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习近平主席2016年5月17日发表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当代中国学者发出了“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号召。习近平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西方历史看，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时期，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学说。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他们中很多人是文艺巨匠，但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识。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本书的主旨就在于秉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古训，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发展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从而最终实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目标。

笔者认为，以往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历史理论是不符合东方、亚洲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绝不是西方所经历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是东方所特有的一种古代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顺序发展演变的，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具有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的特点。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不同，其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在我国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方式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与特点。民族性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特质与首要特征。只有反映中国社会固有特征，建立与中国特殊国情、中国社会变革要求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理论，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民族性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从内部关系来说，几千年来中国独特的生产方式、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客观基础。我们应当看到，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延续、演变的独特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中国的独特国情也是中国的独有特征。借用生物学的说法，传统的经济因素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及其经济思想，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其二，从外部关系来说，我们应当让世界一方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转轨与发展；另一方面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承认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世界性并不否认其民族性，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要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就必须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性。

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总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如此。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不仅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特殊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发展连续性。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生产方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产方式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一条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维新”道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在改革维新中不断发展、长期延续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发生了上百次农民起义、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改朝换代、进行了多次变法改革，但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以国家承担公共工程和小农个体经营为基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发展与完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变化。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古代虽然历经多次社会动荡与变法维新，但其亚细亚生产方式始终存在，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发展程度与实现形式的变化，而没有发生社会性质的根本性改变。绵延几千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华文明，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基础。因此，只有从历史入手，弄清“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才能弄清“我们现在身处何地”，进而才能弄清“我们未来走向何方”。只有首先进行历史研究，才能准确地为中国社会定性，科学地为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变革进行历史定位、现实定位，才能正确地为中国未来的变革与发展定向。本书根据李鸿章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谭嗣同“四千年之梦想”和中华“五千年之文明”的历史线索，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性质、主要特征与运动规律。其中，要揭开中国为何迟迟不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李约瑟之谜”，要回答究竟是什么东西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阻碍中国社会近代变革与现代转型的张培刚“历史幽灵”之问，要阐释马克思亚洲社会的“根本革命”的科学命题。

本书要阐明东西方社会为什么曾经走上不同路径，最终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东西方文明冲突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阐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与中华文明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

本书的基本特点在于：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把中国社会的理论、历史与当代发展融合在一起。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阐明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阐述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与主要形式，揭示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阐明中国亚细亚社会变革的趋势与方向。本书的研究目的是拨开笼罩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上的重重迷雾，还原中国古代社会之本来面目，解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科学阐明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与运动规律，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东方、亚洲与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发展变革的一家之言。本书要阐明梁启超“三不足”之“中国觉悟”思想，阐释习近平所指出的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之“中国道路”理论，阐释顾准先生的制度重建与人文重建之“中国重建”学说，最终形成关于东方、亚洲与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变革之现代转型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变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明确中国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发展与变革的历史趋势与基本方向，推动中国的市场化经济转轨与现代化社会转型，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形态；促进东方、亚洲与中国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根本革命，以终结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最终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