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种文化：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分裂

“两种文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词语，这个词语因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C.P.斯诺（C.P.Snow）而广为人知。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大论战。1956年，他以“两种文化”为题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并未引起广泛轰动。三年后，也就是1959年，他又以“两种文化”为主题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颇为轰动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之后，斯诺又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演讲、报告进行了整理，并结集成书出版了《两种文化》。

关于“两种文化”的所指，C.P.斯诺有时候称为“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以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为代表，但他更经常的是直接称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的对立，简言之，也就是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对立。就如我们对C.P.斯诺的介绍，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他自己也曾说过，就其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一位科学家，而就职业来说他又是一位小说家，因此，C.P.斯诺与科学家和作家都有密切接触，对他们彼此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他看来，这两个团体中的人，无论是智能、种族、社会出身都相差无几，但是在思维方式、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却少有相同之处，即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割裂，这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斯诺认为，19世纪末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就像两个星系一样，彼此隔绝，而这并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不妨举出两个集团、也即代表着我所命名的‘两种文化’的形成这一突出事例，来说明人们之间怎样缺乏交流。其中一个集团有科学家，他们的分量、成就和影响毋庸再加强调。另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文学家这两个集团之间很少交往。非但没有相互同情，还颇有一些敌意。”[1]如果去读他的全文，我们就能够从字里行间中看出他的倾向性，他更为推重的是科学的救世功能，而他更为批判的是文学界对科学的无知、无视以及文学界表现出的“反科学”氛围。他感到很奇怪的是20世纪的科学很少被吸收到20世纪的艺术之中，他还得出结论说知识分子中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勒代特派。众所周知，勒代特（Luddite，又译勒德分子、路德派等）是指19世纪初以破坏机器等极端方式反对企业主和工业化的人。斯诺认为，很多作家都对工业革命或科技发展排斥，他列举了一些对科技发展及其引起的生活质变视而不见或以厌恶的态度去认识的作家，鲁斯金、威廉·莫里斯、爱默生、劳伦斯以及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等等。在他看来，这些作家无法理解科学家对科技的乐观精神，而且大都对科技引导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乔治·奥威尔的《1984》则代表了不希望有未来的最强烈的愿望。

C.P.斯诺对于“两种文化”的划分过于武断，对“两种文化”特点的描述也存在言语偏激之处，而且他在以文学家来例证自己的观点时，大都局限于20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我们都知道这些作家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反思科技、批判科技的态度。这些都导致了斯诺对“两种文化”的论述遭受了很多质疑和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反驳，便是剑桥大学批评家F.R.利维斯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演讲《文学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误解和危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斯诺成功地让大家再次关注到科学与文学的割裂。之所以说是“再次”，正如斯诺所言，关于科学与文学的争论，他并非开创者。

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文化之争，双方的核心人物更为有名，一方是坚持进化论的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Huxley），另一方则是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这两位可说分别是19世纪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们二人也是朋友。1869年，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马修·阿诺德曾批判了庸俗主义那种自动化的、缺乏思考的态度，捍卫了传统教育的价值。1880年，托马斯·赫胥黎在伯明翰做了一个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其间他批评了自己的朋友马修·阿诺德。[2]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的实质就是对生活的评论，而文学包含着足以构成这种评论的全部素材。针对这一观点，托马斯·赫胥黎提出了反驳，他认为，时代已经改变，在自己的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因此，为了适应时代变化并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应该积极在普通教育中引入科学教育，而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为此，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当时的一种论调：“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自然科学研究没有资格被授予文化的称呼；说什么它不涉及生活中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说什么更糟的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究一切真理时，就会导致一种狭隘和偏执的信念。”[3]尽管托马斯·赫胥黎在文中也强调了单纯的科学教育与单纯的文学教育都会造成理智的扭曲[4]，但他推崇科学而轻视文学的论调还是遭到了大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批判。马修·阿诺德于1882年在剑桥作了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坚决捍卫人文教育的地位。当然，不仅在C.P.斯诺之前就有人已经围绕着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发起争论，在斯诺之后，这种争论也并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大学里也曾发生过“科学战争”，围绕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范式差异而展开过争论。[5]

为什么长久以来科学与文学之间如此隔膜，这是有原因的。“两种文化”，或者用斯诺后来的修正用语“子文化”（sub-culture），它们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遵循不同的方法，达到不同的结果。然而，它们又的确存在着根本相同的功用。法国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曾从负面效应角度将科学与艺术放在了一个战壕里，并将二者置于了道德的对立面，认为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兴起，德行便会沦落。卢梭撰写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曾在法国第戎科学院1749年举办的有奖征文竞赛中被评为最佳，获得了一枚价值30皮斯托尔的金质奖章。1751年，当这篇文章被公开发表之后，一下子使卢梭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成名，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了持续一年多的大论战。究其原因，该论文发表了一种违背社会风气的论调。众所周知，18世纪正是欧洲的启蒙主义盛行时期，而科学理性和文学艺术都是启蒙思想家借以去启蒙心智、驱逐蒙昧的手段。卢梭认为：“身体的需要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而精神的需要则是点缀社会的饰物。”[6]科学和艺术便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使人们变成文明人。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产生于闲逸，又反过来助长了闲逸。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无助于士兵勇敢，无助于道德提升，无助于让人变得崇高、正直、谦和。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添任何东西”，而且还“败坏了我们的风俗，而风俗的败坏又损害了我们的审美观的纯洁性”。[7]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极端观点，当然也存在偏颇，难以得到众人的持续赞同。

从积极的观点来看，科学与文学是描述世界真相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与文学具有共同的源头，也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通达真善美。关于文学的真善美维度，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无须论述，但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自然科学求“真”的维度而常常忽略其“善”与“美”的维度。关于科学的道德维度，曾经一度被排斥于科学之外而如今正在日益被强调。关于科学之美，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象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8]在美国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科幻小说中，当哈里·谢顿等数学家和心理史学家在研究模型时，他们发现一个模型有一处非常难看，与整体不协调，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发现，正是这一处不美的地方存在着错误，而当他们做出了正确的模型之后，它是那么完美，那么协调。

“科学……像文学，是多种不同和冲突的声音之间的持续对话，从未有人完全正确抑或完全错误，然而一种平稳的对话永远是暂时的、个人的和鲜活的。”[9]这句话出自同时兼具科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格里高利·本福德（Gregory Benford）的文章，他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时写作科幻小说。该篇文章1982年2月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Asimov’s Sencice Fiction），文章名为“为什么文学中的科学如此之少”。为什么文学中的科学如此之少？这的确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