修宪与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当代亚太》200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作为政治家的执政理念、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已开始影响并逐渐主导日本政坛，还发展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中的一种意识。日本修宪已呈不可避免之势。

除此之外，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域也得以发掘和拓展，这进一步夯实了日本政治研究的基础。例如，武寅《集团文化心理与战后日本政治》（《日本学刊》1992年第1期）指出日本文化的集团性特点几乎已为人们所公认，并从集团文化的角度对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情况加以探讨，将之同战后日本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如民主改革、议会政治以及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联系起来，揭示集团文化心理在战后日本政治领域的影响与作用方式。任志安《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指出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现代化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达国家政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中国要在深入认识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同时，找出异同点进行有选择的借鉴。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认为日本集团主义精神既能迸发出巨大的集体力量，但这一精神的根源——日本的“村落”意识又带有狭隘性和个性抹杀性，导致日本民族性格带有从众心理的特点和“与强为伍”的倾向。当代日本人依然受到集团主义观念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日本的国内国际政治上有所体现。纪廷许《泡沫经济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变》（《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认为泡沫经济及其崩溃对日本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开始重新审视当代日本，出现了对“日本奇迹”和“日本模式”的质疑与否定，不仅加速了日本社会的结构疲劳，更扩大了社会思潮的混沌，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日本滑向政治保守化。臧秀玲《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1期）认为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有如下几点影响：暧昧性使得日本外交具有两面性，等级观念驱使日本极力寻求扩大国际影响力，“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被动特性，“集团主义”表现为日本热衷于追求与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结盟。金嬴《密室与剧场——现当代日本政治社会结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基于社会学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日本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日本媒体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小泉内阁、第一次安倍内阁的演变历程，进而探寻了日本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次规律与未来走向。贾璇《日本战后主要政治思潮的变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认为，战后以来日本主要政治思潮的变迁有三条线索：新和平主义与和平主义貌合神离，背道而驰；新保守主义基本延续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精髓，但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新民族主义思潮与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表现和内容上虽然不同，但其思想根源都是日本人意识中的神国观念和所谓的“爱国心”。梅肖娟《略论西方文明影响下日本政治文化的嬗变》（《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年第7期）认为，日本政治文化中有两个重要内容：等级制及和平主义。等级制是日本侵略性外交政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化“美日同盟”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并在偏离和平主义路线。这些改变的发生都离不开西方文明的影响。田庆立《试析日本政治文化中集团主义的主要内涵》（《东北亚学刊》2014年第3期）认为日本集团主义内部尊奉和崇尚“和”的思想和意识，注重协调与合作，而对于外部则奉行“内外有别”的竞争法则，蕴含着非理性及盲目排外的负面因子。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和界定了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日本的决策机制。乔林生《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虽然历经洗礼，但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理念、身份等级意识和恩情主义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政治选举上。郭定平《论日本儒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指出，儒家政治文化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中，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与日本社会政治需要相结合，逐渐发生一些重要的转化与变异，并形成日本特色和日本化的政治文化。欧阳登科《论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求知导刊》2016年第3期）认为古代中国佛教对推动落后的日本政治迅速地向前发展具有极大作用。中国佛教在推动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杨鲁慧、马冉冉《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考察后冷战时期日本新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并以体系层次、国家层次、社会层次为揳入点，探讨日本新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基础。周颂伦《战后日本制宪过程中的政治交换——兼论日本的修宪指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指出，在《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放弃战争权和象征天皇制，成为战后日本宪法两大基本特征，亦是防止军国主义在日本再度复活的法律性限制措施。如今日本政坛的修宪思路，则是从根本上颠覆宪法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应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王希亮《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轨迹及主要特征》（《日本侵华史研究》2016年第2辑）分析指出，战后日本政治始终呈现保守化和右倾化的态势。《旧金山和约》上签字后，日本旧皇国史观沉渣泛起，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官僚重返政坛，否认东京审判，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初露端倪。与此同时，执政当局展开了修改宪法的切实步骤。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泛滥，一系列架空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宪法约束的“战争法”出台，日本迈出了建设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赵晓靓《近代日本政治思想中的 〈孟子〉 ——以北一辉思想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通过研究《孟子》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指出该书中的思想到近代被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祖”北一辉所利用，他吸收及曲解《孟子》的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分析东亚国际关系，形成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朱晓琦《日本政治文化与选举制度——以政治家后援会为中心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以实地调查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考察了自民党、公明党、无党派政治家后援会的典型案例，比较了不同政党的政治家后援会组织。通过以上研究，认为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是政治家后援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邱静《“非西方”的可能性：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启示》（《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研究了丸山真男对整体（包括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认为有必要通过重读丸山思想，进一步拓展思想史方法论。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通过把握历史的脉络和丸山思想的脉络来分析丸山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几个节点，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小型的丸山学术传记。王新生《“国民国家论”评介》（《日本学刊》2020年第3期），主要对“国民国家论”做了综合评介。该文指出，西川长夫认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革命时代的终结乃至国民国家时代的终结。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国民国家的起点，因而应将今后研究的焦点对准国民国家。国民国家有五个特征：具有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为整合国民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位于世界性的国民国家体系、矛盾性、模仿性等。批判“国民国家论”的最主要观点认为“国民国家论”过高评价国民国家的国民整合能力。但其也激发了对少数人的历史、社会性别史、殖民地史的研究，并由此诞生了新的学科，出现了许多学术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王超《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论：“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认为，丸山真男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是非理性的民族情感。如果任由这种民族情感不断膨胀，民族主义将会变质并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必须借助民主主义的力量化解民族情感的狂动，完成“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并最终获得理性的自我治理精神。王振涛、唐永亮《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日本研究》2020年第4期）指出，将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当代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主要包括反对单独媾和、军事基地、再军备、修宪等内容，促进了当时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和平思想的普及。

三 对政党及政党体制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运作是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体系中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领域。各种涉及政党及其外围政治势力的政治现象及规律均被作为分析对象。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成果计有：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现代化进程对政党政治和结构的影响，揭示了日本政党政治的本质特征和政治基础。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结合国际政治学理论，从日本政党制度产生、发展入手，在着重全面透辟分析冷战结束后日本各党派间分化组合过程与政治斗争实质的基础上，描绘了21世纪初期日本政党制度的前景以及今后日本的发展趋势，力求展示出日本政党制度与模式的立体图景。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史为序，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沿革与演进进行了较为详尽、系统的分析，尤其对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兴衰过程、原因及其对内对外政策做了比较系统、客观的论述，提出了相应观点。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一党优位制”为题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党体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政党政治，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战后日本的政党体制。徐万胜《无党派阶层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认为无党派阶层是促使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955年体制”时期，日渐发展的无党派阶层导致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趋向“非稳定”；冷战后日本的无党派阶层急剧增加且呈“脱党化”倾向；无党派阶层的走向是影响21世纪初期日本政党体制重构的关键因素。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日本政党制度的发生根源、历史演化，分析了日本政党制度的系统构成和特定功能，社会生态环境对政党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从而揭示出日本政党制度的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表明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徐万胜《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日本学刊》2007年第1期）从政治资金的视角，对冷战后日本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治捐款的减少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但是现存的政治资金制度仍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政治资金制度问题必然导致朝野政党间的抗争不时加剧。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1996年体制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认为，冷战后从1996年1月桥本内阁诞生直至2009年9月麻生内阁垮台民主党上台，日本政党体制形成了以自民党为核心联合执政的所谓“1996年体制”。在此期间，新选举制度的运用、政治与行政制度改革、政治右倾化倾向、在野党势力的崩溃与重建、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化等诸因素都对这一政党体制形成及其终结产生了深刻影响。曲静《日本政治改革后政党体制的变化》（《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认为政治资金和组织效能是支撑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评价政党体制的主要指标。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政治改革四法案”引入政党补助金，将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政党对企业团体的政治献金依赖度不断降低。派阀作为利益诱导政治的主要角色，在政治改革和小泉时代的结构改革后难以发挥作用。1999年开始的地方分权改革导致地方议员减少，自民党的地方组织被弱化。张伯玉《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围绕“冷战后日本选举制度改革与政党制形态、政党政治的变化以及日本民主模式的转换”这一主题，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众议院选举导入新选举制度后，经过多次选举实践，政党政治、政党体制以及政党势力的消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作者结合有关选举制度的基本理论、准确把握新选举制度在日本独特的社会风土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特性，及其对日本政党制形态、民主模式，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政党势力的消长等的影响。盘永楠《日本选举政治背景下族议员对政治的影响》（《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的研究表明，日本的“族议员”影响决策主要依靠集体作战和个人影响力两大主要途径发挥作用，在政治上“族议员”起到了利益表达代表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利益固化和腐败滋生等问题。在日本选举制度变化后，“族议员”作为日本政坛的一支活跃力量将会较长时间地继续发挥作用。徐万胜《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认为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张伯玉《日本自民党“一强”优势的延续及其原因分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从选民支持基础、政党政治格局、政党选举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自民党“一强”优势或将长期延续。暴凤明《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指出，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年），政教分离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从2000年至今）。徐万胜、王明芳《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1期）指出，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是在安倍政权长期执政与在野党势力孱弱的背景下举行的。安倍政权通过此次选举巩固了执政基础，将保持内政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其人事调整及修宪路线值得密切关注。

在对各政党的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分布中，涉及自民党的占很大部分，这与日本政治结构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关系。这方面有刘映春《自民党概况》（《日本问题》1985年第3、4期，1986年第1、2期）全面介绍了自民党简史、财界与自民党的关系、自民党的政策方针、自民党的派系与组织等内容。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自民党政权，其金权政治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更突出、明显。自民党通过政治资金的运作来维系政权，但由于其组织结构和政治运作方面存在明显滞后性，导致贪腐和权钱交易现象层出不穷，最终走向分裂重组。王振锁《试论日本自民党政权》（《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总结了20世纪自民党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存在“形成—成长—危机—再建”四个阶段，由于“政—官—财”三位一体的存在，自民党总能保住“一党优位”。此外，党内派阀竞争、日本国民“中流”保守意识的增长、在野党势力薄弱等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徐万胜《利益诱导与自民党政权——以自民党农林族议员为视角》（《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指出利益诱导是日本自民党政权有效地统合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手段。作者以自民党农林族议员为视角，分析了其发展对自民党施政产生的影响，并对利益诱导与后自民党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走向做了初步探讨。游国龙、尚会鹏《自民党得票率与日本的米价——对自民党统治与其农业政策关系的数量分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日本稻米生产、稻米价格与日本自民党得票的大量统计资料，得出自民党的地区得票率与该地区稻米产量的高低呈正向关联，并认为农业政策是自民党维系政权的有力武器。徐万胜《论冷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认为，自1996年初自民党重新主导政权以来，其党内各派阀相继“复活”，但却因“政治改革”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开始削弱。在此背景下，2000年以来发生的“加藤之乱”和“小泉变革”的实施，则导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逐步走向衰落，各派阀的“细小化”与“流动化”趋势更加明显。高洪《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认为安倍掌握自民党新政权后，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经济政策。杨伯江、霍建岗《日本自民党政治走向历史性衰退》（《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8期）分析了自民党政权易手的原因，认为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后援团体的弱化，削弱了党的根基，而世袭政治和金权勾结，更使党深陷泥潭。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与麻生太郎三位首相在发展与改革问题上始终提不出明晰的路线图，以致失去民众的信任。王新生《竞争性政党政治奠定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中国与世界观察》2015年第3、4期）指出，战后自民党、社会党对立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保障了政策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奠定了政治性基础。随着日本在野党的弱化，失去应有的监督、牵制功能，导致了政治资金丑闻、行政官僚腐败、内需严重不足、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及服务业乃至农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等问题。栾欣超、谭君久《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认为，在自民党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政权的更迭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自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徐万胜《行政改革与日本自民党支配体制变迁》（《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在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迁密切关联。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行政改革持续推进了“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其决策效益的发挥则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张伯玉《论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度改革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曲静《日本自民党的适应性改革及其“一强”政党地位的确立》（《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3期）认为，自民党远胜于其他政党的适应能力和自我改良、建设机制，是其长期执政、“一强”政党地位越发巩固的重要原因。何晓松《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理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指出，1994年日本实行政治改革后多党联合政权成为日本政权主要组成形式。1999年自民党和公明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合政权，公明党在自公联合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新制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政党联合理论可以分析自公联合政权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揭示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原因，特别是两党间的政策协调机制是消除两党“合作困境”的重要手段。

而民主党执政的3年多时间里，对该党的相关研究也曾有大量涌现的现象。杨伯江《民主党新政与日本之“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认为民主党上台政策调整先从内政开始，要打破“政官同治”，构建“政主官从”的决策机制。但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优势地位，因此出台惠民政策迎合选民，是其最大考验。徐万胜《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认为民主党政权具有“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执政以后，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徐万胜《论利益集团与日本民主党政权》（《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认为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政党支持取向发生了不同变化。在依赖工会团体“联合”支持的基础上，民主党政权与财界团体“经团联”之间相互试探，并动摇了业界团体的政党支持取向。在利益集团与民主党政权的利益互换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存有限度的。吴寄南《民主党执政后的政官关系》（《日本学刊》2011年第5期）认为民主党执政后锐意推行“政治主导”路线，但由于官僚系统的抵制及民主党的先天缺陷，这场旨在打破“官僚主导”体制的攻势逐渐减弱，东日本大地震更恶化了这一趋势。这一轮政官博弈最终以民主党放弃其竞选公约中的部分承诺为代价，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妥协。张伯玉《浅析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改革》（《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认为民主党执政后大力推进的政治改革，实质上仍处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制度改革与模式转型的延长线上。其改革的基本理念是实现“从官僚主导的政治向政治主导的政治”的转变，同自民党政府的改革取向有差异，但理念并无本质区别，目标是确立以首相为中心的内阁主导的政治体制。

而对各在野党的研究则可算是一种后起之秀。代表作有：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特定时期的日本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为背景，对战后日共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重点剖析，发现其一般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前瞻其未来发展。华桂萍《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多视角地对社会党的安保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界对日本社会党及其安保政策研究的空白和不足。乔海波《日本政治生态之维新会崛起与选战前景分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指出，近些年日本的政治舞台中“新微型政党”异常活跃。其中，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成立的日本维新会对日本政党政坛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一度发展成为继自民党和民主党之后众议院第三大政党。然而桥下彻在地方政府中所显示出来的强势领导风格，使得该党始终处于一种领导和政治主张上的混乱状态，致使维新会前景堪忧。李若愚《“正常国家化”背景下的自公执政联盟走向——以公明党为中心的考察》（《当代世界》2014年第9期）从处于“关键少数”的公明党的视野来审视主宰当前日本政坛的体制，认为安倍政府得以力排众议且一意孤行的政治基础，便是目前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陈月娥《日本共产党关于“天皇制”的概念形成、嬗变与认识变迁》（《日本学刊》2019年第5期）虽没有直接谈及当时热门的改元问题，但从日本共产党对天皇制度的认知出发，为我们把握和研判战后天皇制提供了有益启示。

四 对日本政局变化的时评分析

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持续分化组合，引起了政权频繁更替，政局动荡不稳。这一宏大的“政治试验场”成为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每次日本政局的重要变化都被作为研究界讨论和写作的热点题目，对政局演变以及政坛分化组合的特点与性质进行分析，或者是对未来政局及其带动的相关政策走向的研判。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江永《论日本政局的历史性重大变化》（《日本学刊》1993年第6期）分析了1993年自民党下台的原因和对细川护熙内阁进行了展望，认为这是一场平成保守维新，结束了“1955年体制”，是新保守势力取代传统保守势力的一场变革，保守势力分裂却膨胀，实际上由小泽一郎掌权，虽然改变了一党独大，但这是日本保守势力谋求政治改良过程的一个开端。凌星光《日本村山内阁诞生的背景及其性质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1期）分析了村山富市内阁的性质，认为村山政权的诞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将可能对日本、亚洲和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要抓住这次良机，加强中日关系。鲁义《日本大选与政局走势分析》（《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围绕第二次桥本龙太郎内阁的组成过程，基于作者对日本的实际考察，重点对大选的背景、大选的选定时机、大选活动和竞选纲领及未来日本的政局走势做了分析。吴寄南《新进党解散后的日本政局》（《国际展望》1998年第2期）认为新进党的解散原因是小泽一郎的运作所致。尽管日本政局聚散离合，混乱不堪，但是桥本龙太郎内阁本身也有着很多缺陷，前景不明朗。高洪《日本新型政治结构探析——以新进党解体后的政局走势为中心》（《日本学刊》1998年第2期）认为日本新进党的解散不是一个单独事例，需要将其放到日本政治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来考察，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一个环节。在政治家个人进退、政党消长的背后孕育着面向21世纪的政治模式，新的政治结构正在逐步构建之中。高洪《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日本学刊》2003年第4期）从日本国会通过“有事三法案”说开去，指出在冷战后日本政坛的转型乱象中，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王屏《日本政界重组拉开帷幕》（《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认为日本第44届大选的主题是小泉纯一郎内阁引发的邮政改革斗争。经过这次大选，自民党一党独大已成定局，正在形成中的两党制受到严重挑战。超级执政党的诞生以及小泉所在的森派系的“一枝独秀”都将对未来的日本政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马俊威《日本政局步入新的转折期》（《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指出2007年7月底参议院选举后，分掌国会众参两院的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争夺执政地位的斗争空前激烈，其焦点在于是否批准新《反恐特措法》, 2008年春季的众议院选举可能将决定政权的最终归属。第一次安倍晋三政权的夭折意味着其“脱战后体制”激进改革路线碰壁、求稳怕乱成为日本国内各界的共识。福田康夫政权提出以“自立与共生”为基调的内外政策，力保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尚难预料。张智新《麻生上台后的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当代世界》2008年第11期）认为麻生太郎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民主党掌握参议院主导权。他认为日本实现稳定的两党制是不大可能的，并认为麻生访华可能会有助于两国关系改善。冯昭奎《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日本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民主党取代自民党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其不仅终结了自民党半个世纪的垄断，而且打破了日本政治“政官财”勾结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不过民主党和自民党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中日关系虽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能否全面好转还有待观察。胡令远《日本政局的困局》（《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指出在日本第22届参议院选举中，执政不足一年的民主党惨败，日本政坛再度形成执政党与在野党分别在众参两院占据多数的“拧劲国会”；在此背景下即将举行的民主党党代表选举被视为危机选举。以上因素使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也给两大政党化中的日本政党政治带来挑战和机遇。吕耀东《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关联性分析——兼论第23届参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从日本政党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证实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相向而行且表现出直接的相关性。日本已不足以形成遏制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有生力量。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选举中获胜，不仅打破“扭曲国会”困局，回归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也宣告“两党制”构想及实践告一段落，导致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再次提速，政治右倾化加剧。徐万胜《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国际观察》2015年第1期）认为2014年12月的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于政局算计，突然提前解散众议院而举行的。选举结果为执政党大胜并占绝对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在野党势力低迷，无力应对众议院选举。在“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下，安倍内阁执政或呈长期化趋势。张伯玉《从第47届大选看自民党“一党独大”》（《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以第47届大选为角度分析了自民党重夺政权以来“一党独大”问题，认为自民党“一党独大”是安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日本“自、公联合”和在野党不断衰退的政治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认为安倍为长期执政并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何晓松《“小池现象”与日本政党分化重组》（《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认为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所属“都民第一之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大胜，这一“小池现象”是日本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的产物，是选民对安倍政权长期以来“傲慢”政治运营的反对，是公明党在地方自治体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反映。“小池现象”所代表的日本大城市政党崛起趋势还会继续影响日本政坛。徐万胜《论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及安倍政权走向》（《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认为，第48届众议院选举的提前举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于内阁支持率回升、自民党处于领先优势、民进党势力低迷及新兴政治势力立足未稳等因素而做出的政治决定。执政联盟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在野党势力的孱弱与分裂，也是日本选民“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大选后组建的安倍内阁呈长期执政态势，其延续“安倍经济学”、强化对朝施压、推进修宪路线等政策取向值得关注。高洪《日本确立“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探讨了此次年号确立过程中日本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情况及新年号背后隐含的安倍政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冯晶《日本新年号“令和”及其政治考量》（《日本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认为，新年号显露出日本执政阶层对平成时代的总体看法，这将对日本国家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胡令远、寇建桥《当前日本政治形势与修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2期）指出，2019年日本参议院选举后，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修宪势力未及修宪所需2/3门槛，认为未来自民党将一方面在国会内重新整合集结修宪势力，重新跨越修宪门槛，并迫使在野党就范；另一方面利用政治资源广泛动员民众，为国民投票预做准备。程洁、廉德瑰《年号政治与日本右派民族主义的困境》（《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指出，日本千年来的传统是年号要从中国古代经典中选择词组构成。“令和”年号却从日本古典文献中选择出来。其变化背后既是日本右派的民族主义活动，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去中国化”，推行右倾民族主义政策，也是安倍与右派组织日本会议在修改宪法等问题上的政治交换。从右派曾极力主张年号法制化以维护日本传统来看，现在又通过推行年号“国书化”来改变传统，反映了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困境。《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及中日关系角度深入剖析日本政权交接及其深刻外溢影响的文章。涉及日本政治学科的文章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张伯玉的《后安倍时代的开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学分析》（《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该文指出，从形式上看，“继承安倍政治”是菅义伟获得压倒性支持的大义名分，实际上这是自民党内以细田派和麻生派等为代表的主流派不希望在国民中拥有高知名度的反安倍“斗士”、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成为安倍继任者，以“摧毁石破”为第一要义进行应对的结果。菅义伟政府到底是过渡性质的，还是会在2021年9月的党总裁选举中再赢得一个任期，存在不确定性。另一篇是徐万胜的《安倍之后：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该文指出，虽然目前尚难以断言“安倍之后”的日本必将出现内阁更迭频繁的状况，但在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诱发内阁再次更迭的各种潜在因素滋长，从而导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

五 有关政治与对外关系的研究

中国的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广义上和总体上考察日本内政（决策）与外交的关系；二是围绕特别个案（尤其是钓鱼岛事件）进行的一种案例分析型的剖析和考察，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

关于第一类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包霞琴等《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开国”。该书选取政治与外交两大主题，围绕着政治制度、决策过程、防卫政策和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进而强调日本的变革对中日关系的巨大影响和众多挑战。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日本的“普通国家化问题”上，从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的背景分析、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关系、新世纪初期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加速、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五部分进行了论证与分析。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从政治制度、政党政治与政党体制、经济外交、对华关系、对联合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等视角，全面论述了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日本的对外关系。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日本政治正不断走向保守化，使得日本新国家主义逐渐形成。大国化趋势从内部讲表现为围绕修订和平宪法的斗争已经日趋激烈，从外部讲是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并凸显日本的独立行动力以及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在这一趋势下，中日关系向何处去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思索解决的难题。刘宗和《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着重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发展的轨迹以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而研究日本内政、外交的可能发展趋势。郭定平等《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聚焦于21世纪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收录了关于日本制度改革与发展模式转型、日本政权交替与政治结构转型、日本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变化、日本对外关系的最新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论文16篇，对新世纪日本政治行政改革与发展、日本外交战略调整与走向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

除论著外，该类的论文还有：桐声《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日本学刊》2005年第6期）指出日本右翼战前积极参与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谋划和充当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急先锋；战后对内试图扭转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外信奉实力政策和强硬外交，正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张瑶华《日本政坛动荡对其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指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由于对选民背信弃义，支持率很快下滑。但自民党并未获利反而继续衰退，且不断涌现的小党形成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第三极”力量。日本政局不稳，不仅使日本在寻求国家发展方向的道路上继续徘徊，而且增加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孙承《试析日本鸠山内阁的政治与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认为，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组成新内阁，是日本政治史上一个新的开端，长期以来酝酿形成的两大政党轮换执政的体制或将由此形成。鸠山内阁在外交上更强调自主性，主张对日美关系重新定位和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应对钓鱼岛事件的异常性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针对当时出现的钓鱼岛撞船事件，认为其对菅直人内阁来说是一大外交难题。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内政外交的政绩不佳，因此该政权在处理钓鱼岛事件过程中存在着借外交事件处理，达成调整对外政策方针和巩固政权基础等目标。徐万胜《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认为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吴寄南《试析钓鱼岛争端的日本国内政治背景》（《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分析了日本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政权“购买”钓鱼岛风波，认为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野田内阁合演的一出“双簧戏”，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当权者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势头，蓄意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钓鱼岛争端将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吴怀中《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着眼于2012年日本政权更替，从政党结构、政治生态和政策倾向三个维度考察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治变迁及其对外影响，着重分析了“结构保守化”“生态右倾化”和“政策正常化”三个核心变量给中日关系带来不断的影响和考验。周璐铭《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6期）认为战后美国对日非军事化改革不彻底和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风土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出现的根源，国际冷战格局转变为右翼势力抬头提供了契机，日美同盟的不断强化赋予右翼势力以国际支持，中日经济实力逆转加速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步伐。魏少峰《日本政治全面右倾化及其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危害》（《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指出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既有日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有美国的影响，它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危害中国主权；在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威胁中国战略安全，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宋海洋《当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指出2012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治思潮急剧右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和美国的扶植，现实背景则是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将加深，东亚一体化进程将遭受挫折。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不能简单将中日关系恶化都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因为右倾化并非简单等于军国主义化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其中有些内容并没有违反现有国际规则和日本法律，或已经被日本国民所接受，因此，这一政治倾向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目前的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只能在承认日本政治现实和适度影响日本政治的同时，去寻找缓解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具体办法。廉德瑰《“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指出日本存在着一股引领修宪思潮的“修宪派”。该股势力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是为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王京滨《代理懈怠与日本政治变局——兼论中日政治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作为代理人的日本政治家在监督机制陷入功能不全的状态下所暴露出来的代理懈怠问题，进而诠释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本质是日本民主制度机能衰退的显现，而不真正代表日本的整体民意。日本政治右倾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机制后退状态下的代理人危机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日政治关系一波三折的现象会在世代交替和年轻群体政治参与的增加中趋向平缓。束必铨的《日本官邸外交决策机制演变特征及其局限性》（《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8年第4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确立起内阁官邸主导外交的决策机制，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官邸决策机制功能没有发挥实际效力，通过改革主导权经历从外务省官僚、自民党政治家向首相官邸过渡的过程。纵观决策机制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日本外交决策机制表现出决策主体多元化、决策权力集中化、决策理念保守化和决策立场亲美化的特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局限性也越发突出，外交平衡性、决策效果、社会共识和民主监督机制均受到考验，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冲击战后日本民主体制的发展。何晓松《日本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的外交战略应对》（《外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分析了2012年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出现的思潮保守化、路线右倾化、自民党一家独大、安倍首相官邸集权等特征，并针对这一变化趋势对中日关系影响及我国应对方式提出了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