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继平

（湘潭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先生说过，湘军乃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的确，湘军以书生领山农的形式，不仅成就了曾国藩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它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更是极为深刻的：它造成了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从而改变了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它创办一系列近代企业，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先河；它创立了新的军事制度，影响中国军事近半个世纪；它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晚清社会。就湖南而言，湘军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最显著的是它造就了晚清湖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辉煌，从而使湖南由古代的无足轻重的叹息一变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豪迈，并积淀为湖南人敢为人先、以天下为己任的湘军情结。此后，湖南出现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人才辈出的盛况。继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之后，又出现了以谭嗣同、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家人才群体以及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成为影响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重要现象。因此，研究湘军及其近百年来湖南人物，也成为当代湖南学人的学术担当。周星林先生的《孙开华评传》即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周星林先生所在的湖南文理学院（其前身为常德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在其表率下，长期致力于近代湖南地方历史和人物的研究，在以常德细菌战为代表的日本对华细菌战研究，钟相、杨幺起义研究，宋教仁研究，蒋翊武研究等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周星林先生一直从事近代常德人物研究，在宋教仁、蒋翊武研究方面有诸多建树，尤其是他撰写的《蒋翊武评传》是目前史学界比较翔实和专精的研究著作。此次推出的《孙开华评传》，是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新作。

孙开华（1840—1893），湖南慈利人。1856年入湘军鲍超部霆军，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的战争，累擢至漳州镇总兵。1873年主持厦门海防，募勇组成“擢胜军”，赴台北、苏澳营开山抚番，诏署福建陆路提督，由于此时台湾尚未设省，作为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也兼领台湾的防务，开始了他与台湾防务的关联。孙开华先后多次赴台，除一般性的防务视察和布防外，重大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平定台湾少数民族的叛乱和在中法战争中抵抗法国侵略军的战斗，特别是沪尾之战和淡水反登陆作战，孙开华指挥得当且身先士卒，取得了胜利，为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做出了贡献，这是孙开华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事迹，也是确立他作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地位的业绩。作为一个武官，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湘军统帅相比，孙开华在湘军人物群体中的地位相对低一些，与官至总督、巡抚的将领相比（据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将领官至总督、巡抚的共26人，总督、巡抚各13人），孙开华只是纯粹的武官，在历史上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因此，学术界对于孙开华的关注是比较少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地方报刊几篇介绍性质的文章，谈不上学术研究，至多也是在研究中法战争台湾战场的论文中略微涉及孙开华而已。周星林先生的这本评传，可以说是学术界研究孙开华的补白之作，也是颇具分量的扛鼎之作。

另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史料搜集完备丰富。由于孙开华不像湘军统帅曾、左、彭、胡那样具有重大的影响，专载和特载史料极少，加之学术界的研究较少，可资参考的史料线索也不易得到，这就增加了史料搜集的难度。需要在记载太平天国和中法战争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梳理、搜集，一点点进行归纳，的确是十分烦琐而辛苦的工作。从本书的引用和参考文献来看，周星林先生是做了大量的史料工作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为了寻找史料，我们曾经多次到孙开华的出生地慈利县进行实地采访，不仅搜集到许多关于孙开华的传说，还取得了县志办提供的历史资料，我们还数次到孙氏迁湘始祖宗祠所在地桃源县马鬃岭乡新安场村查阅了仅存的一部民国族谱；先后两次前往孙开华任职的福建厦门、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寻找踪迹，……最为难得的是2014年10月，台湾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邀请我们赴台参加‘纪念清法战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结识了许多台湾学者，获取了很多宝贵资料。”历史学是实证科学，它奉行的是“言之有据，据之有注”的治学原则，据就是史料，没有史料作为依据，历史便成了臆测和猜想。正是周星林先生搜集的丰富和可信的材料，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丰满的爱国将领的高大形象，也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孙开华的深入而又扎实的著作。

最后，本书在坚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也纠正了长期以来被误读了的孙开华形象。中法战争因为镇南关大捷使中国反败为胜，但是后期的台湾战作，因为兵力的不足和刘铭传处置的不当，使得法军得以占领基隆并向淡水、台北攻击，同时占领了澎湖并向镇海进攻，造成了中国的损失。由于湘淮军的矛盾和其他的原因，刘铭传一改此前对孙开华的赞赏态度，将责任推卸到孙开华身上，并向清政府奏劾孙开华，称孙开华部“飞扬跋扈、军纪松弛”，孙本人对战争准备“毫不预闻”，并称“孙开华血气之勇，若遇内地土寇，以乌合之师，仗虚器之气，或可侥幸有功，如将来海疆再有事故，朝野采其虚声，一旦假以事权，侵扣饷项所失尚轻，特恐贻误大局”。清政府后来虽然并没有采纳刘铭传的说法对孙开华予以处分，但鉴于刘铭传的强势，这一奏折无疑对人们评价孙开华造成负面影响。某些研究中法战争的论文，依据刘铭传的奏折，对孙开华在台湾的抗法活动亦有诟病。至于《台湾1895》所描述的抽大烟、喝大酒、玩女人的孙开华形象，虽是小说家言，史学家不必认真，但也给孙开华的真实形象造成了影响。周星林先生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到的分析，厘清了这一事实，并引用了新的材料，还原了孙开华“治军甚佳，钱粮按月支付，故士气甚高，深获将士、台人爱戴，也受洋人欢迎”的真实形象，反映了作者尊重历史事实的严谨治学态度。

与淮军人物研究相比，湘军人物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安徽的学者多年前就完成了《淮系人物列传》的大型淮军人物研究著述，湘军人物的研究至今还主要集中在曾、左、彭、胡等重要人物的层面上，对罗泽南、刘长佑、曾国荃、李元度等总督、巡抚级人物的研究也只能说是起步，遑论孙开华等一批有历史贡献而并不显赫的湘军人物的研究了。多年前我曾计划编写多卷本湘军人物传记或湘军人物传记丛书，奈何心有旁骛，一直未能实现。周星林先生的著作，可以说开始了这种关注，希望能引起后学的兴趣，以推动湘军人物研究的深入。

2017年8月26日于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