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米特里及其著述争议

一 德米特里身份的论争

Demetrius（德米特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在希腊古籍中约有一百三十多人名为德米特里[27]，因此关于德米特里身份及其著作的认定，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16世纪法国西塞罗文体研究专家姆莱图斯（Muretus）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论断德米特里是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时期《修辞学》的作者。20世纪初，英国学者、历史学家森茨伯里（Saintsbury）也认可此观点。[28]还有人根据其修辞学著作的造诣，认为是西塞罗(Cicero)的老师——德米特里·塞勒斯(Demetrius Syros)，公元前78年西塞罗在雅典向他学习过修辞学[29]。更多的人认为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理由是他创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而且是《旧约》七十二贤译者之一，负此盛名，非其莫属。

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公元前354年—公元前283年)被马其顿国王卡山德(Cassamder)立为雅典摄政者，在雅典进行司法、政治等多项改革，获得良好的声誉。但由于其对政治的限制，雅典下层并不喜欢他。卡山德灭亡之后，他受托勒密（Ptolemy）的邀请去了亚历山大里亚，协助后者修改了王国的法律，在埃及创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广泛收集各种著作[30]。他的演讲温和、优美、简练，不像狄摩西尼庄严。第欧根尼·拉尔修传记中列举了他的著作名录，涉及历史、政治、哲学、诗学、修辞等[31]。德米特里本身就是作家、政治家、演说家、修辞学家，而晚年又致力于学术，因此完全可以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从德米特里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有成为作者的巨大“嫌疑”，也仅仅是嫌疑。

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和国王大学希腊语教授、亚里士多德和德米特里著作的校勘与译者罗伯茨(William Rhys Roberts)[32]反对这种从外部材料进行断定的做法。他认为德米特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期的作者，只有从文本内部进行断定才更为可靠。他从文本所使用的术语、词汇、词法和句法断定著作的成书年代都不早于后古典时代[33]，甚至不早于希腊-罗马时代；并根据其中出现的大量希腊共同语和频繁使用的祈使句等，断定那些归于德米特里的著作介于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和赫摩根尼（Hermogenes）之间，即公元1世纪前后。从著作中所提到的人物、所引述的材料、所褒贬推崇模仿的对象，论证是逍遥派的作品[34]。因此，他认为德米特里是1世纪前后的逍遥派弟子。

罗伯茨的论证遭到迪拉西耶（Durassier）、列斯（Liers）、罗斯德斯文斯克（Roshdestwenski）、申科维尔德、英尼斯等后人的批评[35]。英尼斯认为罗伯茨的词语、语法及外部证据等，不能完全证明作者就不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因为对希腊化时期标准的经典的散文知之甚少，尤其是阿提卡派（Atticism）语言风格有意识模仿古典希腊，许多被认为是希腊后期的作品也发现有早期语言实例和类似结构。英尼斯认为那些归于德米特里的著作内容与逍遥派的亲密关系表明作者是逍遥派的人物，成书日期可能是公元1世纪，内容反映公元前1世纪早期或公元前2世纪的事情。他认为归于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名下是一个错误，是别无选择的结果。英尼斯的论述确定了德米特里著作与逍遥派的关系，至于是逍遥派什么人物，是不确定的。

虽然法勒隆的德米特里一直备受质疑，但由于德米特里最重要的诗学著作《论风格》现在一直采信的P1741本，标题中有“Δημητρίου Φαληρέως περὶ ἑρμηνείας ὅ ἐστι περὶ φράσεως”字样，而P本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底本。且至今还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另有著者，因此自从阿摩尼奥斯（Ammonius）将其归于法勒隆的德米特里以来，基本上所有的版本都还是署名为法勒隆的德米特里。

二 德米特里主要诗学著作底本与译本

德米特里著述很多，其数目和字数超过同时代的逍遥派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列出了德米特里著作冗长的名单[36]，不过这些著作大部分佚失，而且一些著作的著作权归属争议很大；与诗学有关的主要是《诗论》《修辞论》《论风格》《历史导论》《关于荷马》，流传下来最完整的是《论风格》。

《论风格》（Περι ̔ερμηνειας）原著为古希腊文，一般署名为德米特里Δημητρίου Φαληρέως（Demetrius of Phalerum），曾有多个古希腊语钞本，目前通行本全书共五卷，常有两种基本标识，一标为304章，另标识为331章。304章本最为通行，被译为拉丁语、法语、英语、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近年有日、韩等东方语言译本。

罗伯茨译本是第一个英语译本，1902年剑桥大学出版[37]。罗伯茨译本有序言、较为详细的注释、词语索引、作者索引、附有古希腊语原文并有校勘。作为一个古典学专家和《论风格》的研究专家，罗伯茨的翻译比较可靠[38]，他不仅翻译校订了德米特里《论风格》，还校勘、注释、翻译了多部古典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诗学》、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的《文学信笺》《论文章作法》等，而且著有上百篇古典学专著和论文。他的《论风格》校勘本适用于研究，是后来研究《论风格》比较可靠的底本，为现今最为通用和权威的版本。

古典学虽然经过文艺复兴和19世纪的兴盛，但直至20世纪初，对德米特里的研究还不算丰富和深入。经过半个多世纪多国学者的努力，古典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及对《论风格》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译本来凝聚这些成果。1960年代，英尼斯在罗伯茨译本基础上，参考了其他钞本，重译了《论风格》[39]，并重新对希腊文本做了一些校勘。英尼斯译本和罗伯茨译本同样都是古希腊语和英语双语本，都有较长的前言，对书的内容做了介绍，划分了章节。

莫克森（Moxon）1934年发表了他的译本[40]。译本没有希腊文对照、没有注释，流畅、通俗，适宜于一般读者。《论风格》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朗吉弩斯《论崇高》、贺拉斯《诗艺》合辑。在序言里，莫克森简略考察了著作之间的继承和联系，叙述了各著作在文学批评以及艺术性表达上的探索和贡献。从序言中能够看出莫克森对罗伯茨的翻译和研究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其一些观点并不认同，因此翻译也有别于罗伯茨，细节处理比罗伯茨强。不过莫克森翻译主观性太强，谬误太多，与希腊文钞本出入太多[41]，所据希腊文底本也与罗伯茨不同。

这些版本都重版或重印多次，收入多种丛书，如“洛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人人丛书”（Everyman Library）等，也成为目前世界上通行本，被世界众多图书馆收藏。除了这三个通行英译本外，还有众多的古典学家如格鲁比（G.M.A.Grube）等的译本[42]。

罗伯茨、英尼斯译本的底本基本是巴黎典藏的P本。所谓P本就是巴黎典藏的古希腊钞本(Codex Parisinus gr.)“巴黎典藏”（The Paris Codex also known as the Codex Parisinus and Codex Pérez)是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世界各地古本。P本是1859年在巴黎一壁橱中发现[43]，后存放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论风格》在“巴黎典藏”中被编号为1741，这个编号下的著作还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陈中梅先生认为P本（Parisinus garments 1741）“成于11世纪，是目前公认可靠的钞本。P本1427年还在君士坦丁堡，15世纪末，经人转至佛罗伦萨，最后送往巴黎，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44]。目前，国际上一般认为P本成于“后古典时期”[45]，陈先生的说法与此基本吻合。

后来的校勘本（P2）在某些方面已接近成为一个新的文本了。此外还有44个钞本，其中一些是残片，基本都由P本衍化而来，不过没有延续P本的拼写，但作为校勘具有重要的异质参考作用。1508年曼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在威尼斯按P本出版了第一本署名为法勒隆的德米特里文本[46]。维多利在1552年校订了P本，并于1562年用拉丁语进行注释[47]。此后校勘本累出。

除了P本还有马德里本Matriensis4684（H）、那不勒斯本Neapolitanus ⅡE2（N）、圣马可本Marcianus gr.508（M）等14世纪的三个钞本。H本和N本中《论风格》开端的第1—3章拼写与P本不同，这两个钞本都没有引起学界多少注意。M本（藏于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被奇隆（Chiron）、伽特讷（Gartner）、卡瑟尔（Kassel）和英尼斯等认为独立于P本。M本文字更准确（例如§§196 & 298中αποκατεστησεν与ανεμνησεν删除了P本的两个例证），许多地方 M 本力图改正 P 本中错误，引用的段落更准确更完整（如§§4,21,61,199,250）,P本没有额外的冗长引文。因为比P本晚，有许多章节中举例与P2本相同，所以也有认为M本也是P本的衍生。现在通行的法语译本就是根据M本校勘和翻译的[48]。

一个完全与P本不同谱系，目前同样流行的钞本，是13世纪以中古拉丁语翻译的文本[49]，所谓 W 本。“这个匿名译本的绪言介绍了翻译的方法，进行了断句，校正了拼写等，有完整的索引，并对各种风格进行了分析。”[50]英尼斯认为这个拉丁译本意译太多，省略了许多章节，如有关第四种风格的章节、大量的讨论、例证等都被省略。但这个译本也有优点，这些优点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钞本[51]。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考察出此译本所根据的古希腊语钞本。

拉丁语译本是目前最多也是流传时间最长的版本。除了W本，1500年、1504年出现署名亚里士多德，标题为De Elocutione的拉丁文译本[52]。校勘过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皮埃尔·维克多利（Piero Vettori）也校译过《论风格》[53]，其校译本也最为出名。当然这时期也有古希腊语单语本，常附拉丁语的注释。16世纪西班牙航海事业发达，西班牙人到处搜索古籍，开始出现西班牙语译本[54]，附拉丁语注释。1779年出现德语译本[55]等。20世纪前以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为主，虽然有其他语种的翻译，但或者是双语或者有拉丁语的注释，书名基本上都有拉丁语De Elocutione字样，甚至有更多的拉丁语解释，如1743年拉丁本标题是“德米特里论风格或修辞用语”[56]，常注明其是一本修辞学著作。也常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合辑，或者与《诗学》《论崇高》《论诗艺》合本，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目前还有俄语[57]、日语[58]、荷兰语[59]、意大利语[60]等译本。这些译本，翻译者也往往是研究专家，翻译更注意体现原文，注意细节和用语，译本序言对书的内容做一些介绍和诠释。这些译本大都是双语本，附有P本对照。

从《论风格》译本和底本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主要语言基本都有了译本，这些译本所根据的底本主要有三个不同谱系：P本、M本、W 本。P 本是最早的希腊语本，也是目前最为流行和可靠的希腊语底本。现存的书名、作者名等也来自这个版本。

目前还未考证出P本所根据的底本。11世纪的希腊著作许多翻译自阿拉伯语本，阿拉伯语希腊著作可能译自更早一些的叙利亚语本，而这些叙利亚语希腊著作可能译自一个更古老的希腊语或拉丁语底本，也就是说 P本也不是第一钞本或手稿。那么 P 本上的著作权信息和成书年代，乃至 P本自身内容都需要考察。著作权和成书年代的确定，对文本内容和版本谱系的研究更有利；著作权的归属和出书年代的确定往往联系在一起，两者的确定，关系到文本谱系的最终锚定。

关于《论风格》的著作权归属，学界有多种意见，有归于亚里士多德，有说是德米特里，有说是狄奥尼修斯，等等。对于成书日期，目前共有五种观点。罗伯茨和雷德玛奇尔（Radermacher）认为是公元1世纪[61]；格鲁比（Grube）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引用材料集中于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62]；塔格里亚布（Tagiabue）和奇隆（Chiron）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末或者公元前1世纪初[63]；申科维尔德（Schenkeveld）认为是公元1世纪改编的，反映公元前早期或公元前2世纪的事情[64]；英尼斯（Innes）认为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社会状况，文中提及德米特里和索塔季斯（Sotades）都表明此著作日期应是这些人身后的[65]。成书日期影响了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的确定也相应地确定了成书日期，因此这两者的考察联系在一起。

考察一个著作版本、著作权和年代等问题，文献学和版本学上的方法很多，一般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外部和内部的方法等。内部的方法有文本的风格、用语、句式、其所引用的内容等，外部的方法有文本的载体、版式、字体等。但外部方法只能确定一个文本这个载体的年代，无法确定一个文本成于何时。例如我们可以测定《尚书》的宋朝刻本，但不能确定《尚书》的著作年代，但通过内部方法可以。测定著作年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确定著作权，然后通过确定作者年代大致确定成书日期。直接的证据，例如某朝代某权威直接陈述，或者研究者的证明，或手稿上有直接的书名、时间、版权或版本信息等。间接的证据就是后人的引用、内部或外部的信息来间接确定其年代和著作权等。

13、15世纪的拉丁文译本[66]，可能是译者或誊抄者将其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理由是关于措辞风格，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三卷里论述过，所以可能是《修辞学》残篇，而且《论风格》具有鲜明的逍遥派色彩。后来像“洛布丛书”就把它与亚里士多德著作编辑在一起。但《论风格》引述了许多亚里士多德之后时代的作品，其用语、句式都不是古典时代的。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风格的考察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还必须经过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特奥夫拉斯特（Theophrastus）的贡献，风格学才能获得从两种到三种再到四种等更为精细的划分，才从词语不同选择的风格到词语不同组合的风格，从词语的风格到句的风格的探讨。在风格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无论是从内容的广度、深度还是问题的高度来看，都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亨利·瓦卢瓦(Henri Valois)把《论风格》归于狄奥尼修斯，理由有两条。一条理由是，根据阿里斯托芬《云》的一条注释中有“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的《论风格》”[67]。但最早对古典作品进行注释的是姆苏鲁斯[68]，这条注释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记忆错误。另一条理由是，这本书和狄奥尼修斯的《论文章作法》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正如《论风格》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有许多相似，就被一些人认为是《修辞学》的残篇。如果这样，《论文章作法》也应该归于亚里士多德，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把《论风格》归于狄奥尼修斯也是不太可能。

从目前材料来看，最早提及《论风格》的是菲罗德(Philodemus)[69]。他的《修辞学》第四章似乎对《论风格》§303很熟悉，但没有直接的论据证明他说的就是§303；而他提到德米特里也很含糊，没有进一步的信息[70]。菲罗德同时代的西塞罗经常提及德米特里[71]，但却找不到他对《论风格》熟悉的蛛丝马迹。昆体良、普林尼等也多次谈到德米特里，似乎对德米特里的演讲很熟，提到他的理论著作不多[72]。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所列出的德米特里著作长名单里，没有任何有关《论风格》的信息[73]。只有叙利安努斯在评注《赫摩根尼》（1.99-100）中提及《论风格》[74]，但只是表明它是古代著作，没有作者和年代信息。姆莱图斯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传记最先推出亚历山大时期《修辞学》的作者，或不为人知的修辞学家或哲学家[75]。

第一次鲜明地把《论风格》归于德米特里的是阿摩尼奥斯[76]。他在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的注释里提到了《论风格》并把它归属于德米特里。11世纪保加利亚大主教迪欧费拉克图斯（Theophylact）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句提到法勒隆人的《论风格》[77]。策策斯（Tzetzes）作品的注解者也提到法勒隆的德米特里。维克多利主张作者就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这些观点被森茨伯里采纳，认为这本著作产于亚历山大利亚而不是罗马，《论风格》成书日期晚到安东尼时代已不可能[78]。

归纳起来，对成书的时间的确定，研究者是从五个方面来界定的。第一，文中的引文，文中提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甚至包括一些后来不著名的人物，如德马德斯（Demades），而丝毫没有提及后来哪怕是很著名的人物。这种观点遭到反对，有人认为早期的材料并不能确定该书写作于早期。第二，语言学证据，文中用的方言和专业术语，表明其写作的日期和作者所处时代。但是这种证据并不具有确定性，因为在古希腊甚至罗马时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常模仿古典主义希腊，尤其是雅典语言表达。第三，就书的内容而言，作者的兴趣在希腊早期而不是晚期，文中没有半字提到修辞的衰落，没有提到模仿、雅典学派、朗吉弩斯等，特别是没有提到三种风格理论，在讨论优美时，不知道狄奥尼修斯写于公元前30年后的《论词语的构成》。反对派的意见认为德米特里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甚至对社会的发展不能察觉，“身虽在晋，乃不知秦汉”，并不等于桃花源里的人实际还生活在秦前，只是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还在秦前。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或者落后的社群发现，他们的生活仍处在氏族时期或者奴隶时代，他们若有著作肯定不会有新的社会痕迹，但他们实质上却是21世纪的氏族人群。第四，德米特里与早期逍遥派的关系，因为早期逍遥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在批评理论发展上影响很大，似乎是逍遥派使作者赞赏优美语言表达，但逍遥派的文献表明德米特里并不是其中一员，还有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书籍是直接看到还是间接知晓等。第五，一些直接的证据，如菲罗德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就直接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等等[79]。但这些直接证据本身就需要考证。综合这些研究，目前学界普遍倾向于《论风格》属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这否定了作者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的可能。

从学术的进程来说，《论风格》明显是集大成者，具有总结性。不仅总结了风格分类的学问，还从用语的风格发展到词语组合的风格进而到句的风格。若没有从古典到希腊化时期修辞学、诗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的发展和积累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的。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论风格》属于希腊化时期作品，因此属于法勒隆的德米特里的可能性很小。从这样的研究结果来看，若作者不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那么目前 P 本的标题和作者就有可能是后来抄写者加上去的，P本作为第一钞本或手稿的可能性就非常低。第一钞本是怎样的，到底与P本是什么样的关系，只有待出土草纸本或找到比P本更为早期的钞本才能确定。

这样 P本的权威性就受到巨大的减损，因此 M本和 W本的存在的合法性就大为增加，因为无法证明 P本比 M本和 W本更接近真本。这样《论风格》的文本谱系就发生了改变，至少有三个源头，这三个源头又衍生了不同的版本，这些衍生本又译成了众多语种的译本。这是《论风格》文本谱系的目前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研究的方式和方法，必须互相参校。

同时也锚定了《论风格》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即希腊化时期风格学的集大成者、总结者，同时又是开创者的地位，对希腊学术，尤其是对“希腊—罗马之争”中“什么是真正希腊的问题”的解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本系谱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