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框架与结构

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泰关系，本书将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分别是中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外部影响因素、内生影响因素，以及民心相通工作。

（一）对中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梳理评估

这是开展中泰关系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唯有全面准确客观把握中泰关系“从哪里来”“当前在哪里”，才能更好研判中泰关系“往哪里去”。

为此，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议题。

首先是历史层面研究，着眼于“中泰一家亲”传统友好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回溯了中泰关系的源起、盛衰、复兴以及屡创新高的曲折过程，尤其是对冷战期间的中泰关系转折给予了重点关注。

其次是区域性研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地理历史、经贸合作、军事安全、政治信任、社会文化五项指标，对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泰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加以评估，从而在交叉对比中进一步把握中泰关系在本区域国家间关系中的相对位置。

再次是跨区域研究，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从“五通”合作出发，探讨中国推动的全球新发展议程对中泰关系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其为何对当前泰国国家发展模式转型而言是一个重要契机。

最后是次区域研究，以澜湄合作为视角，分析中泰关系在次区域合作发展层面的积极作用与新增长点，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创新动力。

（二）基于泰国地缘诉求探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中泰关系趋势

中美战略竞争已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风险，深刻影响着包括中泰关系在内的各类双多边关系发展。泰国在地缘上既是“中泰一家亲”的中国地理邻国，又是“美国传统友邦”的军事盟国，再加上其作为东南亚唯一非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意也有力开展“对冲”策略，旨在获取更多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动权。

为此，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议题。

首先是有关泰国对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认知。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唯二的军事盟友，泰国在印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中泰关系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中泰双方共同努力。为更好推动中泰关系发展，前提条件就是要厘清泰国方面对印太战略的看法及其应对逻辑。

其次是在“地缘引力”模型下评估泰国的地缘平衡策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东南亚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通过引入“地缘引力”模型，将有助于更直观地理解泰国在大国罅隙间的平衡策略，即一来保持中泰与美泰的动态平衡，二来增强日泰与印泰关系，三来依托东盟提升地缘风险应对能力。

最后是对泰国在中美之间“非中性”对冲的特征与成因的分析。尽管泰国在外交策略上坚持大国平衡，但近年来明显在中美之间采取了“友华疏美”举措，从而使中泰关系屡创新高。不过，随着印太战略推进，有关美泰关系回摆的预期也日益增强。那么，泰国当前“非中性”对冲的成因何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此，通过引入“大国外因—小国内因”互动的泰国对外关系模型，将有助于打开单一国家行为体“黑箱”，从而更准确理解和把握泰国“非中性”对冲策略的行为逻辑。

（三）探讨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不确定性对中泰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泰国当前正处于国家发展模式变革的重要关口，并在经历两轮改革尝试失利的连续冲击后，开始陷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支柱联动衰退的严峻困境。对中泰关系而言，当前泰国国家发展模式变革的不确定性兼具机遇与挑战，既有可能在变革中化解长期以来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甚至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但也有可能改变传统上曾经行之有效的合作路径与工作模式，甚至在短期内对中泰关系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为此，第三章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议题。

首先是从历史视角，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泰国国家发展模式变革过程加以回顾，并基于“政治体制—经济道路”互动模型，探究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动力与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泰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及其根本原因。同时，探讨如何在经济层面积极回应泰国当前的“增量改革”诉求，从而进一步深化中泰经济合作。

其次是从政党政治视角，以政治权力集团为切入口，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探究泰国国家权力/资源分配模式从“泰式民主”到“西式民主”的转型过程，以及近年来“泰式民主”再度复兴的背景与原因。同时，探讨如何在政治/社会层面拓展交流渠道，以改善中泰传统合作依赖“自上而下”模式的局限性。

最后是从保革冲突视角，通过对当前泰国政治结构多元化与政治冲突极化的案例分析，评估泰国政治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传统“泰式民主”意识形态衰落引发的迷惘与动荡。同时，探讨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以“中泰命运共同体”观念塑造合作共识。

（四）从中泰关系现实挑战出发探讨深化民心相通的创新路径

无论是中泰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当前泰国政治/社会多元化转型的现实风险，都充分表明民心相通在保证中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民心相通既是“安全带”，有助于在关系遇冷时发挥兜底保障功能，防范难以挽回的关系破裂，又是“催化剂”，有助于在关系升温时进一步激发合作活力，催生新的增长点。尽管中泰关系源远流长，民心相通有着深厚传统底蕴，但相较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西方在泰国的深耕细作，当前中泰民心相通依然存在不少短板，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

为此，第四章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议题。

首先是针对主流媒体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从中泰民心相通的国际传播路径出发，探讨了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面临的“形象传播”的点面结合难题，“纠偏释疑”的风险防控难题，以及“群体区分”的精准分类难题等严峻挑战，并以《曼谷邮报》《新闻报（英文版）》《民意报》《泰叻报》《每日新闻》5份泰国主流报刊涉华敏感报道为对象开展实证分析，评估了美西方在泰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影响力及作用机制，进而提出了精细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对策建议。

其次是针对社交媒体的新生代信息传播问题，从泰国社交媒体发展现状出发，探讨了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及特点，并以所谓的“奶茶联盟”事件为例，分析了中泰民心相通面临的社交媒体新挑战，进而提出了构筑新生代信息传播“新高地”的对策建议。

最后是针对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从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概念与特征出发，以亚洲基金会、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在泰活动为例，探讨了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资金运作、项目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与模式，进而提出了构建官产学联动的新型智库网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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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方冶等：《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