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研究美国历史的另一个视角

——1968年的一场球赛和1969年的哈佛大学学生运动[1]

徐国琦

摘要 本文通过介绍1968年哈佛—耶鲁橄榄球赛和1969年哈佛大学学生运动来展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其自我修复能力。由于哈佛和耶鲁两校及其校友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看上去不起眼的校际体育比赛通常有着特殊的含义，充分展示了两校的竞争情结并影响美国社会。1969年哈佛学生的抗议活动，也是美国国内反战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个缩影。体育和大学校园文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美国的发展轨迹。通过探讨一场校际球赛和一场学生抗议运动两个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且不相关的历史事件，可以从中探寻研究美国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橄榄球赛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反战运动 学生运动美国社会

1968年的世界可谓极其动荡不安。同年5月，30万巴黎人走上街头要求变革。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布拉格之春”在捷克发生。1968年的美国更是多事之秋，多灾多难、内外交困。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其越南战争陷入泥潭；内政方面，美国国内的反战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在不断的抗议声中，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再寻求总统连任。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1968年的4月与6月先后被暗杀。就在美国似乎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一年一度的哈佛—耶鲁橄榄球赛在当年的11月23日于哈佛大学所在地剑桥（Cambridge）如期举行。这是哈佛—耶鲁橄榄球赛的第85次比赛。[2]

一 一场球赛

哈佛—耶鲁自1875年开始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3]，因为历史悠久，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曾被形容为美国体育史上“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比赛”（The Adam and Eve of football）[4]，意为开风气之先者。最初因为规则不明，比赛时，双方经常大打出手，非常野蛮。在1894年的两校比赛中，两校上场的有1/3以上的队员不同程度地受伤，其中5人需住院，一名队员竟然休克了5个小时！两校橄榄球赛因此停赛了两年，1895年和1896年没有比赛。在不停地摸索中，大多数比赛规则都是两校在比赛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后制定的。

哈佛和耶鲁均属美国首屈一指的著名私立研究性大学，并不以体育见长。但两校长期的比赛历史和传统，特别是1968年的那场比赛，成为世界体育史的经典、传奇和经久不衰的神话。总体而言，两校学生和校方虽然对体育并不热衷，但对彼此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非常重视。耶鲁教练T.A.D．琼斯（Jones）在1923年两校比赛的赛前动员时告诉其队员，“先生们，你们马上要代表耶鲁同哈佛比赛。在你们未来的人生中，不会有比参加此一比赛更重要的大事了”[5]。由于社会及哈佛和耶鲁两校对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的重视，耶鲁的体育公关主任（information director）查尔斯·洛夫特斯（Charles Loftus）最早坚持称两校比赛为“The Game”[6]，意为独一无二的赛事。这一称呼旋即被广泛接受并固定化，如果哈佛人或耶鲁人提到“The Game”，大家都知道是指哈佛同耶鲁之间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

两校学生甚至有专门为哈佛—耶鲁比赛用的歌曲。当然都是贬低对方，美化自己。耶鲁为两校橄榄球所作的比赛歌曲中，经典的一首是1912年问世的《掘墓人之歌》（The Undertaker Song），其歌词如下：“啊！掘墓人越来越忙，棺材店老板又有工作了；在当地的墓地，他们正忙于准备一个新坟墓，[因为] 哈佛要完蛋了。”[7]哈佛为两校橄榄球比赛所作的歌曲也有好几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哈佛万人阵》（Ten Thousand men of Harvard）。歌词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的：“战队猩红色（哈佛球队名），多年来，屡屡打败对手，赢得无数胜利，荣耀永不褪色；猩红色战士不可战胜，胜利必属他们。哈佛忠诚的学子，从来无畏无惧。大家全起立，再为哈佛鼓与呼。哈佛万人阵，期待今天得胜。老迈的耶鲁人，不是英俊的哈佛之子对手，哈佛英豪将征服他们。当胜利降临，让我们再齐声欢唱，哈佛俊杰大获全胜。”[8]

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永远是两校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时间永远是星期六。比赛轮流在两校举行。1968年轮到哈佛做东。耶鲁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超过哈佛，橄榄球比赛结果也略胜哈佛一筹。到1967年为止的比赛记录中，耶鲁赢哈佛46次，哈佛只赢了耶鲁31次。1968年同哈佛比赛之前，耶鲁已取得13连胜，声名卓著。连影响不小的美国ABC电视台有一档体育节目《每周一赛》（Game of the Week），也选择转播耶鲁在1968年11月2日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橄榄球比赛。耶鲁不负众望，以47∶27战胜对方。

1968年的耶鲁橄榄球队如日中天，甚至比传统体育强校阿拉巴马大学及内布拉斯加大学还略胜一筹，居全美大学排名第16。[9]有意思的是，1968年也是哈佛和耶鲁两校橄榄球球队自1909年以来，双方第一次都是以完胜的记录走到一起。彼此的记录都是8∶0。需要说明的是，哈佛虽然也是完胜对手，但跌跌撞撞，有时勉强获胜。如哈佛对普林斯顿的比赛，哈佛勉强以9∶7的比分战胜对方，但同年耶鲁可是以42∶17的比分大胜普林斯顿校队老虎队（Tigers）的。

可以说，1968年在两校比赛前，哈佛似乎完全不被看好。耶鲁的四分卫布莱恩·道林（Brian Dowling）技术如此之好，被惊为天人，从中学起，他领衔的橄榄球队从未输过。耶鲁学生认为他是上帝赐给耶鲁的礼物，耶鲁学生报纸《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干脆称其为上帝，是上帝为耶鲁打球。[10]哈佛在当天的比赛手册中也承认道林是魔术师（Mr.Magic），但同时提醒观众，有“波士顿扼杀手” （The Boston Stranglers）称号的哈佛队，以防守见长，一定会顽强拼搏。[11]公平而言，大家普遍认为耶鲁会大胜。与耶鲁相比，1968年的哈佛队无疑是弱队。耶鲁队员信心满满，哈佛球员则理性地认为哈佛胜算不大。[12]

尽管可能是一边倒的比赛，但对这场比赛的关注人数仍然十分庞大。来自美国各地的400名记者拿到了哈佛大学颁发的入场报道的资格。最终来的几百位记者多是美国最佳媒体人。《纽约时报》也破天荒地派了两位记者入场。ABC、NBC、CBS 三大电视台也都全程录像。六家电台全程实况解说，可谓兴师动众、盛况空前。[13]虽然哈佛的橄榄球体育馆是美国最早的体育馆，但它只能容纳不到4万观众，晚一点的耶鲁体育馆则差不多比它大一倍，可容纳7万多观众。据估计，当时索要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门票的观众可能超过10万人。黑市一张票炒到300美金。这是当年哈佛一年学费的15%的价钱。因为要求实在强烈，哈佛不得已，提供了500张站票。尽管如此，最终也只能允许40280名幸运者入场，这是哈佛运动场容量的极限。

为了保证公平，哈佛决定1949年后从哈佛毕业的校友无资格买票。哈佛校友安德烈·西戈尼（Andrey Sigourney）于1951年毕业，因此无法买票，但此人是铁杆哈佛—耶鲁比赛粉丝，自1938年还是儿童起从未缺席过在哈佛的两校橄榄球比赛。为了得到票，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在比赛的前一天，经他人介绍，他见到了哈佛橄榄球队长维克·加托（Vic Gatto）的父亲老加托，西戈尼立即告诉老加托，他非常欣赏维克·加托的球技。并告诉老加托，他妻子即将临盆，随时都会生，为表示对维克·加托的崇拜和敬意，他会将孩子的名字同这位伟大的球员连在一起。老加托深为感动，从口袋中掏出两张票给了这位球迷。让他大喜过望。立即打电话给老婆的产科大夫，询问如果他妻子和他一起看哈佛—耶鲁比赛时，妻子突然要生该怎么办。这位产科大夫告诉他，不用担心，他自己也会看这场球赛，如必要，他会在球场为产妇接生。赛后不久，产妇生了个男孩，西戈尼为其命名为大卫·维克多·加托·西戈尼（David Victor Gatto Sigourney），以践诺言。[14]这一真实故事告诉了大家这场球赛令人关注的程度及社会效应。

1968年11月23日，耶鲁队比赛一开始，果然势如破竹，连连得分。哈佛毫无招架能力。比赛刚进入第二节（一共四节），哈佛即以14∶0落后。第二节进行到一半时，双方比分为22∶0。哈佛尚未得分。到第二节结束，即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哈佛终于拿到6分，比分为22∶6。比赛到快结束不到4分钟时，双方比分为29∶13，哈佛还是大比分落后。连哈佛学生和校友都觉得哈佛大势已去，在耶鲁观众高叫“耶鲁第一”“哈佛老二”（We're number one, You're number two）声中开始离开，不忍看母校任人宰割。他们选择离开不无道理。事实上，在比赛距结束只有42秒时，耶鲁还是比分大幅度领先。所有人都觉得哈佛应该是回天乏术，耶鲁看上去势不可当，志在必胜了。但就在这42秒内，哈佛做到了惊天逆转，把比分硬是生生扳到了29∶29![15]

虽是平分，但所有人都觉得哈佛赢了。哈佛学生报《猩红色报》（The Crimson）头版标题为“Harvard Beats Yale 29 -29”，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哈佛打败耶鲁，比分29∶29”。该标题乍一看好像不对，但真实反映了这场比赛的巨大意义和不同凡响。所有人都觉得耶鲁落败了。一位在场观看的耶鲁校友对此结局一生难以释怀。痛感“上帝不在，没有上帝”![16]连耶鲁四分卫道林后来也承认，“这是我在耶鲁队第一次被击败”。耶鲁队教练卡门·科扎（Carmen Cozza）哀叹，“尽管比赛结果是平局，但实为我平生最惨的败局”[17]。难怪美联社著名体育记者巴里·威尔纳（Barry Wilner）和肯·拉帕波特（Ken Rappoport）称这场比赛居所有惊天逆转的体育比赛结局之首。著名体育作家阿尔·西尔弗曼（Al Silverman）在他的著作中也称哈佛—耶鲁1968年比赛是“比赛中的比赛”（Game of games）。[18]50年来，1968年哈佛—耶鲁的这场比赛还是经常为人津津乐道，各种著作到今天还是层出不穷。

两校校长难免也被卷到对这场比赛结局的评论。耶鲁校长A．巴特利特·吉亚马蒂（A.Bartlett Giamatti）后来称该比赛为“19世纪的最后一场伟大盛典”[19]。哈佛校长内森·普岁（Nathan Pusey）称哈佛的逆转是“人性的胜利”（a triumph of human spirit）。不仅如此，他还将哈佛的这场得来不易的胜利同当时的美国社会分裂相提并论。他说，当今美国社会对年轻人期望不高，与老一辈相比，他们似乎难当重任。这可能是普岁校长自己的看法，但他觉得哈佛学生在这场球赛中的出色表现，充分展示了年轻人还是有希望的，足以承担上一代的重托。[20]

普岁校长似乎可以说得更远一点。由于哈佛和耶鲁两校及其校友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所占据的重要甚至独特地位，两校看上去不起眼的校际体育比赛通常有非凡和特殊的含义及影响，哈佛—耶鲁两校的体育比赛充分展示了两校的竞争情结，并影响美国历史、政治和社会。

二 大学体育与美国社会及政治

美国有重视体育的传统。大学体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常春藤名校虽然主要以学术和研究著称，但也有自己的体育联赛。哈佛是美国领土上建立的第一所高校，1636年即成立。1701年几名哈佛校友觉得哈佛在宗教方面不够虔诚，随即建立耶鲁，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己任。耶鲁的建立，在相当大程度上说，就是要与哈佛分庭抗礼。[21]耶鲁学生长期以来一直以“服务上帝、国家和耶鲁”（For God,for Country,and for Yale）为座右铭和目标。两校明显有正统之争、龙头之争，瑜亮情结很强。橄榄球并非哈佛—耶鲁之间的第一个校际比赛项目，两校的划船赛是哈佛—耶鲁之间最早的校际比赛。1852年开始的两校划船比赛以及后来开始的橄榄球比赛远远超出体育比赛范围，体现了两校学生和校友之间长期以来多方面的良性竞争。

哈佛和耶鲁两校不少未来为美国社会做出重要成就的校友都曾经是母校球员。耶鲁方面，两位未来的布什父子总统当年在耶鲁做学生时，都对体育感兴趣。老布什担任过耶鲁棒球队的队长。小布什在校期间，为耶鲁曲棍球队员，但对橄榄球赛很感兴趣，有一次到普林斯顿观看耶鲁—普林斯顿的橄榄球比赛，因赛后举止过分，一度遭到普林斯顿大学校警拘留。哈佛方面，做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是哈佛拳击队队员，约翰·肯尼迪、鲍勃·肯尼迪、泰迪·肯尼迪三兄弟都是哈佛橄榄球队员。1955年泰迪·肯尼迪作为哈佛队员，参加了哈佛—耶鲁比赛，虽然哈佛输了，但泰迪在那场比赛中，贡献了哈佛队唯一一个达阵（touchdown）。约翰·肯尼迪总统本来是要观看1963年哈佛—耶鲁比赛的，但他在比赛的前一天即11月22日被暗杀了。为了表示对肯尼迪总统的悼念，两校校长决定将原定在11月23日的比赛推迟一周，但遭到校友反对。一位哈佛校友就表示，这可是哈佛—耶鲁的比赛呀，认为不能推迟。[22]泰迪·肯尼迪的兄弟鲍勃在1968年6月竞选总统时被暗杀，参议员泰迪·肯尼迪作为唯一幸存的肯尼迪兄弟观看了1968年当天的哈佛—耶鲁比赛。

1968年哈佛橄榄球队就球季表现而言，当然难同当时的耶鲁队媲美，但就是这届哈佛球员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最终上演了惊天逆转的大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有趣的是，当年一位哈佛球员后来真的成为演员。参加这场比赛的哈佛球员包括后来成为大红大紫的好莱坞明星的汤米·李·琼斯（Tommy Lee Jones）以及24岁越战退伍军人帕特·康威（Pat Conway）。康威在1966年初因考试作弊从哈佛退学，随即当兵，并到越南打仗，九死一生。1968年3月从越南回到美国，获哈佛同意得以复学，并成为1968年秋季哈佛校队橄榄球队员。汤米·李·琼斯在哈佛读书时即喜欢演戏，当朋友问他哈佛毕业后的去向时，他只用一个词回答：“act” （演戏）。他经常从运动场训练完即直接到哈佛学生剧团排练。汤米·李·琼斯虽志向为好莱坞，但体育训练起来非常尽力，十分刻苦。当其他哈佛球员抱怨在华氏90度的炎热天气状况下训练时，来自得克萨斯的他指责他们太娇气，称得克萨斯的气温高达华氏100度。[23]多年后，汤米·李·琼斯凭借电影《逃犯》 （The Fugitive），一举斩获奥斯卡奖。在好莱坞如日中天时，有人问他人生转折点在哪时，他回答是1968年哈佛—耶鲁的那场橄榄球比赛。[24]

如果说一场橄榄球球赛造就了汤米·李·琼斯成为好莱坞一代明星，约翰·肯尼迪则认为自己参与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的经历为他成为美国总统提供了必要基础。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宣布竞选总统后的一次晚宴上说，他已经为做总统做好了准备。因为面对国际突发事件需要当机立断时，应该与每个星期六同耶鲁进行橄榄球比赛的挑战没什么差别。[25]

不仅两校之间的橄榄球比赛如此重要，其实两校之间的任何赛事都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深远。1908年6月哈佛的一份处罚学生的决定就有这样的效果。事情的起因很不起眼。两位哈佛划船队队员西德尼·菲施（Sidney Fish）和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因准备考试违规把图书馆的图书拿走，以便到外地训练时可以阅读。[26]遭到哈佛校方暂时中止其划船队员资格的处罚。由于这一处罚发生在哈佛划船队在同耶鲁一年一度的划船比赛即将开始之前，从而引起贵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强烈关注。罗斯福1880年毕业于哈佛，1901年到1908年期间就任美国总统。作为总统，他无疑很忙，但罗斯福对母校的体育十分关注。在情感方面，是铁杆的哈佛粉丝。罗斯福作为哈佛的忠诚校友，又是对体育看得极重之政治家，把体育与美国文明相提并论。两校划船比赛方面，耶鲁也略胜哈佛一筹。罗斯福希望在自己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年，能够看到哈佛力压耶鲁，取得胜利。他不想在1908年再听到耶鲁通过划船比赛胜利高唱“服务上帝、国家和耶鲁”了。他希望哈佛要调动一切力量取得1908年划船比赛的胜利。他获悉哈佛这一处罚学生的决定后，对哈佛校方在比赛之前自折大将十分不满。于1908年6月19日立即给哈佛校长查尔斯·W．伊力特（Charles W.Eliot）打了一份私人电报抗议，要求哈佛不要在重要比赛之前把两名球员赶走，认为该处罚“极其不公”和“毫无必要”。哈佛如非要处罚他们，可以以其他形式进行。对罗斯福而言，从图书馆私自拿一本书不算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哈佛没必要兴师动众，为小失大，影响了打败耶鲁这件大事。[27]

当时哈佛校长伊力特也是一个传奇人物。1869年即成为哈佛的掌舵人，到1908年系其在哈佛校长任上差不多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已到75岁高龄并担任哈佛校长近40年，他打算在1909年离任退休。作为哈佛传奇校长，伊力特一手将哈佛打造成世界著名学府。对罗斯福的干预校务，伊力特十分不满，在1908年6月20日立即回电，告诉罗斯福，两位学生做了有损名誉的事情，理应受罚。校方处罚得当。[28]对罗斯福的干涉不为所动，并借机给这位过去的名校友补上了一节道德和法律课。未想到伊力特校长和罗斯福的电报往来在1908年6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曝光。其他媒体竞相报道，且对罗斯福对这件事的处理颇有微词。伊力特当然立即告诉罗斯福，电报并非他外泄的。[29]母校拒绝接受他的建议及媒体曝光，让罗斯福大为光火。罗斯福一不做、二不休，于1908年7月10日用打字机写了十页长信向伊力特校长抱怨，不仅指责哈佛校长办公室泄露了他的电报，并继续认为哈佛校方对两位运动员的处理“过分”“不适当”和“考虑欠周”“小题大做”[30]。伊力特校长当然还是得理不饶人。

显然，伊力特校长在这件事上比美国总统罗斯福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大学管理方面要高出不止一筹。更重要的是，伊力特校长要让人知道，一个伟大的大学不容外人干涉，哪怕这个外人还是校友和美国总统。他所捍卫的是大学的自由、尊严和独立。当然，在公开场所，哈佛校方一直坚持罗斯福和伊力特在此事上的通信不仅为私人通信，而且纯为哈佛毕业生与哈佛校长之间的交流。[31]

让伊力特校长高兴的是，哈佛在1908年划船赛中获胜。其实耶鲁队员已经竭尽全力，其中一位耶鲁队员如此卖力甚至在比赛中休克。[32]老校长当年在哈佛当学生时，曾是哈佛划船队员，在自己担任校长40周年和即将卸任哈佛校长之位时，他不仅顶住白宫的压力，更看到哈佛划船队打败耶鲁对手，老校长应该倍感欣慰。作为哈佛忠诚校友和殷切希望看到母校划船队取胜的罗斯福总统对此结果也该是百感交集。从哈佛处罚学生引起的罗斯福与哈佛校长之间的纷争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尊严之重要以及哈佛—耶鲁两校的体育比赛的巨大社会效应。

当然对大学体育感兴趣的美国总统大有其人。与哈佛和耶鲁没有校友关系的尼克松总统对大学橄榄球比赛也极其重视和喜欢。尼克松把对越南的一次军事行动称为代号“边卫行动”（Operation Linebacker），而封给自己的代号则为“四分卫”（The Quarterback）。[33]根据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哈德曼（H.R.Haldeman）的日记，尼克松在1969年11月22日参加有关政府预算方面的讨论，但会议尚未结束，尼克松自己中断会议，偷偷溜到一间小办公室看俄亥俄州立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比赛去了。[34]

哈佛—耶鲁校际比赛甚至深刻影响到另一个美国大学。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生也深深卷入哈佛—耶鲁两校的橄榄球赛。1861年建校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同处剑桥小城，距离不到两公里。其虽不在常春藤联盟之列，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经常通过哈佛—耶鲁之间的橄榄球比赛，来展示麻省理工学院的存在和伟大。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哈佛—耶鲁比赛的形式就是富有创意的恶作剧。例如，在1940年的哈佛—耶鲁橄榄球赛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通过科技手段在比赛中把MIT几个字母映在哈佛球场。哈佛输掉了那场比赛，哈佛学生归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诅咒。此后每逢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时，哈佛都提防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捣乱。1948年，哈佛—耶鲁橄榄球赛又在哈佛举行。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这次想搞点大动作。他们预先在哈佛球场埋下少量炸药和导线。希望在比赛当中引爆炸药从而在场地上烧出MIT字样。哈佛因为小心，提前发现了导线，并把炸药拿走，但把导线的末端故意留着，以便抓住恶作剧者。果然，比赛当天，哈佛校方发现一个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身藏电池，偷偷摸摸来到导线旁边，从而抓了个正着。这位学生当然不承认所带的电池是为了引爆炸药之用，辩称所有理工男都总是身带电池，以备不时之需（all Tech men carry batteries for emergencies）。为了给这位恶作剧同学背书，此后整整一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都身背电池。

但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不甘心，发誓总有一天要在哈佛—耶鲁比赛时展示麻省理工学院的厉害。当1982年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时，哈佛可能大意了，让麻省理工学院几个学生团体分别成就了几件壮举。首先，当比赛进行到第二节时，哈佛队成功第二次达阵，场上一片欢呼时，突然一个气球从地上爆出，上刻MIT三个大大的字母。此后不久，40余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假装是耶鲁啦啦队员，身穿标准耶鲁啦啦队制服，大摇大摆地在哈佛校警的眼皮下，在比赛半场休息中来到哈佛体育馆中央，排出 MIT 队形。不仅如此，在比赛的最后一节即第四节，另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假装成哈佛球迷，给在场的一千多哈佛球迷每人发一张大卡片，并告诉他们，如果同时举起，可以组成“打败耶鲁！”（Beat Yale!）字样。哈佛球迷信以为真，但当他们一起举起卡片时，组成的文字并不是“打败耶鲁！”，而是“MIT!”。

多年后，当年看这场球赛的观众很少有人记得是哈佛还是耶鲁赢得比赛，但绝大多数人都记得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在哈佛—耶鲁一场比赛中创下的三场恶作剧。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看来，无疑是他们赢了这场比赛！有意思的是，这三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事先并未得知彼此的计划，但同时把目光聚焦到哈佛这场球赛，并破天荒全部恶作剧成功。

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再次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又一次在哈佛—耶鲁橄榄球赛上，上演了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法，成功在比赛当中，让刻有MIT字样的旗帜飞跃哈佛橄榄球场的得分球杆。波士顿地方媒体也主动配合，再次宣布麻省理工学院赢得此次哈佛—耶鲁赛的胜利。[35]

当然，哈佛和耶鲁学生利用两校比赛机会展示的小动作和恶作剧也不少。聊举一例：耶鲁橄榄球球队的队名为“牛头犬”（Bulldogs），吉祥物是被耶鲁人昵称为“英俊阿丹”（Handsome Dan）的一条狗。1934年两校在哈佛比赛时，哈佛学生偷走了耶鲁队的“英俊阿丹”，哄它去舔立在哈佛校园里的哈佛创始人的约翰·哈佛雕像的脚，并在摄下照片为证后才完璧归赵。[36]美国校园文化之活跃与多姿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必须指出，体育是哈佛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哈佛的体育部门隶属哈佛文理部（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管辖。学校运动员为正规哈佛学生，如其他学生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必须完成哈佛学生的所有学业、学分。作为运动员，他们是哈佛学生代表，通过体育及比赛把学生、教职员工、校友等凝聚成一个有机且令人骄傲的社区（Build Community and Pride in Harvard），同时也能让校外社区借机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哈佛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哈佛的职能是探索知识、培养世界领袖，那么其体育项目是增加哈佛凝聚力的一个有效手段，学生运动员借体育活动可以成为更好的未来翘楚。[37]体育项目在哈佛的功能如此，在美国其他学校也一样，体育比赛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增加校友、学生家长等人的忠诚度和认同感，提高社会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体育让学生奋发向上、积极有为。体育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缓解了1968年笼罩在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校园的强烈反战和抗议气氛。

三 1969年的哈佛学生抗议运动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orge Orwell）曾经宣称，体育是不杀人的战争（war minus the shooting）。[38]如校园体育一样，在1968—1969年的美国大学校园，战争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话题。虽然校园体育为学生缓解紧张情绪和调节校园气氛和文化有很大帮助，但1968年的美国大学校园充满矛盾，抗议不断。1967—1968年加州伯克利分校学生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迫使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辞职。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举行大规模占领校园和抗议活动。1969年春抗议活动在美国不少大学校园发生。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无疑同美国社会问题相关。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校园的男女合校运动、嬉皮士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为大学校园抗议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特别是当时刚实行的强迫当兵政策让大学生极为惶恐，纷纷卷入反战运动。

就耶鲁而言，1968年男女合校运动成为耶鲁学生的一个重要话题和抗议对象。当时的美国大学很少有男女同学一起共同上课的。[39]耶鲁是清一色的男生，可怜的耶鲁学生如要约会，还得到另外一个小城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找女孩。瓦萨学院是一所女子学院，耶鲁一度想把瓦萨学院合并到耶鲁，但瓦萨学院不愿意，自己在1969年变成男女合校的学院。前文提到1968年哈佛球员汤米·李·琼斯后来成为好莱坞影星，有趣的是，1968年的耶鲁橄榄球队员鲍勃·莱文（Bob Levin）的女朋友就是瓦萨女校的学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斯特里普后来成为鼎鼎有名的好莱坞明星。在耶鲁学生的强烈要求下，耶鲁当局于1968年同意在1969年开始录取女生。哈佛学生比耶鲁学生要幸运，因为哈佛有女校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在哈佛校园，也是男女同学不能在一起上课，不能共用同一个图书馆和宿舍。[40]当然让美国大学校园骚动不安的还是社会问题，特别是种族问题。1968年10月16日，美国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罗斯（John Carrlos）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奖台上，在美国国歌当中，低着头并高举拳头，抗议美国对黑人的不公正。这一举止震惊美国和全世界。[41]

越南战争和义务兵役制是20世纪60年代最让美国年轻人愤怒的。他们反对这场战争，更不愿意为这场不义战争当炮灰。当时流行在美国年轻人中的两个反战口号可以体现他们的心情：一个是“见鬼去，我们决不去[打仗]”（HELL NO, WE WON'T GO!）；另一个是“胡，胡，胡志明，敢于反抗，决心赢！” （HO, HO, HO CHI MINH, DARE TO STRUGGLE, DARE TO WIN!）。60年代在哈佛读书的一个学生叫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深深卷入哈佛1969年的学生运动，后来成为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教授，专长为19世纪及20世纪美国政治和社会运动历史。但当时他是哈佛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据他说，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完全超越年轻人的逆反行为，“我们并不想侵犯高雅之地”，但是“我们发起一场 [校园] 战争旨在阻止一场战争”[42]。哈佛生物教授乔治·瓦尔德（George Wald）获1967年诺贝尔奖。他于1969年3月在MIT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想我知道学生的困惑在何处”,“他们是无法确认自己有未来的一代”，因此他们是寻找未来的一代。[43]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科克斯（Archibald Cox）曾对196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暴动做过详细研究，并写出研究报告。他在学生占领哈佛办公楼不久，曾告诉哈佛同事说：“学生对社会现实不满，却以攻击大学来表达其诉求。表面上看很荒唐。不过，当一个人愤怒时，他总是要踢人小腿，因为最方便。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大学成为社会的替代物，学生可以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大学。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愤怒是针对华盛顿的，但我们无法发泄到华盛顿，可是我们可以伤害大学’。”[44]

显然，哈佛并非一个孤岛，哈佛学生如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开始动荡不安。社会各种问题当然影响到校内学生。美国校园一个激进组织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早在60年代初即存在，但在反战大游行的1965年后才产生影响，并成为哈佛校园抗议力量的重要部分。哈佛学生的激进抗议活动在1966年即已初现端倪。当时在哈佛学生中最激进的团体就是SDS，人数不是很多，但能量较大。1966年11月，曾在哈佛商学院短暂任教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到哈佛学生宿舍昆西楼（Quincy House）演讲，遭到反战学生暴力围攻，最后落荒而逃。1967年秋，为越南战争制造燃烧弹（napalm）的美国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的招聘人员来到哈佛校园，被激进学生围堵在教室内几个小时。学生们认为该公司参与在越南屠杀平民，是犯罪公司，不应该到哈佛招聘。[45]

哈佛学生反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校园里的“预备军官训练团”（ROTC）。这是一项在哈佛大学招聘预备军人的项目。在几百所美国大学已经实行几十年了。但因为越战的不得人心，包括哈佛大学生在内的不少美国大学生要求大学与ROTC 脱钩。哈佛当时的校长普岁是1928年哈佛本科毕业生，1935年获哈佛古典学博士学位，1953年成为哈佛新校长。他宗教信仰十分虔诚，性格固执刚毅。在其执掌哈佛的头十年，哈佛发展迅猛，财源滚滚。在1954年到1969年间，哈佛设立的冠名讲座教授数量比哈佛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各个学科齐头并进，许多科系走在世界前列。遗憾的是，这位在募捐方面可以说还算成功的校长，未能与时俱进，对学生抗议活动非常反感。对学生的请愿也不感兴趣，声称“我需要管理整个大学，没有时间见学生”[46]。更让学生愤怒的是他支持ROTC。1969年3月25日，普岁宣称，“我个人认为大学生当兵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政府还是我们的政府，政府的军事部门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应当参与，并发挥影响”[47]。普岁校长反对哈佛同ROTC脱钩。但一场灾难无疑在等待这位校长和哈佛大学。

哈佛学生在1968年散发的名为《越南、美帝国主义和美国》 （Viet-nam, U.S.imperialism and US）的一个小册子中，提出一系列诉求，包括明确要求哈佛废掉ROTC，要求哈佛停止校园扩展，因为损害了周边穷人的利益，呼吁哈佛建立黑人研究系，也要求哈佛校方不要处罚参与抗议的学生。[48]哈佛激进学生把反对 ROTC 作为其系列要求的重要一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反对哈佛的ROTC项目，达到反战、反对种族主义，甚至反对哈佛的目的。[49]当时哈佛校园政治色彩如此浓厚，以至时任哈佛法学院以研究中国法律的著名学者孔杰荣（Jerome Cohen）怀疑当时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号召影响到了哈佛学生。他们反对政府，反对越战甚至反对学校当局。[50]外校激进分子也来到校园煽风点火。金·科林斯（King Collins）是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运动的领袖，1969年已不再是哥大学生，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1969年3月来到哈佛校园。其在哈佛两个星期期间，煽动哈佛学生抗议，干扰教学，公开指责一位哈佛教师“就像死人般没有性别的怪物”[51]。哈佛校方和教授们对此深为不安。

虽然哈佛校园在1969年春天充满不安气氛，但学生抗议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政府和社会不满，并非对哈佛本身有太多抱怨。他们需要一个媒介，占领校园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1969年4月9日中午，在少数SDS学生的煽动和号召下，学生强行进入哈佛的核心办公楼，把9位院长暴力赶走。宣称他们要占领办公楼，直到校方接受学生的条件为止。哈佛历史上最为暴力的抗议由此拉开。[52]参与占领的学生有三年级学生约瑟夫·西曼斯（Joseph Seamans），其父亲不久前被提名为美国空军部长，还有哈佛历史系著名教授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的儿子，也是一位哈佛学生。对于SDS团体这一激进行为，不少哈佛学生并不支持。对普岁校长来说，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天晚上即决定邀请警察进入哈佛校园强制驱赶学生。4月10日凌晨，400名警察已在大学办公楼不远处集结。并很快把占领办公楼的学生用暴力驱走。学生实际占领该办公楼大概为16个小时。根据哈佛大学的报告，警察清场导致24人受伤。[53]但也有资料称41名学生在警察清场时受伤。[54]

清场之前，不少学生并不支持SDS的激进行为，但清场后，不少学生无法原谅校方招来警察进入校园，也开始敌视校方，变得激进起来。清场导致哈佛校园群情激愤，学生立即投票支持罢课。500名哈佛法学院学生投票要求校长辞职。学生们甚至一度威胁要烧毁学校最大的图书馆，迫使哈佛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站出来保卫图书馆，声明要与图书馆共存亡。对学生运动深恶痛绝的教授如经济史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责这些学生的举止，认为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好好揍他们。但同情学生的政府系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则向学生呼吁，不要破坏大学。他说：“这是我们的唯一一个大学，它能够改善，也应该改善，但不能被毁掉。”[55]

不少教授对校长招校外警察此举也极其不满。霍夫曼教授认为普岁校长的此一决定“愚蠢”，而且校长本人“愚蠢且自大，自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表示，“我和大多数教授对学生占领大学楼并不支持。但招警察（清场）是严重错误”[56]。政府系教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Wilson）本来是校长普岁的支持者，但他对普岁招警察进校清场持反对态度。称这是“哈佛的越南”（Harvard's Vietnam）。[57]此后的几个星期哈佛处于瘫痪状态。4月15日，学生试图阻止后来以“文明冲突论”享誉全球的哈佛政府系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上课。亨廷顿只好叫校警维持秩序。[58]次日，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在心力交瘁中中风，住院治疗，并很快辞职。[59]

为了恢复秩序，哈佛校方对学生的诉求开始做出积极反应。1969年的4月13日，哈佛校方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哈佛同ROTC脱钩，同意在校园扩展时，保障住在哈佛周边的黑人和平民的利益，并给予低房租待遇。[60]同意哈佛的管理结构需要改善的建议。[61]随后哈佛还决定设立危机调查委员会，并表示尽快公开调查结果和结论。[62]大学也同意设立美国黑人研究专业。[63]4月17日，文理学院教授会议也决定支持哈佛同ROTC脱钩。[64]其他各个学院也分别设立委员会检讨危机的背景及改善措施。哈佛医学院在1969年4月11日的声明中承诺，将设立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医学院扩充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困苦和提交更好解决问题的建议。[65]其中最重要的是文理学院设立15人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包括4名本科生，1名研究生，1名讲师，其他则为资深教授，政府系的霍夫曼和历史系的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均为其中成员。该委员会的职责有三：1．调查目前危机的原因。2．决定如何处罚占领办公楼的学生。3．对如何改革大学的管理架构提供建议。[66]

1969年6月9日，15人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报告称哈佛长时期认为抗议活动不会在哈佛发生，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报告指出，目前的哈佛危机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危机。但哈佛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革、改善。报告指责校方处理危机的做法有问题，特别是批评立即招来校外警察驱赶占领办公楼的学生，矛头直指校长。报告说，校长本来可以选择与教授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找到一个凝聚校园共识的办法，但他却选择叫校外警察清场，招致校园进一步分裂。报告还指出，哈佛目前危机处理机制被动、僵硬、缺乏弹性，未能防患于未然。[67]

史华慈起草了个人署名的关于学生的一份报告。他指出学生抗议活动特别是占领办公楼这一激进做法，与美国社会特别是越南战争有关，也与哈佛校园扩展影响社区和哈佛学生反对ROTC 密切相关。[68]史华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学生占领办公楼不是哈佛危机的转折点，清场才是。因为清场全面激化矛盾，把学生推到校方对立面。[69]哈佛女校本科生蕾妮·乔蒂纳（Renee Chotiner）也起草了关于学生的报告。她认为，越南战争、贫困、种族问题是让学生不满的三大美国社会问题。不少哈佛学生反对哈佛卷入战争，这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哈佛校内的ROTC。[70]霍夫曼教授起草了关于教授方面的报告。他认为哈佛教授团体和学院在应对目前危机方面准备不足，多元的师资必然导致对危机应对出现不同声音。对学生来说，不是教授们决定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做什么。[71]霍夫曼和布鲁门索（Robert H.Blumenthal）一起发布了关于校长让校外警察进校清场的报告，直接批评校长“对延迟清场的危险估计过高，对其决定请校外警察清场的代价估计过低”[72]。

遭此巨变，哈佛就这样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对于参加占领办公楼学生的处理，哈佛最终开除了16名参与占领行政办公楼的学生。[73]但哈佛无疑吸取了教训，在面临一边倒的批评声中，普岁在1970年初表示会在1971年提前退休，哈佛历史从此进入新的一页。哈佛在占领运动后，大学迅速采取各种补救和改革措施，抗议声浪因此很快减弱。哈佛作为一所著名大学，通过检讨自身、勇于创新，在其后的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有趣的是，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第136届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在耶鲁举行。本年度的比赛充满悬念，比赛与抗议同时进行。比赛快到中场时，上百位支持环保的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学生、校友、教师等冲进比赛场上抗议两校继续投资煤炭或天然气等能源企业。他们的标语是“耶鲁和哈佛联合支持气候正义”，抗议者高呼：“必须废止化石燃料！”要求两校校方支持环保，不要投资对环保不利的企业和公司。抗议活动导致比赛中断至少30分钟。同1968年一样，耶鲁队2019年的战绩比哈佛好，在两校比赛之前，耶鲁的比赛成绩是8胜1负，而哈佛是4胜5负。尽管如此，哈佛如同1968年一样，在2019年度同耶鲁的比赛中，拼搏得很厉害，比赛打完四节常规赛后双方以36∶36战和。与1968年不同的是，2019年的比赛有加时赛。在第一轮加时赛中双方再次以43∶43战平，只是在第二轮的加时赛后耶鲁才以50∶43的接近比分战胜哈佛。如果说1969年哈佛学生通过占领校园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50年后的2019年，学生们意识到借助体育比赛更可以把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抗议声音传出去，于是通过在比赛场所抗议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的诉求。[74]在2019年11月25日的社论中，哈佛学生报纸《猩红色报》写到，支持抗议者借助受到广泛关注的球赛向两校校方施压，认为此举“非常有效”（highly effective），并宣布环保抗议者在本年度的哈佛—耶鲁球赛中获胜。[75]

本文的着眼点是1968年的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和1969年的哈佛学生抗议活动。当年两个历史事件似乎没有直接交集。但半个世纪后，两校学生通过两校橄榄球比赛联手抗议，体育比赛成为抗议者的媒介并与抗议活动合二为一。这样的历史进程进一步证明校园体育和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特视角。

结论 透视美国历史的多重视角

如何研究美国史，尤其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研究美国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历史研究本来应属于基础研究范围，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与政治密切相关，侧重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题目。似乎在选题方面倾向高大上，大多侧重政治、军事、战争、外交、环境、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大题目，关注体育因素和校园文化的不多。殊不知体育和美国校园文化是透视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完全可以小题大做。拙文之所以写一场在局外人看来根本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球赛以及1969年哈佛的学生抗议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思考是否可以从这两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中探寻研究美国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哈佛—耶鲁两校体育比赛实际折射了美国文化和社会一般情况下难以观察到的层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和更细微地分析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换句话说，体育和大学校园文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美国的发展轨迹。

不言而喻的是，美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与大学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哈佛—耶鲁这场球赛，我们不仅清楚看到美国著名研究大学在大学体育上并不缺席，更可以观察美国人的民族性。美国人生性乐观，但并不意味因循守成、故步自封，而是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哈佛学生在比赛只剩下42秒，比分落后16分的形势下，不仅不自暴自弃，而是完成了出乎意料的惊天逆转。同样是哈佛学子，在写出体育史不朽篇章后，不妨碍他们第二年占领校园，毅然走出象牙之塔，为社会发声、代穷人和弱势群体立言。经历了学生占领核心办公楼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可谓哈佛有史以来巨大危机，但哈佛经此巨变，痛定思痛，决心改革，从而奠定了哈佛重新出发、再创辉煌的基础。

本文涉及的两个小题目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似乎永远生活在危机和压力之下。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危机意识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大特征。但是，矛盾丛生的美国社会和有强烈危机意识及乐观自信心态的美国人相辅相成。这种现象似乎矛盾，其实有很明显的内在逻辑。1968—1969年的美国可谓千疮百孔，极其严重的种族问题以及越战等各种挑战似乎把美国拉到了深渊。但越南战争的泥潭反而促成尼克松总统毅然打开了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实现中美大和解，一举改写了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苏联人在1961年提前进入太空，成为美国人奋发图强的动力，从而在1969年7月让美国人通过阿波罗11号最先登上了月球。中国人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欧洲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学说，英国人牛顿的万有引力论，一步步引导和帮助人类走向太空，促成美国人举全国之力，实现了人类共同的登月梦想。正如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所说的，他在月球上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但实现了人类的巨大飞跃。

实际上，美国从立国到现在，一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不少开国元勋像华盛顿、杰斐逊等人一方面高谈正义、理想、道德，同时又是奴隶主。美国独立宣言高谈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对黑人、华人甚至妇女却另眼相看，好像自由、平等与这些人无关。奴隶制直到美国内战后才从美国消失，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有投票权，歧视华人的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除。尽管如此，无可否认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群策群力、再接再厉积极参与政治，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这篇小文力图通过介绍一场球赛和一场大学危机来展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充满进取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笔者不敢自称有所发明，充其量是拾遗补阙而已，而且只能点到为止，无法全面展开论述。如能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对国内同行尤其是年轻学者有所启迪，则拙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