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到“东海”

——以九姓胡东迁为例看两大区域的联系

这里所谓“东海”，指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等在内的东亚海域。[1]它与“西域”遥遥相对，看似彼此独立的历史世界，然而至迟至中古时期，二者就有了相当频繁的往来。不过就学术研究而言，西域史学界很少关注到这种联系。[2]具体到九姓胡东迁问题上，流入中国北部草原和中原内地的九姓胡得以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很少有人放眼到“东海”地区，对九姓胡向朝鲜半岛等地的迁徙更是缺乏认知。从九姓胡迁徙活动论起，我们可以看到“东海”与“西域”这两大区域之间远非阻绝，而是充满着千丝万缕而且持续不断的历史联系。

一 九姓胡在“东海”地区的活动遗迹

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九姓胡几乎涉足“东海”域内各个地区。

在中国沿海一带，南部江淮等地有六胡州移民的足迹，黄河下游以北河朔三镇则曾是严重胡化的地区。不过，东北一些地区更加值得关注。

在辽西走廊上的营州即今朝阳地区，王小甫先生指出最迟4世纪上半叶已经有了九姓胡聚落，这与石赵政权的兴衰有关。[3]至唐初“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4]，可见7世纪初九姓胡在该地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万岁登封元年（696），由于契丹占据营州，东北形势吃紧，武则天“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5]。与此相近时期，应该还有九姓胡人从东突厥境内流散、迁徙而来，如安禄山等即属此类。[6]该地区九姓胡人深受游牧民族影响，擅长骑射，彪悍好战。高适有诗云：“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7]堪称其民风写照。安史乱后，九姓胡势力在安禄山旧将卵翼下继续发展，导致8—9世纪河北藩镇形成了胡气极重的文化局面。求证于考古发掘，可知在以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出土了大量具有粟特文化色彩的文物，包括胡人陶俑、狮子雕刻和西域玻璃器、金银器等，这无疑多是九姓胡人的文化遗迹。其中具有明显九姓胡相貌特征的陶俑及与九姓胡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雕刻内容等，尤其可以印证九姓胡大量且长期聚居该地区的情况。[8]

在辽河以东地区，至迟4世纪末5世纪初有了较大的九姓胡群体。据《魏书》记载，当时有辽东胡人安同，被北魏皇帝任命为征东大将军，学界认为属九姓胡，由此可以推测九姓胡在辽东很可能已有一定势力。[9]稍晚高句丽境内也有九姓胡迁入，因为在不少高句丽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护法狮子等动物雕刻；吹胡角、打腰鼓及受胡腾舞影响改进舞步动作的双人舞等乐舞形式；陶俑、壁画等各种形式的胡人形象等。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集安长川一号墓（学者界定于5世纪至6世纪中叶之间），该墓前室北壁壁画里绘有偌大一个九姓胡群体，包括男女老幼，有礼拜七宝树者、有娱乐游戏者、有接待往来宾客者、有服侍贵族起居者；姿势情态上则有坐地者、奔跑者、惊愕者、顾盼者等，皆高鼻深目，男多髭须，部分尚剪发胡服，部分则是土著打扮，可见不少九姓胡人已经成为辽东居民。[10]到渤海国时期，九姓胡进一步发展。据日本史料可知，出使日本的渤海国人有不少出身于九姓胡，如安宝贵、史都蒙、史道仙、安欢喜等。[11]就考古资料看，渤海国境内出土了不少中亚原产或仿其风格的器物，如上京龙泉府（治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盛舍利子玻璃瓶、东京龙原府（治在今吉林省珲春市）出土的银盘（发现于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一带）、安边府（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尔瑟尼耶夫市一带）出土的安国银币仿制品等。[12]有学者指出，8—10世纪九姓胡至少在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阿努钦斯克等地区形成了固定的移居点，甚至还在松花江下游建立五国城与北方蛮族进行贸易。[13]可见，在渤海国九姓胡非常活跃。

朝鲜半岛曾是九姓胡迁居和活动的重要地区。尽管由于文献上记载不多，学界对此至今缺乏关注，但是考古资料反映出极其明显的九姓胡史迹。在平安道安岳三号墓的壁画里，多处出现九姓胡人形象及其文化成分，而后室东壁乐舞图尤其醒目：一人起舞，三人奏乐，其中舞者“鼻子很明显又高又长……裤管上的直线与他的头饰表明他身着的是胡装”[14]。据研究，墓主冬寿即前燕辽东大将慕容仁部下佟寿，336年因内争失败而率部逃到朝鲜半岛，曾被东晋封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等官，357年客死该地。[15]壁画反映冬寿身边应有一些胡人，可见4世纪已有九姓胡踏上朝鲜半岛了。

大量出土文物反映，5—7世纪九姓胡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痕迹更加明确和突出。就各种器物而言，玻璃器中罗马式、萨珊式、伊斯兰式等不同风格陆续出现，但“从制作工艺以及器型来看，此类玻璃器均是来自中亚地区”[16]，且其传播路线“与粟特人的活动踪迹是一致的”[17]。金银器包括现罗马式、萨珊式和粟特式，以粟特式器物最多，中亚色彩最为浓厚，至隋唐时期即6世纪以后流行中国并传播到朝鲜半岛，其中亦当不少由九姓胡携带而至。表现九姓胡形象者开始出现于陶俑、雕刻等实物。[18]1991年出土于扶苏山城（在今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东门附近的一件佛像背光（图1）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装饰结构采取联珠纹样式，背面镏金板下边刻有“何多宜藏法师”铭文，显然是九姓胡僧侣留下的遗物。考其时代，应该在百济建都毗泗城时期，亦即538—668年。

就种族成分而言，壁画中九姓胡人的形象陆续出现，如在朝鲜境内高丽后期的墓葬壁画中出现了九姓胡人参与摔跤和掌力赛的场面（如图2、图3所示）。

与此同时，九姓胡文化从乐器到乐舞以及百戏等娱乐艺术更多渗入半岛社会。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引进了由九姓胡东传的西域乐器，如竖箜篌、琵琶、筚篥、腰鼓、五弦等；高句丽后期双人舞受到胡腾舞的影响，柘枝舞在半岛演化成连花台舞。[19]

就文献资料而言，朝鲜半岛罕见对九姓胡种族性质的直接表述。然而依据《三国史记》《高丽史》等史料，可以判断这里确实存在九姓胡群体。它以康、安二姓为主体，在姓氏来源上可以排除属于东亚诸民族的可能；文化上具有诸姓聚居、同族共事、相互通婚、译语人多、极擅斡旋等九姓胡特征；而以军职人员为主体、风俗尚武好战、兼具中国北方胡俗色彩及族属认同的转化等特征与营州杂种胡尤相一致。此外，其迁徙分布和发展进程与营州杂胡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一群体在10世纪开始兴起，具备一定规模和势力，其中新罗末王和高丽太祖的王后、高丽征讨后百济大军中的左右纲大将等出自信州康氏。这在拙文《朝鲜半岛康安诸姓群体初探》（《文史》2013年第2期）已有详论，此不赘言。不过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诸姓籍贯特别是康氏之信州与九姓胡较早出现的安岳毗邻，同在半岛北部极近地区，这应该有着历史继承关系，而不是偶然所致。

在日本群岛等地也出现了九姓胡行迹。有学者指出，“据不久以前在日本发现的中世纪数据表明，远在渤海国建立之前，即公元654年、657年、659年、660年及676年，曾有几批拜火教的信徒由托哈里斯坦（托哈里斯坦系古地名，指当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的阿姆河流域——译注）逃入日本。这些拜火教的信徒不愿意信奉侵入伊朗和中亚的阿拉伯占领者强制人们信奉的伊斯兰教”[20]。据《东国舆地胜览》记述，忠清道槐山郡有日本安氏移民，很可能是九姓胡从日本向朝鲜半岛的回流迁徙。[21]与此相应，在日本境内也发现了不少具有粟特文化特征和由九姓胡人制造的器物，包括玻璃器和金银器等诸多种类。[22]

二 九姓胡在“东海”迁徙活动的时空线索

九姓胡在“东海”的迁徙时空广阔而复杂，不过以下几个环节可以勾勒出其主要线索。

（一）从营州向朝鲜半岛的迁徙路线

这首先体现在九姓胡相关遗物的传播上。比照它们在东亚各个区域的形制特点，可见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区关系密切，存在非常清晰的传播趋向。以玻璃器物为例，其中呈现罗马风格者，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碗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者最为一致，玻璃杯则与辽宁朝阳北票墓出土者较为相似；作为伊斯兰风格主要器型的玻璃瓶，韩国庆州晃南洞98号墓出土者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和辽宁朝阳北塔出土者都很相似，明显有前后相承的关系。[23]同样，与粟特人的活动踪迹相一致的萨珊型环纹玻璃器，“在中国北部境内流传的线路呈现由西向东的趋势”,6世纪起流行于中国，7世纪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其他文化遗物之传播大概一致，如韩国庆州隍城洞出土的7世纪的男子像等，均与中国东北出土的胡人像非常相似。[24]

其次考察朝鲜半康安诸姓群体，非但其文化特征与营州杂种胡最为相近，而且其分布区域亦显示出与我国东北的密切关系。据《东国舆地胜览》等朝鲜典籍记载，康安诸姓首先以半岛西北部包括黄海道和平安道在内的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域。这与九姓胡流入半岛的渠道和态势是相对应的。九姓胡从营州向朝鲜半岛迁徙蔓延，最初应当就近在半岛西北部落籍定居。《新唐书》所记营州入安东都护府道，是经过鸭绿江下游而达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城。如果对照康安诸姓在平安、黄海两道的分布情况，则可见其西部地区明显比东部密集，尤其集中在自义州经定州、安州、甑山等至平壤、开京的交通路线附近。两种资料如此吻合，很能说明九姓胡自营州而来的迁徙态势。

（二）7—8世纪向营州一带的会聚

营州是九姓胡介入“东海”地区的第一个大站。该地扼中原入东北之咽喉，向西则连接草原商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九姓胡起源甚早，但其规模和势力的发展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上半叶尤为突出。就其原因，一方面由于7世纪中叶中亚诸国遭受大食势力冲击，迫使大量九姓胡人向东逃亡。正如前引资料所提及，有些九姓胡人甚至逃到遥远的日本，流入营州者肯定更多。另一方面为对付崛起的契丹势力，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大规模征发六胡州和河东道的精锐胡兵迁居该地；同时以安禄山为代表，后突厥汗国内部的九姓胡亦有不少流入。由此，使得九姓胡势力在此膨胀起来。荣新江先生指出，正是这一时期九姓胡已在柳城聚落基础上发展为庞大的幽州军事集团，成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的支柱。[25]唐中期以后，河北藩镇之所以形成胡气极重的局面，其背景就是东北一隅聚集了大量九姓胡人。[26]

（三）安史之乱后从营州向朝鲜半岛的迁徙

九姓胡从营州向朝鲜半岛的迁徙总体上是在长时期内断续进行的，不过入唐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尤为关键和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是如前所述大量九姓胡因亡国而向东逃亡导致营州杂胡势力膨胀起来，而安史之乱被平定则迫使叛军中的九姓胡人向东逃亡；同时辽西地区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也发展起来，形成一条非常便捷的交通路线：自营州出发，向东经辽东城即今辽阳，转而东南过鸭绿江下游，可直达安东都护府治所平壤城。据《新唐书》对其走向、里程的记述来看，该通道已颇成熟。[27]

对应考察朝鲜半岛九姓胡发展状况，在最初密集分布在半岛西北部之时，他们以康、安二姓为主体部分，以行伍从军为主要职业，显然与安禄山赖以发动叛乱的军事集团有着内在联系。料想安史乱平之后，当有其余部不甘承受惩罚和归附朝廷，向东逃窜而入朝鲜半岛。关于安史旧部的踪迹学界多关注河朔三镇，不过目前亦有学者注意到部分残余东窜的迹象。如俄罗斯学者沙弗库诺夫指出，渤海国曾与安史乱军曾建立起友好关系，并在安史之乱被平后成了许多叛乱分子可靠的藏身之处。[28]由此看，作为安史死党和叛军中坚力量的九姓胡人亦极有可能向朝鲜半岛逃窜和迁徙。再就是九姓胡在新罗末高句丽初（10世纪初）较多出现上层人物，且不乏与王族的通婚；[29]而康、曹等姓谱系亦可上溯到新罗时期，料其移民历史必非短暂。以此推论，九姓胡在8—9世纪必有一段在朝鲜半岛大量移民和势力壮大的历程。

如以考古资料来印证，最突出之处就是许多西方新器物和装饰纹样在7世纪末8世纪初大量充斥中国，此后进而涌入朝鲜半岛。例如，在金银器中种类最为丰富的粟特式器物就出现在相应时期。更为重要的是，最能体现九姓胡群体存在的胡人陶俑、雕刻等，半岛所出土也以这一时期为主，故而有学者据此确论“新罗时期已经有西域人来到朝鲜半岛”[30]。

（四）因渤海国兴衰而形成的迁徙洪流

渤海国虽然地居东北偏东一隅，但是由于其立国和崩溃都曾导致九姓胡群体流动，故而亦是九姓胡向朝鲜半岛迁徙的重要环节。目前，已有学者观察到营州杂胡向渤海国移民的史迹。作为必争要地，营州聚集了突厥、契丹、奚、靺鞨及汉人势力。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酋长李尽忠、孙万荣杀掉都督赵文翙叛据营州。迫于其威胁，粟末靺鞨首领舍利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等率部东走，退保长白山地区。基于长期追随靺鞨首领的原因，九姓胡部众就裹挟在东迁队伍中。[31]这一点亦可由前述相关文献和考古遗迹充分证明。

924—926年渤海国被契丹攻灭，渤海人被迫大量向南逃亡。《高丽史》显示，他们自925年起渤海国人成批南下，至982年（该年辽主撤销藩王直接控制了该地区）至少13批渤海遗民流入高丽。1030年大氏兴辽国又亡，其后约20年内投奔高丽者近30批。在这些移民群体中，夹杂着不少九姓胡人。同时史料表明，某些移民群体就是由九姓胡人所率领的。如高丽德宗元年（1032）二月“戊申，渤海史通等十七人来投”[32]。有学者还把在此前后投奔高丽者如显宗七年（1016）曹恩等、九年史夫等、十年曹兀等也归入渤海遗民。[33]

渤海国人流入朝鲜半岛之初，高丽王朝将其顺势安排在北部边疆或其附近地区。[34]后来可能因为半岛北部聚集了过多的渤海遗民而影响到国家安全，或为有意避免引起辽国警觉而影响两国关系，高丽王朝改以南方地区安置。[35]如显宗二十一年（1030）十月，“是月契丹奚哥、渤海民五百余人来投，处之江南州郡”[36]；二十二年冬十月“丁丑，契丹王守南等十九人来投，处之南地”[37]。在朝鲜全罗、庆尚二道安、曹、石等姓为数颇多，当与此有关。

三 “东海”与“西域”之间的沟通条件及其密切联系

九姓胡人向“东海”一带的迁徙不是偶然的，而必须以“西域”与“东海”能相沟通的诸多条件为基础。这在交通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7世纪末九姓胡之所以能够从营州向渤海立国之地移民，主要得益于高句丽时期从辽西走廊到国内城即今吉林集安一带交通的发展；至渤海国时期，则已形成营州道、朝贡道、契丹道等至少三条渤海通内地的交通路线。[38]10世纪九姓胡从渤海国向朝鲜半岛的流动，亦有其条件和基础。《新唐书》记述了渤海通南方数条道路：“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绿，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39]亦即从东南部龙原府，越日本海可通日本群岛；向南遵陆路直行，左经南海府可入新罗，是渤海、新罗两国之间交通要道；右过鸭绿府可至卢龙节度使辖区，是渤海朝贡常走的路线；向西南经长岭府而行，则可通向营州。其中，“在新罗国与渤海国之间的通衢大道上有35个驿站”[40]，可见已经非常便利。在营州与朝鲜半岛之间，其交通路线更为便捷和成熟。这为九姓胡穿越辽东移居半岛提供了更好条件。

如果放眼于沟通“西域”与“东海”两大区域的交通路线，可知7—9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包括绿洲部分和草原部分）达到鼎盛，为九姓胡东迁高潮提供了客观条件；而10—12世纪北部草原向东至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一线所遗留下来的玻璃瓶及狮子雕刻、珠宝饰件等大量西域文物，则表明辽帝国时期在绿洲丝路衰落的同时草原之路依旧畅通或说呈现复兴态势，[41]使得九姓胡东迁余波到11世纪还在延续。前述营州或经渤海，或经辽东向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路线，有学者如孙泓先生称其丝绸之路东线或东支部分。这一部分交通的发展成熟，无疑构成九姓胡东迁所依赖的“西域”至“东海”整个丝绸之路网络的重要部分。

反过来，九姓胡东迁迹象反映出“东海”与“西域”之间为时长久而且内容丰富的历史联系。纵观九姓胡移民“东海”的历史，前文所述不过是主要线索而已，而历史全貌要远远超出这些。

一则东迁空间非常广阔，可能遍及东亚陆、海各线。在自营州或经辽东，或经渤海至朝鲜半岛兴起的九姓胡移民主流之外，海路南、北各航线（南如自广东、福建、浙江各地港口至朝鲜半岛南端和日本群岛等，北如山东半岛至朝鲜半岛西岸等）亦有九姓胡东行迹象。如新罗王讫解尼师今“三十六年（345）春正月，拜康世为伊伐飡”[42]；新罗文武王（661—681年在位）微服出访武珍州（在今韩国光州一带）,“州吏安吉见是异人，邀致其家，尽情供亿”[43]，结果得其厚报。若这二位也是九姓胡，当属此类情况。韩国庆州所出土早期磨饰纹玻璃碗明显以海路传入为主，更应与此有关。[44]

二则持续时间漫长，超出我们想象。前述早自4世纪已有九姓胡人迁入“东海”，此后陆续不断，直至11世纪仍有不少九姓胡人从辽境内向朝鲜半岛流散。据某些史料推测，甚至其后还有再迁余波。如韩国忠州石氏谱牒云，“石氏本唐人，宋绍兴间有讳邻，自广陵始浮海而东，高丽明宗朝以军功官至上将军，封芮城君。芮即忠州古号也，因以为贯”[45]；会宁康氏史料云，该支“本（中国）通州人”，移居湖北荆州，以行伍“世事明天子”，有康世爵者从父远徙辽东，参与杨镐等讨伐后金之役，父死军没而亡奔朝鲜。[46]可见石、康这些支系是南宋和明末才迁入朝鲜半岛的。如此推算九姓胡在“东海”的迁徙历史，可长达一千三百多年。至于九姓胡文化的影响，为时则更为久远。如高丽仪卫有着浓郁的安国文化特色，在国王法驾卫仗、燃灯卫仗、奉迎卫仗等仪仗队中都使用安国伎四十人；[47]生活用具中仿西域形制而自产的胡瓶，到高丽后期多作为方物进贡元廷；[48]一直到李氏朝鲜时期，朝鲜半岛各地仍流行安石榴习俗。[49]

原载《中国与中国学》第24号，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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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海”这一概念由葛兆光先生在几年前提出，他认为学界对“西域”史研究由来已久，而对“东海”地区关注不够；两大区域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东海”的区域特点促使人们采取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新历史世界”（参见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近年有学者开始从交通和贸易等层面注意两大区域的联系，如中俄学者对“黑貂之路”的讨论，主要辨析草原商道与中原交通在沟通“西域”与“东海”上的主次地位（参见[俄]E.V.夏富库诺夫《东北亚民族历史上的粟特人与黑貂之路》,《东亚的古代文化》，大和书房1998年版，第96号，第138—151页；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等）。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东线”的探讨也涉及与“西域”的某些联系（参见孙泓《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新资料——从东北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看西域文化的传播》,《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57页等）。

[3]参见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六月庚子条，第5920页。

[5]（唐）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八条》,《全唐文》卷2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2页。

[6]参见两《唐书》安禄山本传及《安禄山事迹》等。

[7]（唐）高适：《营州歌》,《全唐文》卷214，第1685页。

[8]参见辽宁省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辑刊（4）》，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文物》1959年第5期）等文。

[9]安同其人在《魏书》卷35有传。张庆捷认为安同虽自叙出自安息王族，但是实际应是九姓胡人冒称而已（参见张庆捷《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6页）。

[10]参见孙泓《从东北亚地区发现的壁画等考古资料看古代西域文化的传播》,《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

[11]参见[日]藤原继绳《续日本纪》卷22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760）年春正月己巳条，卷34光仁天皇宝龟七年（776）十二月乙巳、八年春正月癸酉、二月壬寅、四月庚寅至五月癸酉等条；[日]佚名编撰《日本纪略》前篇十二，宝龟八年二月壬寅等条；[日]藤原基经《文德天皇实录》卷1文德天皇嘉祥三年（850）五月壬午条；[日]藤原良彦《续日本后纪》卷10仁明天皇承和九年（842）夏四月己巳条。

[12]参见宁安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宁安县出土的舍利函》（孙进己主编《中国考古集成·两晋至隋唐》（三），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62—666页）、[俄]E.V.夏富库诺夫《东北亚民族历史上的粟特人与黑貂之路》（第139、148页）。

[13]参见[俄]Э.В.沙弗库诺夫《索格狄亚那人的貂皮之路》，杨振福译，《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14][韩]李惠求：《朝鲜安岳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引《安岳三号坟发掘报告》，宫宏宇译，《黄钟》2005年第1期。

[15]参见[朝]金瑢俊《关于安岳三号壁画坟的墓主及其年代》（雪华译，《美术研究》1958年第4期）、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孙进己《公元3—7世纪集安和平壤地区壁画墓的族属和分期》 （《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等文。

[16]孙泓：《从考古资料看西域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0辑，第70页。

[17]王义康：《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18]参见孙泓《从考古数据看西域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0辑，第65—78页。

[19]参见孙泓《5—14世纪西域音乐舞蹈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1辑，第30—44页。

[20][俄]Э.В.沙弗库诺夫：《索格狄亚那人的貂皮之路》，杨振福译，《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21][朝]卢思慎编纂，李荇增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55，奎章阁藏影印嘉靖刊本，第1006页。

[22]参见王义康《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23]参见孙泓《从考古数据看西域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0辑，第65—78页）及王义康《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等文。

[24]王义康：《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25]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2—237页。

[26]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7页；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23页。

[27]参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6—1147页。近年，有学者“亦将朝阳、辽阳等地点划为中原丝绸之路东向延伸的经行地点”（孙泓：《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草原商路——以4—15世纪为中心》,《“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28]参见[俄]Э.B.沙弗库诺夫《索格狄亚那人的貂皮之路》，杨振福译，《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29]新罗末代国王金弓裔有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结果在贞明元年（915）遭到残害（[高丽]金富轼纂，孙文范校：《三国史记》卷50《弓裔传》，第555页）；朝臣有知基州诸军事康瑄以王建副将经略罗州，有左纲大将康英柔、右纲大将康忠负责讨伐后百济（参见《高丽史》卷1后梁乾化四年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云南大学藏本，第19页；（清）刘喜海编著：《海东金石苑》卷3《高丽国弥智山菩提寺教谥大镜大师玄机之塔碑铭并序》，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高丽初期，还有由广评郎中升为内奉监的开国功臣康允珩（参见《高丽史》卷1太祖元年六月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第50页）、笃信佛教的大匡康公某（参见《韩国金石文》第152《开丰五龙寺法镜大师普照慧光塔碑》，亚细亚文化社1984年版，第333页）等。

[30]孙泓：《从考古资料看西域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0辑，第76页。

[31]参见张碧波《渤海国与中亚粟特文明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

[32]《高丽史》卷5，德宗元年二月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第127页。

[33]梁玉多：《渤海移民的流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34]武玉环《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提及979年高丽将数万渤海流民安置在白州一带，可以作此佐证。

[35]武文亦注意到这一现象，分析原因则认为是高丽王朝出于戒备心理和利用渤海移民开发南部的意图。

[36]《高丽史》卷5，显宗二十一年十月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第125页。

[37]《高丽史》卷5，显宗二十一年十月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第126页。

[38]参见孙泓《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新资料——从东北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看西域文化的传播》（第315—357页）、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第81—91页）等。

[39]《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第6182页。

[40][俄]A.A.基姆：《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杨振福译，《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41]参见付宁《史前至12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以考古发现为主进行的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7年）、黄雪寅《散落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古玻璃器》（《内蒙古文物》2005年第1期）、孙泓《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草原商路——以4—15世纪为中心》（《“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9—88页）等文。

[42][高丽]金富轼纂，孙文范校：《三国史记》卷2《新罗本纪第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43][高丽]一然著，孙文范校：《三国遗事》卷2《文武王金法敏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44]参见王义康《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45][朝]许愈：《后山集》卷16《兵马使石公墓碣铭并序》,《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920册，第400页。

[46]参见[朝]佚名《文献考略》卷19，李朝显祖十八年（1794）写本，第37页；[朝]佚名《海东外史》卷2，奎章阁藏本，第6页；[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40《康世爵避兵记》，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78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标点影印本，第521页。

[47]参见《高丽史》卷72《舆服一》,《四库全书存目全书》第160册，第726—734页。

[48]如忠烈王在位期间，二十年（1294）四月甲午，“（元）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成宗。王与公主献……半镂银尊、胡瓶各一事”；二十二年十一月甲申，“王与公主谒帝，献方物：……银胡瓶、银大尊各一事；半镂银胡瓶二事”（《高丽史》卷31,《四库全书存目全书》第159册，第638、644页）。可见胡瓶成为高丽重要物产。

[49][朝]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不分卷），台北文化书局197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