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章太炎以来，学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方法和视角，或着眼于外在变迁，把学术史的演进归结为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原因；或着眼于学术内部的主题变化，将其化约为某种观念的自主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如何以新视野、新方法研究学术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人们不断尝试借鉴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研究方法，使学术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近年来，学界继续探索新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而借鉴生态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审视学术的发展与变化，将是一个新的视角。

清代幕府盛行，士人游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清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海内外史学家对清代幕府颇为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人游幕的盛行与清代学术发展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取得了一定成绩；而对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及其与学术活动的关系，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清代幕府的研究，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一直是海内外史学家颇为瞩目的研究领域，且有日趋繁盛之势。[1]发其先声者是张荫麟、李鼎芳的《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2]，重点论述了曾国藩与其幕宾的相互影响和曾氏幕府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开创了清代幕府研究的先河。其后，全增祐的《清代幕僚制度论》、张纯明的《清代的幕制》,[3]从宏观视野探讨了清代幕友制度的形成、确立成因、幕的性质和种类、幕友与幕主的关系等问题，讨论了“绍兴师爷”群体形成的原因。全增祐关于“幕友制度萌芽于明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初”的论断和“政与学脱节”是幕友制度的成因之一的观点，得到幕府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为清代幕府研究奠定了基础。缪全吉在《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和《清代幕府之官幕关系与幕席类别》等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一书，[4]重点论述清代幕府的官幕关系、幕席类别、游幕方式及条件、幕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是首部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幕府的专著。

国外学者对清代幕府相关问题也比较关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清代的胥吏与幕友——以雍正朝为中心》）和藤冈次郎《清朝にお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のためのノオト（Ⅱ）》（《清朝的地方官、幕友、胥吏及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笔记（二）》）,[5]分别探讨了清代幕府中的幕主、胥吏和幕友的关系问题。韩国学者闵斗基的《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6]对幕友制的弊害作了详细考论。美国学者福尔索姆（Kenneth E.Folsom）的《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1968/2002）[7]、波特（Jonathan Porter）《曾国藩的幕僚》（1972）[8]，重点探讨李鸿章和曾国藩幕府，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路具有启发意义，有些问题如对幕府、内幕、外幕等的界定及其关系等，仍有待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代幕府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渐趋多元化，新的研究论著不断问世，清代幕府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

宏观方面的研究，如郑天挺《清代的幕府》和《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9]论述了清代幕府的职能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等问题。郭润涛《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 《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和《官府、幕友与书生》,[10]讨论了清代幕府兴盛的原因、幕府的类型和基本特征，厘清了清代幕业的成因、幕友的来源、幕业的特点、内容、幕友的生活状况、幕业的道德规范和职业观念等问题，并考察了“绍兴师爷”的状况。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11]探讨了幕府制度的特征和历史变迁。魏鉴勋、袁闾琨《试论清代的幕僚及其对地方政权的作用》、陆平舟《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肖宗志《控制与失控：清代幕友与国家的关系》等文，[12]讨论了清代幕府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作用及影响，以及国家对幕友控制的特点与失控原因。

微观方面的研究对象多为地方大员的幕府，并且主要集中于晚清幕府。研究论文既有针对某个大员幕府的个案研究，如张九洲《曾国藩幕府简论》、朱谐汉《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 》、李志茗《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黎仁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等；[13]也有对不同大员幕府的比较研究，如尚小明《浅论李鸿章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李志茗《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黎仁凯《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等论文。[14]尤其是凌林煌《曾国藩幕府成员之量化分析》,[15]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曾国藩幕府成员的籍贯、出身、入幕方式、出幕原因等问题，对本书的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意义。研究晚清幕府的专著不断涌现，如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16]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年推出的“晚清四大幕府丛书”[17]，对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晚清幕府及其幕宾的活动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清代幕府中从事刑名、文书档案等工作的幕宾，尤其是“绍兴师爷”，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成为清代幕府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论文如宋加兴《略论清朝的刑名幕宾和书吏》，孙安全《清代幕宾与文档》，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等，[18]从清代幕僚制度入手，对刑名幕宾工作的具体内容、方法及其利弊影响进行剖析。郭润涛《试论“绍兴师爷”的区域社会基础》,[19]从交通便利、人多地狭、文化传统、书吏传承等方面，分析了绍兴师爷兴盛的社会基础。王振忠《19 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20]指出生存压力迫使大批绍兴人外出游幕并通过各种手段形成关系网络，对清代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影响。

研究专著方面，除前述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21]对清代刑名幕友的形成过程、地位与任务、办案方法、幕友的来源与心理素质、学幕与师爷秘本、刑名幕友对清朝法律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讨论了劣幕问题。此外，还有不少以“绍兴师爷”命名的著作，如三部同名的《绍兴师爷》[22]以及李乔《中国的师爷》和《中国师爷小史》，朱志勇、李永新主编的论文集《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等，[23]对清代幕业的成因、幕业的人才来源、生活状况、幕业的内容和道德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钟小安《求仕·游幕·佐治——绍兴师爷手稿整理研究》,[24]在整理清末师爷王春龄遗稿的基础上，分析了晚清县级政府的财政运作、经费来源和收支项目，探讨了晚清师爷的文化追求、诉讼手法、生活状况等问题，讨论了师爷文化与秘书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清代幕府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是近年逐渐兴起的研究热点，已出版的研究专著如朱丽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25]结合徐渭、方文、朱彝尊的游幕经历，探讨文人游幕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诸多相关论文[26]研究的具体对象虽有不同，但主旨均在于探讨幕主的好尚和文人游幕的经历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近几年也出现了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27]对清代幕府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讨论，但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乾嘉时期的几个重要艺文幕府和主要幕宾的文学成就，研究视野和资料范围有待拓展。

有关清代幕府的学术活动及其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曾指出：

禹域之政法学术，多赖大吏幕宾之制，其来已久。迨清时此风愈盛，或大吏其人学术文章固足卓尔名家，而宏奖风流，罗致宾客，用鸣盛于文酒，用编摩夫鸿典。徐乾学之辑《一统志》，秦蕙田之辑《五礼通考》，余如毕沅、朱筠、阮元，则幕中之彦，皆经史名流。稍后则程恩泽之门，亦饶学术之士。王士祯、卢见曾、曾燠之先后居扬州，则所往来，词章之才为多。如沈业富、冯廷丞，则其人之学之位不甚通显，而能识英贤于未遇，而扶植之者也。近时曾国藩开府，得人尤盛，政事、用兵、学术、词章，殆无材不有。如张之洞，则又继之者也。[28]

全增祐《清代幕僚制度论》亦曾指出：“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此为盛。”[29]惜二人未做进一步申述，故其所论未能在学界引起共鸣。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持续深入和“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及其对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渐受学界重视，围绕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发展关系的研究逐步展开。但因起步较晚，相较于清代幕府研究的繁荣，成果仍显薄弱。

主要研究成果如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30]从清代幕府与学术文化的关系着眼，指出徐乾学幕府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以学者型官员为幕主、以著名学者为幕宾、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的重要幕府，其修书活动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乾嘉时期学人幕府的出现有重要影响。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31]论述了游幕经历对清代学人撰著的影响、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影响。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32]将幕府制度的变迁与学术演进相结合，讨论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演变，考察了清代 14 个重要学人幕府及其幕宾的学术成就，阐述了学人游幕的兴盛对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影响，开拓了幕府研究的新领域。王惠荣《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33]讨论了学人游幕对晚清汉学研究地域的扩展、研究人才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所起的重要作用。曹之《清代幕府著书述略》和侯冬《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34]论述乾嘉时期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曾燠、阮元等艺文幕府的著书活动及其对汉学兴盛的推动作用。林存阳《乾嘉四大幕府研究》,[35]系统考察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四大幕府之幕主的学术背景与宗尚、幕府的学术文化活动、学术业绩与影响，揭示出乾嘉四大幕府的特质、学术成就及其与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清代学术与政治文化互动和学风士习的转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乾嘉幕府及乾嘉学术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清代幕府的学术活动也多有关注，尤其是水上雅晴的研究，由清代幕府中的具体学术事件入手，讨论幕府的学术交流、学术活动、主宾关系等问题，分析细致入微。如其《清代の幕府と学術交流》（《清代的幕府与学术交流》）,[36]以有关许慎官衔的讨论为中心，探讨了清代幕府的学术交流情况；《〈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国六朝文〉の編纂について》（《关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国六朝文〉の編纂と孫星衍幕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与孙星衍幕府》）,[37]围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纂，讨论了清代幕府的学术机能、幕主的宗尚与幕友的关系等问题；《清代知識人の游幕と科擧に關する初歩的考察》（《有关清代学人游幕与科举的初步考察》）,[38]以汪辉祖、汪中、焦循、凌廷堪、洪亮吉等游幕学者为例，讨论了清代知识人游幕的原因及其与科举的关系。

关于游幕者在幕府中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状态，学界已有所讨论，但所涉对象多是以佐理刑名、钱粮、书启等为业者，即所谓“师爷”，或以诗词名世的文人雅士，如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苏位智《清代幕吏心态探析》、郭润涛《试析清代幕业经济生活状况》、吴广训《清代幕友人际关系及其从业心态探究》、侯冬《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态》、杨泽琴《孙枝蔚游幕活动及心态考略》等，[39]很少涉及在督、抚等地方大员幕府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的游幕学者的生活状况及心态。

关于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学术活动对乾嘉学术发展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多有关注，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就研究对象而言，已有研究关注的多是具有显著学术成就和较高社会地位的游幕学者，如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对那些有一定学术成就而社会地位不高的游幕学者，如臧庸、钱大昭、顾广圻等则较少留意，或虽有涉及，却着墨不多。研究内容多聚焦于游幕学者的交游与学术成就，研究成果多体现为围绕个别学者的治学经历、交游和学术活动、学术成就等内容，进行年谱或年表的编纂，或学行述评；鲜有将游幕学者视作一个学术群体，置于乾嘉时期学者游幕盛行的社会背景和乾嘉学术发展演变的学术背景中，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从宏观视野研究游幕学者群体对乾嘉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的成果，除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及相关论文之外也不多见，至于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入幕前及其在幕中的生存状态、学术环境及学术生态，尤其是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学术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虽然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代序）》[40]有所涉及，但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仍然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就时间跨度而言，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和《清代士人游幕表》，考察的是整个清代游幕学人的学术活动和士人游幕的兴衰历程，时间长达268年，对于乾嘉时期85年内游幕学者的相关问题，未能做具体深入的分析。

第二，就研究对象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讨论的是清代14个重要幕府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人（学者和文人）,《清代士人游幕表》则将统计对象扩大至普通游幕士人，多达1364人。从总体上看，二著所论的对象（学人或士人）大于游幕学者的范围；就游幕学者而言，前者侧重于讨论其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者，范围较窄；后者则因对象范围比较宽泛，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被淹没在众多的清代游幕士人中。

第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旨在通过研究学人游幕与学术活动的联系，探究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清代士人游幕表》旨在展现清代士人游幕的整体面貌，其《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代序）》对清代不同时期游幕士人的数量变化、家境与功名、来源地（籍贯）、活动内容、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等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自然也包括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活境况与学术活动等内容，但因该书主旨、体例和书序的篇幅所限，加之所涉时间长、讨论对象多、范围广泛，以至对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相关讨论多语焉不详，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整体面貌和具体细节仍然比较模糊，其生活境域和学术生态以及生存境域与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随着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幕府和游幕学者的相关研究逐步展开，对游幕学者的生活状况、生存境域及其学术生态进行细致研究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因为游幕学者的功名、家庭出身、家境等生活境况，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游幕学者个人的性情、家学、师友关系，及其所在幕府的学术环境、学术交流与学术活动的方式和特点、幕府的类别和幕主的学术宗尚，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游幕学者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个学术群体，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学术活动甚至影响着当时学术风尚的形成及其发展走向；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其学术活动之间的各种关系，促成了乾嘉学术的多元与繁荣。

但是，对如此重要的问题，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整体面貌还未得到比较清晰的揭示，有许多问题尚待研究者解答：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入幕前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选择游幕的动机是什么？游幕学者的籍贯与游幕地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影响其选择幕府和游幕地的因素是什么？入幕的方式、途径和出幕的原因有哪些？所在幕府的层级和类别怎样？他们与幕主、幕宾的关系如何？幕中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如何？在不同类型的幕府中其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他们的学术活动是怎样进行的？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学术活动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情势？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理解游幕学者的社会文化生活，有助于深刻认识乾嘉学术的发展动因和生成力量。

有鉴于此，本书在前贤时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学者生存”与“学术繁衍”的关系视角，检视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和学术活动的真实面貌，探讨其生存境域和学术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解答上述问题，以弥补以往关于游幕学者研究的缺憾，同时结合学术史和生态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探究乾嘉学术的发展动因和生成力量，希望能够为乾嘉学术和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群体及其典型代表。“幕”即幕府的简称，本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亦泛指各级官员的府署、官邸。“游幕”即应各级官员之聘、到各级官员的府署或官邸作幕宾。“学者”是描述中国学术史的重要概念，但其内涵从古至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古代语境中，“学者”的基本内涵是指“从师学习的人”，泛指“读书人”，或特指读书人中“博学的人”；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借由日语的中介和留日知识分子的传播，实现了对西方近代知识系统和学术分科的认同，促成了“学者”内涵的近代转化；在现代语境中，学者是指在学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

对于历史语境中“学者”的内涵，国内常见的学术史著作，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柴德庚《中国学术史讲义》、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赵永纪主编《清代学术辞典》等，一般都不作界定；一些以“学者”命名的著作，如叶衍兰、叶恭绰编《清代学者象传》、萧一山《清代学者著述年表》等，也未对“学者”进行界定。[41]目前所见，仅有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对清代语境中的“学者”作过解释，并对“学者”和“文人”进行了区分，认为凡在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历算学、方志学、舆地学等领域做出贡献，或有一定地位与影响者，均可视为学者；凡是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做出贡献，或有一定地位与影响者，均可视为文人。学者和文人可统称为学人。[42]

考虑到本书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特点，也为了使论题和研究范围相对集中，本书所论“学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等学术活动的人。在清代，理学虽长期高居庙堂，而汉学最为兴盛，尤其是乾嘉时期，汉学考据几成乾嘉学术的代名词，而且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经学、史学、小学、诸子学、校勘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金石学、舆地学、方志学、天文学、历算学，等等。此外，乾嘉时期的学术领域还包括在当时不甚显著的农学、医学、法学、生物学（博物学）等诸多领域。因此，凡在乾嘉时期有游幕经历、在上述学术领域做出过贡献，或在幕时有相关学术活动者，以及从事文学和艺术研究（理论研究、校注、汇编等）者，不论其游幕时间长短、学术地位高低、学术影响大小，皆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对游幕学者进行个案研究时，综合考虑其游幕时间、地域分布、社会地位、研究领域、学术影响等因素，尽量做到个案研究对象既有广泛性又有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幕府中仅从事军政事务（刑名、钱粮、章奏、案牍、记室、关防、作战、军械等）、文学（诗、词、曲、赋等）创作、艺术（音乐、绘画、书法）创作等非学术活动的游幕者，不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如吴克谐（1735—1812），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游海盐县署始，先后入江西建昌知县许开泰幕、刑部尚书胡云坡幕、刘灼雅直隶栾城县幕，王祖庚宣州幕、谢启昆镇江府、扬州府、宁国府、江南河库道、广西巡抚等幕，前后游幕 45 年，在幕中所从事的工作均与政务有关，或主钱谷，或理案牍，或主决疑狱，却不曾见有参与学术活动的记载或学术著作。[43]另如张坚（1681—?）、葛正笏（1686—?）、金农（1687—1764）、黄慎（1687—?）、许儒龙（1688—?）、岳梦渊（1699—?）、钱载（1708—1793）、金兆燕（1719—1789）、胡廷森（1719—1803）、王宸（1720 —1797）、沈楳（1725—1806）、章辂（1728—1811）、徐联奎（1730—1822）、毛大瀛（1736—1800）、邓石如（1743—1805）、刘召扬（1746—1803）、杨晋（1746—?）、刘嗣绾（1762—1831）、钱杜（1764—1845）、乐钧（1766—1816[44]）、钱东壁（1766—1818）、万承记（1766—1826）、沈德鸿（? —1802）等人均曾游幕，但目前未见其乾嘉时期在幕中有从事学术活动的记载，故不属本书的研究对象。

有些文士虽在乾嘉时期有游幕经历，如曾入卢见曾幕的陈撰（1678—1758）、高凤翰（1683—1749）、陈皋（1706—1774）、鲍皋（1708—1766）、薛廷吉（1720—1795），曾入毕沅幕之翁照（1677—1755）、赵宁静（1706—?）、李庆来（1768—1817）等人，限于笔者眼目不周或资料有阙，暂未见其乾嘉时期在幕中有学术活动，亦不归入本书的研究对象。

有些乾嘉时期的游幕者，在当时虽以文学、艺术创作或以协理军政事务名世，但在学术领域也有一定成就，则仍属本书的研究对象。如石韫玉（1756—1837）以擅长诗词、戏曲名世，著有《晚香楼集》 《花韵庵诗余》《花间九奏乐府》等，在幕时不仅协助幕主处理各种军政事务，如在和州知州宋恩仁幕“凡兵刑、钱谷、簿书、讼狱诸事，无所不与其议”[45]，而且从事学术活动，如在王应中昆山县署校《前汉书》，著《汉书刊讹》。另如朱为弼、黄文晹、孙韶、曾钊、仪克中等均以诗受阮元赏识，同时在幕中亦从事学术活动。又如汪辉祖（1731—1807）游幕 30 多年，“娴习经训，以家贫谋养，治法家言”[46],“平反大案者无数”[47]，所著《佐治药言》 《学治臆说》风行当世，成为一代刑名名幕，而且“邃于史，尤留意名姓之学”[48]，著有《史姓韵编》64 卷，其自序云：

五六年来，佐吏余功以读史自课……摘二十三史中记载之人，分姓汇录，依韵编次，以资寻觅……期有七月，手录甫竣，邵编修二云以新茸《旧五代史》钞本见寄，复次第增补之，为卷六十有四，而题其端曰《史姓韵编》。[49]

后又著成《元史本证》 《读史掌录》 《二十四史同姓名录》 《二十四史希姓录》 《九史同姓名录》 《辽金元三史同名录》 《逸姓同名录》等多部史学著作，胡适称其“以幕府判案的方法和整理档案的方法，来整理学问的材料”[50]。再如王复（1747—1797）以善理文檄名幕，在毕沅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幕，“凡奏疏简牍，会移往来，札致四方诸书问，盈几重迭，悉以委君，君应手立办。又因檄检视各县属，所至登临，历览终南太华之秀，属思益敏绝，归以奏记幕府，莫不叹异。”[51]王复亦工诗，喜搜金石遗文，“凡历摄他县，访得片石，辄手摸上寄”，积极参与毕沅《关中金石记》和《中州金石记》的编纂。[52]另如张鉴、童槐、陈鸿寿、包世臣、汪沆等人，在幕府既协理军政事务，又从事学术活动，故亦属本书的研究对象。

乾嘉时期游幕学者人数多，地域分布广，而且游幕对乾嘉学者的生活和学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与学者游幕相关的资料范围非常广泛。本书研究最基本的资料来源，是清代33种综合性人物传记及各种史志中的人物传。但因游幕在当时学者心目中仍属寄人篱下之事，人物传记特别是正统史传，对学者游幕之事或记述简略，或阙而不载，而为数众多的学者年谱、家谱、家传、诗文集、日记、书信、笔记、诗话、杂著等却有或多或少的相关记述，因此成为本书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由于史籍中与学者游幕相关的材料非常零散，记述也十分简略、隐晦，需要经过认真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才能择取出有效资料。

前贤时俊已经整理出的相关研究资料，如萧一山《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所附《清代重要学人幕府表》、林存阳《乾嘉四大幕府研究》所附《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简表》《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简表》《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编年》，尤其是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从大量史籍中钩稽出清代1364名游幕士人的材料，将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家庭情况、功名、入幕前活动、游幕经历、幕中活动、出幕后活动等逐一罗列，并以十年为一个时段，对清代士人游幕的兴衰变化、游幕士人的功名、家庭状况、不同时段游幕士人的数量、活动内容的变化、游幕士人的流动等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使我们对清代士人游幕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我们在前期搜集资料和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在广泛阅读、认真鉴别和提取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前贤时俊整理的相关资料进行甄别、订正和补充，形成《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简表》（附录一），并据以开展相关研究。

本书的研究着力突出清代乾嘉时期的时间取向、游幕学者生存境域的空间取向、游幕学者的主体取向、游幕学者学术活动发生的生态环境取向，强调将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学术生态主体）及其学术活动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考察游幕学者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包括社会环境、区域环境、幕府的学术环境及其家庭生活境况，以求能够呈现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和学术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揭示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学术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尽可能使研究结论更“切近”历史。

为此，我们首先在第一章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对乾嘉时期不同时段内游幕学者的数量、年龄构成、生活地域、游幕地域、作幕时间等情况进行分类考察，对不同时段内游幕学者的数量、籍贯、游幕地域和变化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该时期不同时段游幕学者的基本样貌，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凸显游幕学者的主体取向，并尝试对其分布特点和成因进行初步探析。第二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讨论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主要探讨游幕学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风尚、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游幕学者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境况，凸显本书研究的生态环境取向，探寻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入幕的基本动因及其学术活动发生的背景。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学术活动内容及学术贡献，论证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不仅是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的主要撰著者，也是董理传统学术和乡土文献的重要承担者、士习学风的引导者和推动者，有力地促进了乾嘉汉学走向繁盛，从而确证乾嘉时期游幕学者是乾嘉学术活动的主体，游幕学者及其学术活动是乾嘉学术生态研究的基本生态主体。第四章重点探讨乾嘉游幕学者所在幕府的学术环境及其学术生态，着力讨论幕府的学术条件、幕府的特点、游幕学者入幕时的身份与入幕途径、幕府中学术活动的方式与特点、游幕学者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构建游幕学者的学术生态模式，以窥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学术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既是一个密切关联的学者群体，同时又各具鲜明的个性，因此，本书的研究将贯彻宏观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不仅将乾嘉时期的游幕学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置于乾嘉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宏观考察，而且对其进行个案或微观的探究。由于本书的研究关涉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学术活动、学术环境、学术生态，以及幕府发展、学术演进、乾嘉时期的政治文化政策调整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我们将立足于“学者生存与学术繁衍的关系”的宏观视野，坚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学术史与生态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学术生态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以求全面了解乾嘉时期游幕学者学术活动的运行机制和生态环境，冀以能够对开拓乾嘉学术的研究领域、启示学术史研究的新视角具有积极意义。

为节省篇幅，本书称述前修时贤及其著述、观点，除引文外均直称其名，不赘“先生”，敬祈谅解；所引古籍皆不注版本，各书版本情况详见书后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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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清代幕府研究史和文士游幕的研究概况，参阅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页；张兵、侯冬《清代幕府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徐永斌：《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4—17页。

[2]张荫麟、李鼎芳：《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大公报·史地周刊》第63期，1935年5月24日。李鼎芳后以此文为基础，依据曾国藩幕宾薛福成所撰《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编成《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文通书局1947年版。

[3]全增祐：《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1949年。

[4]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思与言》1967年第3期；缪全吉：《清代幕府之官幕关系与幕席类别》,《思与言》1969年第1期；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版。

[5][日]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6卷第4号，1958年；[日]藤冈次郎：《清朝にお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のためのノオト（Ⅱ）》,《北海道学芸大学紀要》第1部社会科学編第12卷第1号，1961年。

[6][韩]闵斗基：《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以乾隆朝前后为中心》（韩文）,《历史学报》第17、18合辑，1962年。

[7]Kenneth E.Folsom,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 ing Perio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8.[美]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Jonathan Porter,Tseng Kuo fan's Private Bureau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2.

[9]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郑天挺：《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10]郭润涛：《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学术研究》1990年第4期；郭润涛：《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2]魏鉴勋、袁闾琨：《试论清代的幕僚及其对地方政权的作用》,《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陆平舟：《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肖宗志：《控制与失控：清代幕友与国家的关系》,《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3]张九洲：《曾国藩幕府简论》,《黄淮学刊》1990年第4期；朱谐汉：《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李志茗：《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福建论坛》2008年第8期；黎仁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14]尚小明：《浅论李鸿章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李志茗：《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黎仁凯：《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15]凌林煌：《曾国藩幕府成员之量化分析》,《思与言》第33卷第4期，1995年。

[16]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版；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黎仁凯：《张之洞幕府》；刘建强：《曾国藩幕府》；牛秋实等：《李鸿章幕府》；张学继：《袁世凯幕府》。

[18]宋加兴：《略论清朝的刑名幕宾和书吏》,《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3期；孙安全：《清代幕宾与文档》,《四川档案》1985年第3期；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

[19]郭润涛：《试论“绍兴师爷”的区域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0]王振忠：《19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

[21]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项文慧：《绍兴师爷》，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3]李乔：《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李乔：《中国师爷小史》，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朱志勇、李永新：《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4]钟小安：《求仕·游幕·佐治——绍兴师爷手稿整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5]朱丽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6]杨萌芽：《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的宋诗运动》,《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鲍开恺：《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考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倪惠颖：《论乾隆时期不同文章流派的冲突与互动——以毕沅幕府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李瑞豪：《乾嘉时期幕主的欧苏情结与幕府文学》,《北方论丛》2008年第5期；金敬娥：《清代游幕与小说家的视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倪惠颖：《清代中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初探——以毕沅幕府为个案》,《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朱丽霞：《江南与岭南：从文人游幕看清初文学的传播与文坛生态》,《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侯冬：《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梁结玲：《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侯冬：《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7]倪惠颖：《毕沅幕府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7年；鲍开恺：《扬州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张惠思：《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侯冬：《乾嘉幕府与文学研究——以卢见曾、毕沅、曾燠、阮元幕府为例》，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李凯丽：《吴兴祚幕府戏曲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等等。

[28][日]内藤虎次郎：《意园怀旧录》,[日]吉川幸次郎译，《中和月刊》第1卷第7号，1940年。

[29]全增祐：《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

[30]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31]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32]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

[33]王惠荣：《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

[34]曹之：《清代幕府著书述略》,《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侯冬：《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图书与情报》2014年第2期。

[35]林存阳：《乾嘉四大幕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日]水上雅晴：《清代の幕府と學術交流：許愼の官銜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第107号，2002年。

[37][日]水上雅晴：《〈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の編纂について—清代幕府の學術機能の一端》,《日本中国学会報》第57号，2005年；[日]水上雅晴：《〈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の編纂と孫星衍幕府—幕主の金石資料とその交友關係を中心に》,《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第119号，2006年。

[38][日]水上雅晴：《清代知識人の游幕と科擧に關する初歩的考察》,《中国哲学》第33号，2005年。

[39]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版；苏位智：《清代幕吏心态探析》,《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郭润涛：《试析清代幕业经济生活状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吴广训：《清代幕友人际关系及其从业心态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0年；侯冬：《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态》,《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6期；杨泽琴：《孙枝蔚游幕活动及心态考略》,《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40]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代序）》,《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0页。

[41]《清代学者象传》虽言“是书以学者为限”，但未言何谓学者。从其收录对象来看，既有兼善学术与文学艺术者，如钱大昕、洪亮吉、阮元、孙星衍、黄景仁、江永等，也有主要从事诗词、书画创作者，如陈裴之、汪端、郭尚先等，尤重文士言行及诗文辞赋风格的叙写，因此，该书“略例”言：“学者之义，非取严格，他日汇编，或当另行甄别。”叶衍兰、叶恭绰编，陈祖武校补：《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829—830页。

[42]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增订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43]谢启昆：《南泉游幕记》,《树经堂文集》卷二；张森生：《吴克谐，游幕一生》,《嘉兴日报》,2013年12月6日。

[44]李金松：《乐钧卒年辨》,《书品》2014年第1辑。

[45]石韫玉：《山东粮储道宋公墓志铭》,《独学庐三稿》卷五。

[46]邵晋涵：《送汪焕曾之官宁远序》,《南江文钞》卷六。

[47]洪亮吉：《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晋封奉直大夫湖南宁远县知县加三级萧山汪君墓志铭》,《更生斋文续集》卷二。

[48]王宗炎：《汪龙庄行状》，汪辉祖：《元史本证》（二）附。

[49]汪辉祖：《史姓韵编自序》,《史姓韵编》卷首。

[50]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51]武亿：《偃师县知县王君行实辑略》,《授堂文钞》卷八。

[52]武亿：《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序》,《授堂文钞》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