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以有力的文字传达思想的声音（代序言）

白杨

新移民女作家是海外华文文学中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近年来日益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由一些作品引发的争鸣现象也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何理性客观地审验她们作品的“具体特殊性”，以价值中立的态度评价其艺术形象，对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挑战。美国哲学家内格尔提出“本然性”的观点，倡导学术研究追求客观性。但是，文学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进行的“心灵对话”，在追求学理剖析和严谨判断的同时，自然而然会呈现出研究者的主观性。研究者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何做到析理居正、不偏不倚，既不人为拔高又不主观贬抑，这对其学力论域、价值判断及逻辑周延等能力都是一种考验，其中关涉的问题可谓见仁见智。

毫无疑问，学者当恪守素心立场，判断需依赖证据，论述逻辑要遵循一定方法原则。文学作为“有意味”的文化符号，理当注重情境与视野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这种视野和情境的独特性在弗莱堡学派思想家李凯尔特看来，并非随意性研究，而是“与价值相联系”。李凯尔特认为，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基本标志。价值不仅能够附着于对象之上，而且能够和主体活动相联系。研究对象与何种价值相联系，要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唯有将研究对象和宗教、国家、法权、伦理相关涉的普遍价值相联系，叙述才有本质意义。换言之，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唯有在“具体特殊性”上追溯普遍的文化价值，方能彰显研究的本质性和有效性。

刘红英所著的《文化伦理视域下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研究》，从“文化伦理”视角对新移民女作家小说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阐释。她基于细致的文本解读进行立论，侧重对审美写作与伦理价值的关联性进行论证，从而深入挖掘文化价值的普遍意义，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色彩的研究框架。在近些年日渐丰富的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研究中，这部彰显研究的本质性与有效性的新著，在知识容量与方法论意义上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从文化伦理视域探析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的特质，目的在于发现她们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伦理观念、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思维方式，并以此为个案，进一步研究她们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价值。新移民女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她们身处社会、文化、性别等多重边缘地带。在这种环境中，不同文化如何交融、不同种族的人怎样相处，既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也成为她们审美的对象；与此同时，她们在回看故国家园时，与老一代移民呈现出明显差异。她们中的多数人不再郁结于情感上的乡愁，而是能从更具多样性的视角下思考主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中，她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全球视野来思考文化的差异与会通，并以人性作为审美描述的依据与价值判断的立场。这种独特的经历与体验使她们的创作折射出特别“有意味”的文化意蕴和伦理关怀。因此，研究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的文化伦理意义，凸显新移民女作家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文化伦理关怀，既能够在情感层面上贴近海外华人的心路历程，也有助于研究者在一种具有动态感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变异与新生。

对红英来说，这部著作堪称“十年磨一剑”。2011年她成为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因为在阅读严歌苓的作品时有很多感悟，决意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为“严歌苓小说研究”。在当时虽然学界关于严歌苓的研究专著还不多见，但单篇论文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学位论文已经有很多了，选择这个题目在研究的创新性方面自然增加了难度，我们都意识到如果只是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关键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创新”谈何容易。红英是有挚情和韧劲的人，有时我甚至想，她和严歌苓笔下那些坚韧并生命力顽强的女性角色颇为神似，越是在艰难苦寒的境遇里越是会闪射出耀眼的光芒。她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其中对严歌苓小说中意象的建构、文化伦理意识的书写等问题的分析，旁征博引、富有新意，在答辩时受到评委专家的一致好评。前辈学者常常告诫年轻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倒是从来没有对红英这样要求过，她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毅力和潜质。我们虽为师生，但实际上亦师亦友，常常在一起交流阅读感受，真真是教学相长。红英平素生活很简朴，但买书时就很豪放，她看到好书就买一本给我，有时会送我一套丛书。她推荐的书很有用且具有学术价值；她不善言谈，属于“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在思想的交流中显示出才华的女子。

博士毕业以后，红英开始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她尝试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拓展、深化研究格局，并以“文化伦理视域下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研究”为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客观地讲，在这个选题的研究中有两个学术难点，一是对新移民女作家的创作群体和作品数量的掌握，二是在理论分析中对“文化伦理”问题的阐释。虽然学界对新移民女作家的研究论文已经很多，但大多数文章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严歌苓、张翎、虹影等几位代表作家中，研究思路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的问题，亟须在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上加以拓展。在红英的新著中，我们惊喜地看到她对海外华文新移民女作家群体面貌的呈现。近几年来为了收集作品资料，她的奔波和苦读都隐含在文字背后了。比较之下，对“文化伦理”问题如何展开具有学术深度和逻辑关联的阐发，比收集资料工作要更困难一些。正如红英在专著前言中所论及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与研究者对“文化伦理”问题的诠释累有存焉，“文化伦理是一个大而复杂的概念，它抽象却也恰当地概括了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文化状态与价值期待。当代社会遭遇了也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文化的会聚与撞击，以及各种思想的交锋与挑战。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伦理规约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同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都是伦理范畴的问题。”对文化伦理问题的阐释，在历史沿革中事实上也形成了某种既定的成规，当运用这种视角去审视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创作时，如何敏锐地切入作家的写作意识甚至是潜意识，准确客观地呈现文字架构背后隐含的思想观念和生存体验，对研究者的文学感受力和理论素养有比较高的要求。《文化伦理视域下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研究》在集中梳理与阐述“文化伦理”的内涵之后，围绕存在伦理、情爱伦理、家族伦理、革命伦理、技术伦理、教育伦理以及宗教伦理等问题展开分析。在对这些问题的审视中，红英侧重从存在主义视角展开对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的论述。她强调新移民女作家小说首先体现出“生存—存在”的鲜明特征。与老一代移民相比，她们已经不是在生存意义上单纯地对艰辛生活进行描述，而是自存在向度上抒发彼岸关怀；是旷野中的灵魂呼喊或心灵深处的喃喃自语；是精神困境与突围，是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新生。这是新移民女作家创作的真正动因，也是新移民女作家的创作能够在当代文坛浮出水面的缘由。这些观点精准地把握了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的内在意蕴。红英在对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的研究中，特别是对如何体悟其作为移民的漂泊经历与离散生命体验，挖掘其如何在彼岸意识的驱使下寻求新的精神家园，以及如何寻找民族性与世界性会通的特质等问题中，博采众论、实事求是，论述中一些见解深中肯綮，体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新移民女作家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家国、历史、个人、时代等方面的伦理关系及其审美表现，在文化交错的全球化背景下，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与社会伦理以及人文思想提供了恰当的脚本。经过多年的追踪研究与不倦探索，红英顺利地完成项目结项工作，并将这部凝结心血之作奉献给读者。史学大师章学诚讲：“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功力和性情兼备，学问自有所成。红英为人真挚诚笃，心性沉静且勤励专精，奋志好学，我期待她能够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白杨 于暨南大学

202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