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而且分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特殊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他指出,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发展的特征是:一方面政治风暴与改朝换代频繁发生;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停滞不前,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难以实现其根本的社会变革,难以实现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同恩格斯的有关通信以及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若干时事评论中经常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问题。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亚洲式社会”的概念,而且指出“亚洲式社会”无论是在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与运动规律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资本论》创作期间,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亚细亚农村公社作了深入的研究,进而提出了以农村公社为基本经济要素及其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运动发展上具有停滞性、在历史过程上具有周期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导致这种停滞性的重要原因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他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印度尽管政治风暴非常之烈、非常之多,但是它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落后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0]

马克思还阐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必然瓦解的历史趋势。他指出,小商品生产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并不会永久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它们最终必然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瓦解并取代。作为先进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是要排斥甚至摧毁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各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51]

在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首先,原始社会解体后农村公社发展的道路很不相同。从具有亚细亚农村公社特征的原始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产生出它解体的各种形式。古希腊、古罗马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古代奴隶制,而没有经历封建制。日耳曼、斯拉夫、罗马尼亚公社所有制发展为中世纪的农奴制,而没有经历奴隶制。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反,亚洲与东方国家的亚细亚公社所有制则发展为具有东方特征与国别特色的亚细亚社会。这些亚细亚国家有的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俄国),有的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印度),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这就表明,东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与规律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不是线性发展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发展的。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必然性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诸国,而不能适用于东方以农业公社为基础的社会。他对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必然性的论述上升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做法深恶痛绝,他严厉批评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