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讽喻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古典的”（classical）一词用来泛指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历史、文化或文学。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当今欧美国家现代文明的摇篮之一。有学者指出，没有了古代文明，“我们的文明就会变得更单薄，更破碎，更缺乏思想性，更注重物质利益——实际上，不管我们积累了怎样的财富，打过怎样的战争，做出过怎样的发明，我们的文明都更没有资格称为一种文明，因为它的精神成就逊色很多”[1]。当然，重新回忆古代辉煌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匍匐在古人的脚下，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西方文化或文学的缘起或其最初形态。虽然“起源即本质”已是过时的19世纪的观念了，但对欧美文学研究来说，古典文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说的“高不可及的范本”[2]，另一方面又内在地规定了后世文学的发展路径，这对讽喻传统来说尤其适用。

“荷马史诗”是欧美文学及其讽喻传统的源头之一。讽喻现象，在“荷马史诗”中早就有所暗示，后来引起赫拉克利特、色诺芬、毕达哥拉斯等人的尖锐批评。有了批评才会有反批评，这是导致忒根尼斯发明“讽喻”的直接原因。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指摘讽喻故事败坏青年人的心灵，这是讽喻诞生后遭遇的第一场危机。但另一方面，柏拉图也经常用讽喻方法表达哲学真理，并创作了“洞穴故事”这一著名讽喻。古代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注意到用讽喻手法来塑造人物性格，开始挖掘讽喻的艺术创造潜力；另一位著名作家普鲁塔克则用讽喻来解读传统神话，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讽喻的阐释功能。

同时，罗马作家也注意到讽喻的语言学或修辞学功能。西塞罗第一次在拉丁语论文中使用了希腊语形式的“讽喻”一词。他没有将这个术语翻译成拉丁语，而是直接借用了这个词语的希腊语，这奠定了此后拉丁语系统中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正如数百年之后奥古斯丁指出的，如果翻译成拉丁语，那只会造成新的混乱。西塞罗提出，讽喻是“隐喻的连续之流”（a continuous stream of metaphors），这影响了后人的认识。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的《演说原理》认为，连续的隐喻造成讽喻。[3]在其起源上，讽喻就暗含着“隐喻”的意思，被视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为此后人们从修辞学方向展开进一步论述奠定了基础。总括说来，欧洲古典文学中的讽喻既是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也是一个修辞学概念，具体运用于“荷马史诗”批评和维吉尔的诗歌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