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历史总是和它所处时代的人物联结在一起。作为人物存在的客观基础，历史提供了人物赖以活动的条件和平台，而作为历史组成部分和主体，人物的行迹和言说展现了历史丰富的内涵。春秋之前，由于时代邈远和文献缺失，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夏桀、殷纣之类数量有限的人物，常常以标签化、概念化甚至神化的方式存在于历史记述中，从历史学的视角研究人物并进而开展相关时代历史研究的条件可谓先天不足。春秋开始，中国历史迎来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伟大的转型期。随着文献记载日趋丰富，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形象日趋“鲜活”，人物研究开始涌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从春秋到战国，最为学者关注的人物莫过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普遍崛起的特殊群体——诸子百家，有关研究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实不为过。然而，诸子百家崛起之前，活跃于前台的各国执政者才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焦点所在。子产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春秋历史上的子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推崇者认为“后半部《春秋》全赖此人（子产）生色”[1]，称赞他是“春秋第一人”[2]。作为体制内的执政者，子产有着不同于诸子百家的身份和责任，他既非坐而论道的思想家，也非超凡脱俗的隐者，其所作所为不能脱离其贵族出身以及作为执政者的特殊身份。如果将孔子、老子比作春秋思想领域的坐标，那么当时政治统治领域的坐标则非管仲、子产一辈莫属。如果说管仲是春秋前期政治的坐标，那么子产可谓春秋后期政治的坐标。同理，如果说研究大国之卿的管仲属于典型的大国视角，主要揭示大国图强称霸的历史，那么对子产从政历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中小诸侯国视角的意味。由“礼乐征伐从诸侯出”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权力更替过程中，子产作为“礼乐自大夫出”重要代表之一，深度介入了春秋历史之变。放眼春秋历史，立国之初的郑国论国力也曾有“小伯（霸）”之实，彼时齐、秦等国不得望其项背。日后郑国衰弱，但与许、陈等国相比，实力仍不容小觑。研究以子产为中心的郑国历史，既可以揭示春秋霸政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国如何维持霸权的历史，也揭示了同一时期中小诸侯国如何于夹缝之中争取生存空间的历史。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转型，子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一 中国古代对子产相关历史的认识

中国古代知识界对春秋时代、对春秋时代之郑国的基本认识，与他们对子产的基本看法之间，呈现出颇有意味的悖离。孔子关于周王东迁以来的历史曾经有如下论断：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的历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春秋时代的研究上。他还将这一认识倾注在《春秋》的编订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由于《春秋》的编订，西周至战国之间的这段历史获得了一个专有名称——“春秋”时代，体现《春秋》主旨的“春秋大义”遂成为儒家与中国古代社会认识春秋历史的基础。汉代刘向指出：

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战国策·序》）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曾强调春秋优于战国，认为春秋时期“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等周人传统能得以坚守。[3]尽管如此，中国古人对春秋政治变迁总体上还是抱持否定的态度，至近代前期余风犹存。例如，民国时期学者孙曜曾指出：

吾人习惯于郡县制者已二千余年，以往之载籍，又十九为尊古思想之结晶。故一提及三代，则冠冕雍容之幻想即现于脑际，提及春秋战国，即有王纲失坠之慨；一似从前圣王在位，与后来统一国家之形势无二者，此不及详查实际而梦想往古黄金时代之过。[4]

与否定春秋历史相一致的是，子产所在的郑国的发迹史也往往显得不那么光彩：

郑当幽王之世，王室未迁，遽兴寄帑之谋，攘取虢、桧之国而有其地，首乱天朝之疆索，郑诚周室之罪人矣。[5]

春秋初年，郑人侵夺周地，取成周之禾，公然停止祭祀泰山，甚至与周天子对抗，还与周天子交换人质。至于郑国民风好巫以及作为“淫声”的典型的“郑、卫之音”更被士君子所不齿。《论语·卫灵公》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在春秋“礼坏乐崩”的过程中，郑国可谓始作俑者的典型。

然而，在春秋这个“倒退”时代，长期身为“乱制之国”，郑国执政的代表——子产却获得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被奉为春秋仁惠政治的楷模。孔子称赞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故称其为“惠人”（《论语·宪问》）。《史记》等文献甚至记载，孔子曾“兄事子产”，其真实性虽然令人怀疑[6]，但孔子对子产的推崇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有人称子产“不仁”，孔子却认为子产既然能“不毁乡校”，就不能说他不仁。听说子产去世，孔子竟至“出涕”，盛赞他是“古之遗爱”[7]。

孔子对子产的看法确立了子产在后世主流意识中的“仁”“惠”形象。东汉时期，班固试图提醒世人，春秋以来滥用刑罚的“偷薄之政”始于子产：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8]

可是这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其妹班昭补写《汉书·古今人表》，仍按照当时的通行观点将子产列入仅次于圣人的第二等人物——“仁人”。

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在其《人物志》中曾提出折中意见：

兼有三材[9]，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这一观点在北魏时被拓跋（元）澄进一步发挥。《魏书》记载：

高祖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10]

权变说尽管逻辑上圆通，但仍不能打消长期以来消解子产猛政历史的惯性。元、明之际的赵汸说：“为政用猛，非君子之道，或因太叔所偏而矫之。”清代彭家屏强调，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宽政有弊端：

盖因时因人事因地，酌量以取中，非谓行宽政之后必有流弊，而以猛政救之也。宽本无弊，宽而至于民慢，用宽者之过，不可以是诬先王之道为有弊也。[11]

他们强调，“宽猛相济”既非子产的主张，本质上也不是儒家本意。“宽”“猛”二政形式上中庸平衡，但重心实际上还是“宽政”。宋代的陆九渊连这种平衡的形式上都不愿保留，认为：

“宽猛（相济）”之说，古无有也，特出于《左氏》载子产告子太叔之辞，又有“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说，而托以为夫子之言。呜呼！是非孔子之言也。[12]

因此，我们看到，儒家对子产的主流认识在明清时期继续得以沿袭，甚至出现“后半部《春秋》全赖此人（子产）生色”，子产为“春秋第一人”以及“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过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等说法[13]。晚至清咸丰年间，著名学者俞樾奏请以子产从祀文庙[14]。由此来看，一种意识天长日久，可能不是意识服从史实，而是史实“屈从”意识。

总之，在古代中国，儒家意识左右着对人们对子产的认识与评价。他们将子产奉为“仁”者，是礼治与“宽政”的维护者。然而，史料显示，子产在其执政后期其实已经显露出以猛治国 （“猛政”）的倾向，对刑罚和法律日趋重视。作为这一历史变迁的关注者，孔子一方面正面张扬子产的仁人及实施“宽政”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用“宽猛相济”平衡子产的猛政思想。儒家后学沿袭了孔子的做法，日后论及子产，往往重点褒扬其“仁”“惠”，而对其猛政历史有意无意采取一种消解的态度。然而，子产推行猛政的历史毕竟有史料记载。面对主流意识和史料（史实）的矛盾，折中调和者认为子产以猛政治国是权宜之计。这是用儒家话语替子产开脱，但由于对子产猛政历史的消解已成惯性，许多学者宁可相信子产的宽政形象而不愿认可猛政的史实。关于那个时代政局演变的特点，孔子有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著名论断。此后，学者对春秋史的评价，虽然也不无肯定意见，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春秋政治衰退速度的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这样，中国传统史学在认识、评说子产及其所处时代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整体上否定春秋政治，另一方面却对这种政治的执政代表——子产予以肯定。这一态度与学者所熟知的儒家对管仲的评价中褒贬俱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二 近代以来对子产相关历史的研究

（一）关于春秋史的总体研究

近代专门的春秋史研究始于20世纪童书业的《春秋史》。关于此书，吕思勉曾评价道：“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此书者。”[15]而童氏尚有《春秋左传研究》，对春秋时期的史事、制度以及文化都有精到的研究，被称为“治先秦史者必读之书”[16]。童书业认为，春秋历史具有四大特点：①种族的混合和中华民族的成立；②中国疆域的扩大；③统一局面的酝酿；④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17]国内几种影响较大的史学著述，如翦伯赞的《先秦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大体持相同观点。[18]晚近出版的顾德融、朱顺龙二人合著的《春秋史》综合上述观点，认为春秋历史具有七大特点：①已经进入铁器时代；②大国争霸；③宗族公社的瓦解；④中华民族已经形成；⑤政治制度大变革；⑥各阶级、阶层剧烈斗争和重新组合；⑦思想文化急剧变化；⑧风俗礼仪大变迁。[19]

以上诸点认识可视为当前学术界对春秋历史的基本观点。而研究的主要问题又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制度与社会关系

概论春秋社会变迁的著述主要有林甘泉的《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许倬云的《古代中国的变迁》《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李瑞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以及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等[20]。对春秋历史转型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以晁福林《试说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先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为代表[21]。春秋历史变迁的具体表现，其焦点有二：一是统治阶层从天子到诸侯的权力式微。这方面的著作早年以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为较为著名，近年则有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以及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等为代表[22]。二是对春秋国人、商人的研究。这个问题关注者更多，举凡讨论先秦历史社会的通论性著述多有论及，专门以此为题的论文亦复不少[23]。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与西周、战国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关系，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经常被包含在更大范围的周代历史或上古史研究的范围内。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研究》、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由宗法分封制形成的等级制度》、田昌武、臧知非合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袁林的《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以及徐祥民的《春秋法制研究》等[24]。

2.政治思想

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多采取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范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谓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25]。此后陆续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26]、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27]、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28]等都对春秋时期的思想问题做过深入探讨。专门以政治思想为题的著作较少。早期代表作是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29]，该著虽开学术风气，但可惜内容过于扼要。比较详细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30]。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上古思想研究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主要包括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31]以及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32]。三部著作都注意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关系，在剖析思想时注重对其时代背景进行介绍和分析。

春秋时期，“王官之学”正从衰败走向解体，而“百家争鸣”的局面尚未出现，这一时期的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因此，把春秋时期的思想变动作为思想史的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颇具学术意义。这一阶段具有若干倾向性的思想主要包括重民思想与怀疑天命鬼神的思想。鉴于春秋时期思想的总体表现，比如理性的精神、怀疑的态度，更接近诸子时代的风格，或许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作“前诸子”阶段。

3.诸侯国关系

诸侯争霸问题一向是近代春秋政治变迁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李唐《春秋五霸》、刘伯骥《春秋时代之会盟政治》、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陈剩勇《诸侯争霸战争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等[33]。重要论文有陈恩林《论春秋五伯争霸战略》、陈筱芳《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等[34]。既注意研究争霸斗争本身，又注意争霸时期的国家关系，是近年此类研究的基本趋势。综合研究春秋时代诸侯国关系的著作有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35]。

由于有《春秋》经和《左传》《国语》这两部堪称丰富翔实的早期历史著作，春秋时期的历史在从三代到战国的先秦史中轮廓相对清晰。而将上述文献资料整理并进行分类研究的工作，清代以来的考据学家建树颇丰。但是，这也因此意味着，沿袭清代以来以文献考证为主要手段的研究范式，很难在春秋史研究上取得突破。学者根据上述文献材料及清人对这些文献材料的整理，很容易“了解”春秋历史，形成一个关于春秋史的基本看法。不过，如果希望进一步深入探索春秋历史，仍然会面临文献不足征、史料缺乏的障碍。因此，近代以来的春秋史研究，仍然存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上述著作中，专门的春秋史研究论著实际上寥寥无几。日本学者高木智见对于春秋史研究状况曾有过这样一番评论：

在目前的春秋史研究中，存在着两个不利因素。其一，研究所赖以为据的只有《左传》与《国语》，史料显得先天不足。其二，论者易将春秋史纳入其前后的殷周史及战国、秦汉史展开论述，表现出一种视角上的外在性。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存在，与上述各时代相比，有关春秋史的研究不仅数量少，内容也不尽深入，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首先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明确春秋时代的固有事物，然后再将其纳入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毋庸赘言，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6]

概言之，春秋史研究长期以来多附从于周代历史或者更大范围的先秦史研究，即如高木氏所说的，表现出了一种“视角上的外在性”，直至今日其独立性仍不明显。这种外在的视角固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春秋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但对于探索春秋历史的特殊性而言，这种视角即便没有构成障碍，至少也显得相当疏远。历史研究既需要有置身事外的客观与宏观的考量，也需要有沉浸其中、设身处地的“同情”般的理解。而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仍比较欠缺。

（二）关于郑国史的研究

郑国是子产活动的历史主舞台，郑国历史是春秋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郑国史是研究子产及其时代的重要基础。

近代郑国史研究在众多区域史研究中相对薄弱，至今鲜见郑国史研究专著正式出版。综合性论文，主要有晁福林《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37]苏勇《周代郑国史研究》[38]以及程浩《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等[39]。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向：一是关于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如松井嘉德《西周郑（奠）考》[40]、尚志儒《郑、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41]以及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42]等。二是对郑国战略地位的研究。主要有张其昀《南北争衡的衢地——郑与陈蔡》[43]、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44]等。三是对郑国“七穆”家族的研究。重要者有日本宇都木章《郑之七穆——以子产之立场为中心》[45]以及骆宾基的《郑之“七穆”考》等[46]。四是关于“郑声”的研究。“郑声”历来有“淫声”之名，孔子深恶痛绝之，但何谓“郑声”，淫在何处，古人却莫衷一是。近年有学者提出，“郑声”其实不是指《诗经》中的郑风以及与之相配的乐调，而是新乐、俗乐的代称。[47]也有学者指出，孔子所说的“郑声淫”不是指《诗经·郑风》内容淫靡，而是不指其音律过分新巧。[48]由“郑声”所反映的郑国社会风尚及其对春秋政治历史变迁的关系，也有待深入探讨。

郑国史方面值得关注的出土材料主要有三方面：一是1923年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墓葬“新郑彝器”的发现，其中包括被誉为“时代变革精神的象征”的国宝——“莲鹤方壶”[49]。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只有诸侯才能与之相称。相关文献有《新郑出土古器图志》《新郑古器图录》《新郑彝器》以及《郑冢古器图考》。2001年，河南博物院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合作整理并出版的《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图录》集“新郑彝器”大成[50]。二是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碧沙岗发现的一批郑国墓群[51]。三是“郑韩故城”的考古发掘。郑国的国都在郑灭亡后成为韩国的国都，故有此名。1997年当地出土属于春秋时期郑国各种青铜器334件，2002年又发现一批郑国贵族墓地，包括18座陪葬车马坑和3000多座墓葬，其中埋葬有多位郑国国君。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一批新的资料尚在整理之中。其中最为学界和媒体所关注的莫过于近年公布的“上博简”和“清华简”中涉及郑国历史的重要文本。《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柒]》收录《郑子家丧》甲、乙本二本，简文记述楚、晋邲之战的原因与经过，涉及郑国子家弑君的历史，可与《左传》宣公四年的记载相对照。[52]“清华简”中涉及郑国的史料包括其中的《良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甲、乙本）以及《子产》（《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等篇。其中《良臣》“记载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篇中特别突出子产，详记‘子产之师’‘子产之辅’，作者可能与郑有密切关系”[53]。《郑武夫人规孺子》可推定为“形成于春秋早期，今见本为战国史抄本”，“简文述春秋初叶郑武公去世至下葬前后，郑武夫人武姜等对嗣君庄公的规诫及庄公的表态”，对了解春秋初年历史颇具史料价值。《郑文公问太伯》记载了“太伯临终时告诫郑文公的言辞”，“简文多可印证《左传》《国语》诸书记载，特别是桓公、武公和庄公前期处于两周之际，文献多阙，简文更可补充相关史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54]。

（三）关于子产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中心人物——子产，尽管与春秋历史关系密不可分，然而霸政是春秋政治重心所系，因而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大国图强称霸的历史，专门的子产研究反而未受重视。1935年出版的郑克堂《子产评传》基本属于资料汇编。较具学术性的研究要么附带地出现于相关的研究著作，要么以专门论文的形式出现，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内政活动

子产的三项改革是近代学者关注的焦点。第一项改革是“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许多学者把它理解为对已经破坏的井田制进行整理[55]，有的则理解为国家对所有土地的全面控制与管理，标志着国家授田制的实施[56]。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学术界认为它是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的标志[57]。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杨鸿烈据此提出“子产是中国打破法律秘密主义的第一人”[58]。时至今日，多数专著与教材仍沿袭这一观点。反对者认为，中国成文法在子产“铸刑书”前即已出现，因此“铸刑书”并非公布成文法。孔庆明、俞荣根认为，子产“铸刑书”的性质并非公布成文法，而是试图确立“罪行法定”的原则[59]。也有学者折中两种意见，认为子产之前固然也存在成文法，但是一个成文法时代的普遍到来则与子产“铸刑书”密切相关[60]。一些学者虽然继续坚持铸刑书具有公布成文法的性质，但是反对与西方（主要是古罗马）成文法的公布简单类比，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类早期成文法公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61]。与法制有关的问题还包括对子产杀邓析传说的研究。按照《左传》定公九年的记载，邓析死于驷歂之手，但是《荀子》《吕氏春秋》等多部文献声言子产杀邓析。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在春秋时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春秋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普遍受到重视，但把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还不多。

2.思想观念

近代子产思想研究存在两个明显倾向：一是将子产与战国法家相联系。子产执政后期的统治思想表现出为政以猛的倾向，这与法家“以刑（法）治国”的主张相似，所以自梁启超、郭沫若以来的许多学者多将子产归为早期法家。由于相似的理由，被尊为早期法家的还有管仲。然而，20世纪70年代，子产一度又被贴上儒家标签。[62]当然，当年的政治影射绝非学术研究，但它依托的学术观点，即子产并非“法治派”，而是“礼治派”，却并非空穴来风。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子产虽然倾向猛政，但是也不否定宽政。现代学者中，有人把它解释为“政治与思想之间的张力”[63]，有的解释为“折中妥协”[64]。二是用无神论来标称子产的思想。受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次理性（无神论）思潮。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即其代表。我们觉得，在知识的意义上，子产是否具有无神论的倾向固然也需要探讨，但是归根到底，他对天命鬼神的看法是其政治观念的体现。离开这一点谈所谓的无神论或理性思潮，难以准确把握子产思想。作为政治家，子产思考的主要不是形而上的宇宙、人生问题或者逻辑方法，而是如何治国安邦。另外，虽然他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一无语录，二无著作，用“观念”这个词也许比“思想”更能反映子产政策及言论的特点。不但子产，春秋时期的多数政治家的“思想”似都应以“观念”来处理。这样的研究可能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3.邦交活动

子产执政的时候，郑国虽然沦为弱国，但在强国争霸的国际斗争却还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利益，甚至在争霸的间隙还伺机侵伐其他国家。这是郑国，尤其是子产从政时期引人注目之处。我们与其对子产的邦交业绩附加一些无谓的赞辞，不如深入错综复杂的春秋政治格局，厘清郑国的实际处境，或许在子产的外交素养之外可能观察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无论子产如何睿智，郑国如何左右逢源，其“国小而逼”的窘境难以根本改观。顾炎武曾言，“春秋犹重礼尊信”。周礼可以成为弱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相对弱小的国家中能够使礼成为捍卫国家之武器者，以郑国最为典型。郑国是大国称霸所争取的焦点，屡遭征讨，由此恪守礼仪并实行恰当的策略乃是郑国的立国之本。”[65]从霸国的角度来看，礼乐也是笼络其他诸侯国的有力工具。郑国居于南北争霸的要衢，这既使它饱受战争之害，但也使它有可能在南北霸主之间（前期主要是齐、楚，后期主要是晋、楚）周旋而渔利。宋杰的《先秦战略地理研究》探讨了郑国自保的战略条件。

出土史料中直接与子产研究相关的主要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公布的《子产》。整理者认为，此篇“是一篇传述子产道德修养和施政成绩的论说”，“说明子产作为重臣，如何‘自胜立中’，做到‘助上牧民’”，“努力向前辈贤哲学习，集合良臣作为‘六辅’等政治作为。特别是篇中提到子产参照夏商周‘三邦之令’‘三邦之刑’，制定了‘郑令’‘野令’和‘郑刑’‘野刑’，足以印证《左传》关于子产作刑书的记载”[66]。除简文考释外，相关历史研究也正逐步展开[67]。

总体而言，近代学术界对子产及其历史的认识，既带有传统史学的烙印，也受到近代变革意识的影响，对子产的历史表现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解读。在传统史学中，春秋时期“礼坏乐崩”，那是三代（尤其是西周）美好世界的历史倒退。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溃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变革的氛围空前浓厚。在这种时代氛围和历史语境的深刻影响下，历史上的变革受到史学界的空前的重视。子产的内政措施一概地视为改革，其历史贡献不是对礼治的维护，反而是对它的否定。由于“以猛治国”的政策符合法家“以法（刑）治国”的主张，而法家又被视为先秦社会改革与进步的主角，因此近代学者又自然地将子产与战国法家的产生联系起来，奉他为法家的先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进而极力套用西方模式，如认为“铸刑书”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公布的开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将子产视为春秋无神论思潮的代表。子产虽然对天命鬼神有时有所怀疑，但其实有时却笃信不疑。这种“矛盾”是当时认识水平的真实体现，也符合当时的政治伦理，那就是无论是否信仰天命鬼神，统治者都应该以民之疾苦作为为政的基本着眼点，有德的统治者可能怀疑天命鬼神，他相信“民者，神之主也”，也可能虔诚地信仰天命鬼神。在天命鬼神问题上，子产的认识是传统认识的延续，并无明显的无神论的倾向。当然，子产的局限性不影响他作为春秋执政者的杰出代表。有神、无神只是表象，为政之道所显示的历史睿智才是关键之所在。

我们拥有研究子产及其时代的史料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审视历史的新时代。语境的深度变迁为我们重新认识子产及其时代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因此，重新研究子产及其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

[1] （明）唐锡周《左传管窥》，转引自郑克堂《子产评传》，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9年版，“叙例”。

[2] （清）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康熙居业堂刻本，卷七。

[3] （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75页。

[4] 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2页。

[5]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6页。

[6]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孔子家语·辨政》：“孔子曰：‘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据估计，子产年长孔子三十岁左右，“兄事”说不合情理。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1066页。

[7] 王念孙注：“爱即仁也，谓子产之仁爱有古人之遗风。”见（清）王引之撰，钱文忠等整理，朱维铮审阅《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8]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093页。

[9] “三材”是刘邵品评人物的术语，是“德行高妙，容止可法”的“清节之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的“法家”以及“思通道化，策谋奇妙”的“术家”的统称。详参（三国魏）刘劭撰，王晓毅译注《人物志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8页。

[10]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63页。

[11] [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12]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6页。

[13] 郑克堂：《子产评传》，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9年版，“叙例”。

[14] （清）俞樾：《奏定文庙祀典记》，载《俞樾集》卷五，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15] 童教英：《〈春秋史〉导读》，载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6] 赵光贤：《评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7] 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18]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3页；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9]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5页。

[20] 林甘泉：《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文物》1981年第5期；Xu，Zhuoyun，AncientChinainTransition：Analysis of SocialMobility，722-222B.C，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5（中译本《中国社会史论》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瑞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1] 晁福林：《试说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先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2] 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中华书局1931年版；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23] 如日知《〈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古代中国的原始民主制》（《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任常泰《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和崔大华《释“国人”》（《历史教学》1980年第2期）。

[24]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由宗法分封制形成的等级制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田昌武、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祥民：《春秋法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0年。

[25] 此书出版时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但下卷始终未出版。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出版时间虽然比胡著稍早，但学界评价不高，故常以胡著为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之鼻祖。

[2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神州国光社1931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新知书店1947—1956年版。

[28]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9]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30]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1]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3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 李唐：《春秋五霸》，河洛图书出版社1978年版；刘伯骥：《春秋时代之会盟政治》，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2年版；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陈剩勇：《诸侯争霸战争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

[34] 陈恩林：《论春秋五伯争霸战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陈筱芳：《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35]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 [日]高木智见：《关于春秋时代的军礼》，《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69页。

[37] 晁福林：《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南都学刊》1992年第3期。

[38] 苏勇：《周代郑国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39] 程浩：《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博士后出站报告，清华大学，2017年。

[40] [日]松井嘉德：《西周郑（奠）考》，《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中国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4页。

[41] 尚志儒：《郑、棫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450页。

[42]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43] 张其昀：《南北争衡的衢地——郑与陈蔡》，《中国一周》第598期，1961年10月。

[44] 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5] [日]宇都木章：《郑之七穆——以子产之立场为中心》，《中国古代史研究》3，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

[46] 骆宾基：《郑之“七穆”考》，《文献》第2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47] 党万生：《“郑声淫”新论》，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版。

[48] 徐凤升等：《“郑声淫”新释》，《语文月刊》2003年第1期。

[49]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50] 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5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岗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52]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除释文考证外，历史研究类论文主要有李天虹《竹书〈郑子家丧〉所涉历史事件综析》（《出土文献》第1辑，中西书局2010年版）、小寺敦《博楚简〈郑子家丧〉的史料性格：结合小仓芳彦之学说》（《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年版）和冯时《〈郑子家丧〉与〈铎氏微〉》（《考古》2012年第2期）等3篇。

[53]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56页。

[54]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03、118页。关于《郑武夫人规孺子》研究的主要有晁福林《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和侯瑞华《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集释与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8年）；关于《郑文公问太伯》，研究主要有3篇论文：马楠《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文物》2016年第3期）、刘光《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所见郑国初年史事研究》（《山西档案》2016年第6期）和吴良宝《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鄝”国补考》（《简帛》2017年第1期）。综合研究有代生《清华简（六）郑国史类文献初探》[《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5]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册，第1075页）。

[56] 参见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田昌武、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3页。

[58]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0页。

[59] 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0] 张景贤：《商周法律是“秘而不宣”吗？——兼论成文法的公布不始于春秋》，《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61] 参见李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62] 参见“梁效”《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63] 郑开：《子产：政治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原道》第六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96页。

[64]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65] 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5页。

[66]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36页。

[67] 相关历史类研究论文主要有4篇：王捷《清华简〈子产〉篇与“刑书”新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王沛《子产铸刑书新考：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刘光胜《德刑分途：春秋时期破解礼崩乐坏困局的不同路径——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考察》，《孔子研究》2019年第1期：韩高年《子产生平、辞令及思想新探——以清华简〈子产〉〈良臣〉》，《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