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将从网络文化问题、文化交往问题和网络的文化交往问题三个方面分别展开。

（一）对网络文化问题的研究

1.国外研究状况

网络技术产生于美国，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继而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以，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也是起源于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兴盛。真正对网络文化初具规模的学术研究兴起于1990年万维网出现之时。美国马里兰大学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在《回顾与前瞻——1990年至2000年的网络文化研究》（Review and Foresight：Research on Internet Culture From 1990 to 2000）中将1990—2000年的西方网络文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90年代前期）为网络文化的大众化阶段，它起源于新闻界，主要任务是对网络这一新兴媒体进行描述与前瞻，但特点是好走极端，要么将网络文化视为乌托邦似的神话，要么视作反面的乌托邦。该阶段的代表作有1991年M.本尼迪克特（M.Benedikt）的《网络空间入门》（Introduction to Cyberspace），1992年 G.兰道（G.Landow）的《超文本》（Hyper Text）等。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开始就互联网、网络空间、信息高速公路等话题展开探讨，一些专门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撰写了许多文章，开设了一系列专栏，出版了一些书籍。不过他们只是一般性地介绍网络文化，从网络技术的角度将前万维网版的网络空间普及给大众。因此，大部分这类书中都包括了通俗而冗长的描写、解释和对诸如文件传输协议、gopher、UNIX、远程网络和网络新闻组等早期网络技术的介绍。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网络文化研究阶段，重点研究对象是网络社区和网络主体的身份认同。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有1993年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1995年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屏幕上的生活：因特网络时代的身份》（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N.尼葛洛庞蒂（N.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的《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等。网络理论家A.R.斯通（A.R.Stone）把网络空间定义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社会空间，在这里，人们仍然是面对面地相遇，不过对‘相遇’和‘面对面’要重新定义”。瑞因高德（Rheingold）是最早和最清楚地表述虚拟社区思想的人之一。他把虚拟社区定义为不用相互面对面聚集的一群人通过电脑公告牌和网络媒介彼此交流和讨论、履行商业行为、传播知识、交朋友、玩游戏、谈恋爱，或创造艺术等。他们用语言在电脑屏幕上做人们聚集在一起做的任何事情，但是把身体留在电脑后面。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以在线身份的视角对虚拟环境下民族学意义上的个体进行研究，包括多用户域，或者多用户网络游戏。她发现，当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抵制更少功能意义的“真实”或离线真实时，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数字领域正体验着一种更加真实的身份或一个多样性的身份。网络用户正在使用布鲁克曼（Bruckman）所指称的“身份车间”，自由挑选一种社会性别、自然性别和个性。

第三阶段（20 世纪90年代后期）为批判性网络文化研究阶段，亦可称为网络文化综合研究阶段。这时的网络文化研究扩展到四个领域：网络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在网络中是如何共同发生作用的；关于电子空间的话语方式——对于网络的描述方式是如何影响到人们对网络的认识的；使用网络的障碍——哪些因素阻碍人们上网；网络空间的界面设计——网络界面的设计方式如何影响人们使用网络及在网络中的互动。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往往关注以上四个领域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关系。此阶段已经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著作和编辑文集出版，代表作是1998年A.C.珀维斯（A.C.Parves）的《文本之网与上帝之网》（The Web of Texts and the Web of God），1999年 T.乔丹（T.Jordan）的《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2001年M.富兰克林（M.Franklin）的《互联网后殖民主义政治表征》（Post-Colonial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et），2002年L.肯德尔（L.Kendall）的《栖身虚拟客栈》（Stay in Virtual Inn）等。网络空间被看作一个各种文本交织的领域，学者们试图找到更加复杂和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随着这些研究领域的陆续出现，勾勒出网络文化综合研究的前景和轮廓显得困难重重。

进入21世纪，2006年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艾德丽安·马安瑞（Adrienne Massanari）和史提夫·琼斯（Steve Jones）合写的《批判性网络文化研究》（Research on Critical Network Culture），2007年大卫·贝尔（David Bell）的《网络文化理论家》（Cyberculture Theorists），2010年K.纳亚尔（K.Nayar）的《新媒体和网络文化选集》（Anthology of New Media and Network Culture），2011年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2014年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的《数字时代的文化》（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2017年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的《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Networked Era）等代表作引起关注。网络文化学者的任务是承认网络文化是话语讨论、网上访问和设计等一系列协调过程，并对它们展开研究和批评，以便更好地理解网络中所发生的事件。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大致开始于1996年互联网进入中国，起步较晚。开始主要是引进和翻译国外知名著作，影响较大的有1996年翻译的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1998年埃瑟·戴森（Dyson Esther）的《2.0 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Release 2.0：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1999年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的《数字化成长（3.0 版）》（Grown Up Digital），2000年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和《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等。后来逐渐有了国内学术界自己的专著，相关学术论文数不胜数，相关的研究机构也迅速成长起来。1998年，吴伯凡在《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中引入了“网络文化”的概念，同年出版的系列丛书“电脑文化译丛”“赛博文化系列”等也接近“网络文化”提法。1998年以后，学术界出现了针对我国国情的研究著作，如刘吉、金吾伦主编的《十年警醒》、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陈炎著的《Internet改变中国》等。伴随着我国互联网发展，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网络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氛围也日趋浓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1994—1998年）：该阶段的网络文化研究局限于批判互联网的负面作用，对于网络文化的理论基础、心理准备和技术支撑的研究都很不够。该阶段的代表作是1997年郭良的《网络文化丛书》，同年胡泳、范海燕的《网络为王》，1998年刘华杰的《计算机网络文化译丛》，同年严耕的《网络悖论》等。

第二阶段（约1998—2000年）：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对网络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更加注重趋利避害，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该阶段的代表作是1999年姜奇平的《数字论坛丛书》，同年陆俊的《重建巴比塔》，2000年王逢振的《网络幽灵》等。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逐渐形成。学者们开始从文化层面探寻网络文化的内涵、特点等，及其给传统文化、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网络文化本体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文化的概念、特点、社会影响等方面，目前的研究者主要有来自传播学、信息科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专家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该阶段的代表作是2001年金振邦的《从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同年鲍宗豪的《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2002年谢海光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同年熊澄宇的《信息社会4.0》及孟建和祁林的《网络文化论纲》，2004年朱银端的《网络伦理文化》，2005年李钢和王旭辉的《网络文化》，2006年宋元林的《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2007年项家祥的《网络文化的跨学科研究》，2009年莫茜的《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2010年王晓霞的《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探究》，2013年曾静平等的《网络文化概论》，2016年郑元景的《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年曾静平的《网络文化学》等。

3.对国内外网络文化问题研究的总体评价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研究的探索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范围广泛。既涉及网络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又涉及精神文化、信息文化，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思想、人际交往、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等诸多方面。例如：2009年，宋元林在《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中剖析了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的正负关系效应，揭示了人在网络文化互动中的发展规律；2013年，孙卫华在《网络与网络公民文化——基于批判与建构的视角》一书中探讨分析了网络民主的各种形式，并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2016年，郑元景在《中国网络文化软实力研究》一书中尝试将网络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有机融合，旨在切实提升我国网络文化软实力，强化全球网络的文化领导权，确保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二，研究深度由浅到深，由表及里。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对新文化的创新；既剖析了网络文化的现实表征，又预测了未来趋势。例如：2001年，金振邦的《从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从中国文化的本体意蕴、层面结构、时间向度、基本精神、地域空间、语言媒体、艺术世界、科学动力和哲学内核比较了网络文化的特质；2009年，莫茜的《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试图对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两种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梳理、现象考察和理论阐释，揭示其社会影响和本质意义；2011年，王晓霞的《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探究》一书不但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和道家人际关系理论入手，以文化传承和嬗变视角对中国人际关系的文化特征进行解析，而且探讨了互联网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网络人际交往和现实社会人际交往所具有的“文化契合性”问题。第三，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和交叉性。本领域的研究综合了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网络文化进行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例如：2003年，黄俊瑛的《网络文化与大众传播》就是从传播学角度探触网络文化与媒介文化的新脉搏；2013年，楼梁的《网络文化背景下的发展伦理学研究》是从网络文化背景下伦理学的发展出发，探讨研究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学的矛盾与转向、市场经济下的伦理学、现代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的关系、政治伦理学与道德的关系等内容；2016年，马中红等主编的《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 中国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研究》，采用全国性问卷调查和多种质性研究，对当下互联网上的“网络社交”“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文学”、Cosplay、“网络流行语”“网络涂鸦和表情”“网络原创音乐”“耽美”等十七种青少年流行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了新媒介语境下中国新一代青少年所形成的特殊的新文化形态及其实践意义。第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由开始的网络爱好者、网络技术人员、媒体工作者到涌现出一批专业的专家学者。2012年，全国28所高等院校正式被批准新设专业“网络与新媒体”。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文化教程》，作为“全国高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规划教材”也应运而生。以网络文化为主题的各种国际国内论坛、博览会、协会层出不穷，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互联网大会（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WIC）在中国浙江乌镇已经举办了六届，习近平主席多次致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互联网信息技术至今仍处于高速发展中，网络文化的本质、形态、特征、规律和趋势等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以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把握。当前研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比较关注网络文化中技术理性的部分，而体现价值理性的研究不多，如2008年毛牧然和陈凡的《论网络技术的价值二重性》就以技术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探讨网络技术价值二重性的特殊性理论问题，侧重了网络，忽视了文化。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角度探究网络对文化交往的影响还很不够，相关研究专著还没出现，就某一专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揭示文化交往的客观规律，而且在于紧跟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成果，已经在深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第二，对网络文化相关概念的界定不明确，如“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产业”“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化安全”“网络文化软实力”等，导致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难以形成体系，不利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第三，理论研究的水平落后于网络文化的发展现实，具体表现在：缺乏对网络文化具体行为的调查、网络文化主体的关注、网络文化精神和网络文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第四，没有把握价值中立的立场。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现实生活的正负面影响，很难掌握网络文化的精神实质。

（二）对文化交往问题的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文化交往研究的主要视角是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他们的研究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阈和话语体系展开。其中，社会学着重通过对单一或多边的文化行为和实践进行经验性的考察；历史学和心理学则根据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理论来源与背景，进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个体和群体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及文化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则以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为主要任务，通过使用考古学、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与资料，探索文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影响，试图在对全世界不同民族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社会学家在“文化社会学”视角下展开文化交往研究。文化社会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特殊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学科。最早提出“文化社会学”名称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保罗·巴斯（Paul Barth），他在于1897年所写的《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要进行“文化时代的社会学”研究。[3] 到20 世纪初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德国文化社会学派，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精神文化现象。文化社会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作为新的综合社会学的文化社会学，其主要形成于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特别是德国；另一个是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文化社会学，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先驱人物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1958年的早期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尤其是1961年的《漫长的革命》中，将文化理念和一种视野宽广、界定明晰的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后者还区分出文化的不同意义和功能，并加以精确的评价。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努力，比如德国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法国迪尔凯姆的“集团表象”社会学、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比较社会学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用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眼光，把握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及趋势，以便为社会生活提供各种参考，最终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2013年德国狄克·赫德（Dirk Hoerder）在《交往中的文化》（Cultures in Contact）中运用了“流动人口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历史第二个千年中世界范围流动人口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第二，心理学作为文化领域问题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表现出深刻的史学根源，起源于欧洲17、18 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对人本身以及人的内在精神关注的抽象主义的历史、人本主义的历史和心理的历史表述。19 世纪末德国批判历史哲学发起人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权威兰克学派提出质疑，并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4] 随后，心理史学迎来了以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为杰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李凯尔特则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需要研究心灵生活。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他们认为“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在跨学科基础上得以进行，这是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形成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美国。心理史学研究历程中展现出的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和认识的多重视角是可以被植入今天的问题研究之中的。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对文化交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贡献颇多。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本质的学科。它始于15 世纪上半叶大发现时代（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技术先进的欧洲文化和各种传统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洲人对那些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到19 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及世界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反而成为西欧学者极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美国的文化相对学派和法国的文化社会学派影响最大。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整体研究为路径，从地方、国家和全球不同层次考察人类的技术、政治和宗教体系，通过对不同文化个体或群体的个案探讨与对比研究，管窥不同文化场景中发挥着作用的社会关系、信仰体系的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各自特定环境中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更好地看待不同场景中千姿百态的文化，也更能充分地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第四，语言学和传播学的跨文化研究是文化交往研究的基础视角。跨文化交往研究，有时被称为“全文化研究”，兴起于20 世纪60年代，研究的是日常生活层面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交往。美国人类学家E.T.霍尔（E.T.Hall）被称为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第一人，他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创造了“历时性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文化和交往的复杂关系：“文化就是交往，交往也是文化”。该书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究其实质，跨文化交往就是一种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所以，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旨趣指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这为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五，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对文化交往有着相当程度的启发。世界史是以全球观的角度考察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和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 可见，人类文化交往的过程就是人类谱写世界史的重要进程之一。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1918年的巨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中提出把民族文化看作有机体，认识到了民族文化之间内在联系客观存在的现实，这对文化交往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History Research）中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考察和分析了不同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触的不同实情与后果，他对文化交往这一客观历史现象的整体性认识也由此管窥一斑。美国历史学家 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他在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立足人类各民族的交往史来叙述世界历史全貌。法国当代以研究中西文化交往和比较而著称的汉学家安田朴（Rene Etiemble）的一部力作，原名为 L'Europe Chinoise，字面意思为“中国化的欧洲”，中文译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从宏观上论述了从唐代到18 世纪（清代中期）期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反响，这与文化交往的当代研究有直接关联。

第六，政治学中国际关系的视角也是文化交往研究不容忽视的角度。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以“文明冲突论”享誉全球，他的代表作分别是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和 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经出版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争论。他认为，冷战后产生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另外，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戴维·戈尔德布莱特（David Goldblatt）、乔纳森·佩拉顿（Jonathan Flatt）合著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在总结了三种全球化理论（狂热的全球化论者、怀疑论者以及变革论者）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并且使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典）在不同全球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在回顾全球历史的基础上展望了文化的未来，是对全球化时代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现实较为清晰的展示。

2.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在对世界文化史考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交往史。国内研究世界文化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不少，其中以《世界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就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1999年，解光云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史》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现世界文化发展史概貌，其中，特别把“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古代社会后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列为章节专门讨论，指出文化交流已成为世界文化演进的一个基本动力。2010年，裔昭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史》中从全球观点出发，系统论述了世界文化发展史，描述了各个民族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揭示多元化和一体化的人类文化演变的内在本质，他认为世界文化就是相互交往的网络与过程体系。2002年，陈佛松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史》清晰地反映世界文化发展的轨迹，是在作者之前出版的《世界文化史》（1999年）基础上更具学理性的著作。我国著名世界史、中东史学家彭树智教授于2002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明交往论》引来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好评，称颂该书正是探讨不同文明之间交往关系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另外，国内史学界对文化交流研究的著述数不胜数，诸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等，这些论著主要在历史学范畴回顾中国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史实，多数涉及对外文化交往的接触、碰撞、吸收和融合等过程。

第二，以梁漱溟、季羡林、费孝通、汤一介、衣俊卿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性。我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文化观、历史观和伦理学思想五部分内容。他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著名古文字学家季羡林在其代表作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中指出，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6]。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世界民族，不论大小，不论新旧，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都同别的民族进行了文化交流，虽然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之大小不是等同的”。[7]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主张的16 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指导当今世界文化交往格局提供了参考范本。他肯定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的现实，认为“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的广泛的文化接触的变化线路，是马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导师）生前已经预见到的，我们看到的无非是这一股潮流的进一步扩大”[8]。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最终实现不同文化全面和谐的世界文化格局。汤一介先生对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而不同》和200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两部著作中。他认为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研究将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阐析了21世纪会形成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将出现全球意识观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探讨了文化交流中双向选择、异地发展、单向流动、“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态度，并指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衣俊卿教授在其于2005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一书中探讨了全球化的文化内涵的认定与价值判断。他指出，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是现代性或现代理性精神的自我完善。他还提出，文化哲学将会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其中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生成与功能、文化的构成与形态、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以及文化焦虑、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文化哲学问题都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显现的深刻文化问题进行理解和建构时需要重点把握的内容。2006年张岱年主编的《文化与哲学》一书主要从哲学思想入手，就中西文化的特点与内容、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展开论述，辨析了文化的体用问题、物质利益和道德思想等问题，并提出若干关于文化与哲学史的新见解。

第三，专门以文化交往作为直接对象的研究成果或著述较少。桂翔在其博士论文《文化交往规律论》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文化交往论》一书以文化交往的历史为实证基础，着眼于哲学层面，从文化与文化交往、文化交往与文化实践、文化信息流动、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五大层面，对文化交往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书中提出：“文化交往的实质就是智慧的交换。”[9] 姚庆的《文化交往学》论述了公共文化交往活动的构成、方式和手段；揭示了公共文化交往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而李佩环则在其博士论文与同名专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及其走向》中认为，“就主体性是实践活动的成果而言，文化交往的实质在于共享人类实践活动成果。”[10] 刘鹤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视域下文化交往战略研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角下，对全球化视阈下文化交往战略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他们都未对文化交往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对文化交往进行概念澄清的是杨玲的博士论文《文化交往论》，她指出，文化交往的本质是动态的存在。文中从人类作为主体而自觉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试图挖掘文化交往的发生、发展的本体论和存在论前提，以探寻其作为理论与现实合法存在的哲学支撑；并透过文化交往的历史渊源及其当代形态的表层结构直击文化交往的现实困境，揭示文化交往的本质、类型和合理化运行的内在机制；最后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探索在人类社会文化交往的文明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合理化建设、创新与再造。

3.对国内外文化交往问题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在若干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以“文化交往”为直接对象的探讨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缺乏与不足。从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化交往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在：

第一，研究范式有待转换。传统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都不能全面而合理地阐明文化交往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出发，深入文化交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

第二，研究问题域需要清理。对于“文化交往”的研究需要把文化和交往整合为一体，视为独立的整体来展开，侧重于文化或侧重于交往的研究都不足以全面透视文化交往的理论与现实，会表现出单一视域下问题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第三，研究视角仍需拓宽。随着新形势下各类相关新问题的相继露头，学术界在此期间基于文化交往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和探索仍然不够，对“文化交往”概念的界定、本质的认识等基本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文将关注网络时代文化交往发展的新趋势，并结合国情探究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发展的现状、困境、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总之，以“文化交往”为题的现有研究虽然不多，但是其认识视角和关注问题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对网络的文化交往问题的研究

国内外以“网络的文化交往”为题的研究尚无。与主题相关的国内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文化交往的角度，认为网络是文化交往的媒介。代表作是桂翔于201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交往论》，这部书是他以2002年所写的博士论文《文化交往规律论》为基础修改的结果，书中特别强调全球文化的融合是“全球互联网络的结果”，并指出“网络媒体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手段上的一次革命，它使文化时空日益缩小，对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1]。但是“网络只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和传播手段，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12]。2010年杨玲的博士论文《文化交往论》也认为，“通过对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等许多有效途径和渠道的充分利用同世界其他越来越多的民族在文化领域不断推进着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和不同深度的交往活动”[13]，并将“19 世纪末至今的文化交往称之为现代信息时代的文化交往”[14]。2009年，李佩环在《文化交往的生成发展及其现实确证》一文中认为，互联网作为现代媒介是“为实现文化交往活动的目的、为文化交往主体所有和所用而创造的历史性存在。而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这些文化交往媒介是人类实践的创造物”[15]，即物质交往推动了文化交往全球化的实现。

第二，从网络交往的角度，探讨其对文化的影响。2005年，李素霞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中提到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网络交往进行文化渗透，“网络交往渐渐成为权力的工具，交往中的不平衡甚至单向流动变得十分普遍”[16]。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引发了文化交往中的“文化殖民主义”。2010年，王晓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探究》中将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特征归类为：人际交往的开放性与隔离性、人际交往的匿名性与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特殊信任减弱与普遍信任加强、网络人际情感的疏离与增强、凸显的人际平等与潜在的不平等、人际认知直接性的削弱与认知偏差的增加、人际关系的自主性与难掌控性和人际沟通语言的符号化。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卢斌的博士论文《哲学视域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在第六章中涉猎了“网络社会交往的文化反思”，认为“网络交往以自身独特的形式、交往内容影响并塑造主体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17]

第三，从网络文化的角度，认为是对交往的延伸和扩展。2005年，李素霞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中认为，网络文化的特征有“文化交流的直接性”，“就网络文化而言，文化交流的趋同性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18] 2009年，宋元林等著《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明确指出：（1）网络文化从交往时空、人的交往能力和水平、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人类文化价值中拓展人的交往方式；（2）人在网络文化中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社会文化关系的扩展和人际关系的变革与发展；（3）网络文化扩展了人的发展空间，包括拓展了人的交往空间，形成了流动性的网络空间，超越了现实空间的制约并增强了人的自由个性。2012年，皮海兵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内爆与重塑——网络文化主体性研究》中认为“作为文化交往的网络空间并不是一种信息的容器，而是一种精神文化意味的‘广延物体’”[19]。

总之，国内部分学者从文化交往、网络交往、网络文化等角度对于“网络的文化交往”稍有涉及，但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形成系统的研究。目前尚无对“网络的文化交往”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或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