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年度文学思潮与现象关键词

关键词一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关键词提出背景：2021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讲话中，习近平简要回顾了文艺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紧密联系，再次鲜明指出“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并对新时代文艺书写提出了须高扬人民性的明确要求，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以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奉献给人民。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龙昌黄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便以一番著名的讲演，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以人民生活为原料，经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赋能，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的人民文艺时代的到来。[1]如果从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作解放区文艺总结，并宣言“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伟大的开始”算起，以同一时刻宣告到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丰硕成果，也足以让世人见证一段漫长、曲折却又昂扬奋进、走向繁荣辉煌的文艺发展史。

迈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理解和总结过去，并由此阐发和引领未来，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团结在周围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亟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讲话，无疑具有鲜明且极其重要的方针引领和政策指导作用。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并一再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如一地“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他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新时代人民文艺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生活则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才能够真实而非歪曲、现实而非虚构、热诚而非调侃地去塑造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才能真正体悟到人民的心声，和人民一道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为时代和人民放歌”。[2]

习近平总书记这篇讲话中关于文艺人民性，以及文艺须反映人民生活的重要阐述，是有着十分清晰的现实意义的。[3]尽管文艺工作者们绝大多数服膺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4]，却不可忽视小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中，仍旧存在不少虚构社会现实、远离乃至歪曲人民生活、丑化人民形象的状况。这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并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领悟，更加全面、细致地辨析和理解文艺、生活与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

一 生活与文艺：文艺是生活中“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

“生活”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与美学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及其分工的理解有着紧密的联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阐述，艺术起源于劳动，且只有人们劳动生产率较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和劳动产品的交换，及由此促成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艺术和科学才能够得以创立。[5]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自然也同人类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关系及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受其制约。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拉斐尔艺术成就的取得，同拉斐尔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罗马的繁荣有关；另外，他们同样认为，“拉斐尔也同样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拉斐尔的个人天才，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6]这样的艺术起源认知，以及“现实中的个人”（拉斐尔）同特定文艺、特定社会的内在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显而易见的社会—历史维度。也正基于此，1888年4月恩格斯批评英国小说家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给出的理由便是它没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典型人物，正如他在另处说过的那样，应既是典型的，“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7]，是特定社会理应会产生或出现的那一个人。

相当程度上，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重释，也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以往文学再现论的本质区别：同后者相比，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现实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存在，其赖以存在的首要前提便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人在其中是能动的、活生生的，有其生产、生活过程和变化的，但同时它又是客观的、可感的、真实的存在物。在此意义上，它足以解释为何传统现实主义的“现实”（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状况），会被“生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取代。并且，恰恰是“生活”的发现，即如有研究阐明的那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基础。毕竟再现实（客观）的人，首先也必须是“生活着的人”。人赖以存在的现实，首先须是“围绕其物质生活需要展开的生产活动”。而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9]正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生活”这个原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缔造者那里没有得以系统诠释和展开的概念，居然会成为后来者建构自身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

在文艺领域，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中国的早期主要诠释者周扬，无疑是文艺乃社会生活反映论的重要推动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生活是人在“觉得可爱的东西中最普遍的，也是他在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是一种自然天性，因为人们总是爱生恶死，所以，他以“美是生活”来定义自己的美学观。为此，他进一步说：“任何事物，凡是根据我们的见解我们从其中看到应当这样生活的，这就是美的；任何对象，凡是其中表现了生活，并且使我们想起生活的，这就是美的。”并进而推论说，“人在现实世界中见到的正是真正的最高的美，而不是为艺术所创造的美”；“艺术的根本作用就是再现在生活中使人感到兴味的一切事物”。换言之，在他那里，生活中的美高于艺术美，艺术的使命应当是充当有缺陷的现实生活的替代，并给予再现和解释何以为所替代的完美的现实生活。[10]于是，依此逻辑，最完美的文学艺术，应当说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再现艺术。

周扬对此予以高度认同，以为“美是生活”的定义“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不过，濡染五四启蒙运动精神的他，并不像车氏一样反对艺术解释生活的功能，甚至还借用王国维的“出入说”，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作家既须“深入到生活里面去”，又要“能超越于生活之上”，于此“出”“入”之间，体察人生的本来面目，探取其中蕴含的人生至理。可见，周扬认同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非如车氏那样认定的仅是生活的替代，反倒在充分肯定前者的基础上，一再鼓励作家们深入生活，和周边的人打成一片，理解他们，并向他们学习。[11]

与周扬偏重于文艺本身作论不同，毛泽东更重视文艺及文艺家的政治属性，也即伸张人民之于文学的主体性。他指出，文艺所反映的生活，不应只是脱离人民的文艺家们体察和感受到的生活，不再是纯然客观地被反映和被用来批判的，而是需要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务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从中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从而在“人民生活”这座“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和这股“唯一的源泉”当中成就伟大的文艺作品的。[12]很显然，这种具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偏向的对生活的重新界定，有别于周扬的生活出入说。

如果说“生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哲学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是美学的，在周扬还有同样阐述过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茅盾、胡风等人那里是文艺的，那么在毛泽东这里，它首先显然是政治的，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说，它应当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人民（以工农兵为主体构成）性质的。毛泽东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新阐述，以及由此阐明的人民生活乃文学艺术唯一源泉说，事实上重新规范了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展开文艺创作的立场和方向。自此，文艺视野中的生活概念，开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生活与人民开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据“极为显赫的位置”。反映人民生活，既是引领作家创作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文学批评评价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尺度。[13]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论述，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毛泽东有关人民生活的阐述，认同文艺工作者务必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了解和感受人民的勤劳肯干、去感知和体验人民生活当中的情绪和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洞悉生活的本质，才能够为文艺的创作打下坚实的现实基础。同样也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才能够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才能够从纷繁芜杂的生活现象当中抽丝剥茧，才能够“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实现“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塑造更多更好的艺术形象，为时代铸就永恒的艺术经典。[14]按照这一逻辑而言，生活可以是日常的、私人的，但文艺所要反映的生活，则务必是公共的、人民的。在此意义上，对于文艺而言，“生活就是人民”。

二 文艺与人民：“人民是文艺之母”

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近八十年后，再次提及人民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便是对既往中国当代文艺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予以总结，警示当下和未来。

正如有研究者已注意到的是，生活在文艺领域的这种权威性，看似不证自明，却又始终充满着某种张力。表面上借助生活的概念，当代文艺与政治之间找到了一条可通约，并能够运用到实际以指导具体文艺创作实践的桥梁，但事实上文艺工作者所深入和体验的生活本身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15]一旦深入到具体、特定的人民生活当中，文艺工作者们从中真切感受到的，恐怕会同为人民性所规范的文艺政治诉求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这种往往为文艺政策制定者所规范，却不能够完全为文艺创作者们所真实、有效地反映或表现、表达出来的“人民生活”，要么陷入无休止的争议，要么沦为尴尬的“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写作。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两种对立性的极端，相当程度上，仍然一直深度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前进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十年，党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地走工农兵文艺道路，确保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人民方向，但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也自制樊篱、自我隔绝，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过于激进的“左”倾文艺政策，使得文艺百花最终沦为孤芳自赏，严重损害了文艺工作者们推进文艺创新、精品创造的能力。革命样板戏也成了这种趋于极端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写作的真正样板。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次迎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潮流，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这同样也刺激了新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新的文艺思潮的喷涌。文艺界纷纷检讨和反思过去，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突破既有樊篱，是当时不论老一辈还是新一辈的文艺工作者们的共同心声。“人民文艺”事业一方面因此得到丰富和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新形势下遭遇愈加错综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光来自积极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的离经叛道，同样也来自一贯被视作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的重镇——现实主义创作不断迭代的各种“主义”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文艺事业逐渐成为国家经济文化生产建设的一个部门、一种新型文化产业之后，随之迭起的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彻底分化了文学原本严肃、精英的固有印象，开始塑型新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业态。这种分化及其引发的种种争议，甚至不再是诸如起初文艺内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的辩驳，而是不同权力和利益对文学生产消费全链条的占据与影响。

在此过程中，文学所反映的对象——生活——之于人民文学合法性主体地位遭遇暗中侵蚀。关于何为生活，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就存在争论，当毛泽东、周扬将文艺须反映的生活界定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生活时，胡风依旧坚持作家在此反映过程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以不被人民“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湮没。[16]换言之，在胡风看来，文艺所反映的生活应当首先是作家自主感受和体验到的，并因此予以反省和批判以醒悟人民的启蒙对象。1956—1957年“干预生活”口号的提倡，也多少承袭了胡风所及的作家批判与启蒙意识。新时期以来，传统严肃文学和新兴商业文学领域兴起的“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私人生活”“日常生活”“身体写作”等，以及数字媒体时代网络文学当中严重偏离历史和现实的玄幻、穿越、修真、二次元等，极大地冲击着毛泽东、周扬等界定的生活的人民性。这种冲击，一方面的确有效地扩展了“人民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同时也势必导致所反映对象——人民生活——主体性的弱化。

针对当代文艺当中种种疏离于人民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于2014年10月15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创作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快餐消费”“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搜奇猎艳”“胡编乱造”“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粗制滥造之作。为此他再次重申，文艺应当“融入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文艺工作者应当为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创作，并指出：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17]

当然，“人民”在这里指向了更广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爱国者。以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重建的人民概念内涵，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所赋予的新的内涵。这一内涵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国、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抱负和坚强决心。为此，他一再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深刻认识到人民才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18]总起来说，就是人民理应成为文艺反映的生活的中心乃至全部，脱离人民生活、脱离人民旨趣的生活，不应当成为文艺专注书写的对象。

三 作家与人民：“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所需反映的对象，人民是文艺所需表现和服务的对象，那么文艺工作者或文艺家便是使文艺负起其历史使命的实施者和承担者。自然，当代文艺的任何实现都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发言当中，都毫不吝啬地赞扬文艺家们的积极贡献，赋予文艺家们以崇高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因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所以他号召当代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9]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艺及文艺家理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传承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学创作常常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所胜，一国文学有一国文学之所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学荣光，以及因此标示的文化风采、文明精神，都需要一代代文艺家为之前赴后继、呕心沥血。而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寄望于当代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塑造经典艺术形象，铸就新的艺术经典，表现时代文明精神，引领文化价值风尚，也是他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期待。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1）“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2）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3）“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4）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20]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也应是不负时代、不负国家、不负民族寄托的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须遵循的基本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论述和思考，具有更高更深远的国家战略高度和宏观视野，是他在思考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应当往何处去的全局战略问题思考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且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时代文艺不再是反映新时代某一局部、某一方面，或者是对新时代中国人民生活的简单速写，而应该能够蕴藉更多、更深、更远的时代内涵、民族精神、文明高度、文化品格。如是，“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不光单纯地涉及文艺反映的对象、文艺服务的主体，它更涉及实现这一号召的见证者和承担者——文艺家们，在奋笔疾书的字里行间和游目骋怀后的点染勾勒中，迎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东方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并以敬诚之心书写属于中国、属于新时代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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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 郭宝亮：《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文艺报》2022年1月24日。

[4]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5]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5页。

[6]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8页。

[7]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

[8]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9] 孙云龙：《“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78页。

[10]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142、146页。

[11] 《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327、330页。

[12]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8页。

[13] 洪子诚等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14]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3页。

[15] 洪子诚等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16] 《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12页。

[1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2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