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科举制的废除，无疑是个“大事件”，在近代社会变迁的经典叙事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分析了科举制的社会影响。他认为通过科举实现的社会流动并不算大，但由科举所产生出的士绅则是传统中国所谓“双轨政治”的运转枢纽。科举制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士绅的蜕变，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发生“社会侵蚀”的重要诱因。[24]与费孝通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克瑞克通过对两份进士名单上列有的考生父亲、祖父、曾祖父直系三代的姓名、功名和官职分析后，提出在这两份名单中，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所占比例很高，从而指出科举考试推动了社会向上流动。[25]何炳棣则通过进士名册、登科录、同年齿录、地方志等资料，以计量方法对明清举子家庭出身做出翔实分析，从而认为明清时期因科举而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社会底层可由此进入上层，统治阶级也因此建立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26]科举废除的社会后果首先表现在对这种流动机制的破坏上。汪一驹通过对近代西学教育的分析进一步补充了何炳棣的看法。他认为以留学教育为顶端的新式教育成了替代旧式功名的进阶之梯后，因其在教育费用上远高于前者，结果，社会流动率大大降低了。[27]

克瑞克和何炳棣只是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定义，分析了科举考试考生直系三代的社会地位（男系父、祖和曾祖），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这种把母系亲属排除在外的计算方法太过狭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族包含的人数远比父、祖和曾祖三代及直系亲属为多，因此一个人即使前三代无人做官，他仍然有可能出身有钱或有势的家族。[28]有学者通过对获取功名者的直系亲属、姻亲的身份分析，得出的社会流动率要比克瑞克和何炳棣的数字低得多，因而认为E.A.Kracke和何氏所计算出来的社会流动率毫无意义。[29]有学者更是宣称，如果是计算科举考试考生的六代（包括叔叔、叔祖、曾叔祖）直系亲属的话，那么科举考试的社会流动率等于零。[30]这种分析以及其得出的结论虽然过于极端，但却注意到了何炳棣以及其他学者所没有注意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上述学者所讨论的是科举考试与社会向上流动的问题。但仔细辨析，我们却发现，其实际潜含的论题则是：科举时代官员选拔与社会关系（尤其是血缘关系）之间的联系。潘光旦的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举行的112科殿试中，共得巍科人物约560人（指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二甲第一名传胪，当然其中也有重复者，如会试一名也有可能就是状元、榜眼或者探花），在这些人中，据其调查所及，已经可以指明至少有42%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即属于一个庞大的血缘网，尽管表面上是属于张、王、李、赵等不同的家世，分散在全国各地，底子里在血缘上却息息相通。[31]可见，科举时代，社会始终没有停止向国家权力渗透的脚步。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使得国家与社会精英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制度性的联系，所以仍不失为一项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机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正如许纪霖指出的，首先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发生了制度性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32]许先生所提到的种种现象大多发生在民国年间，而以罗兹曼为代表的部分美国学者甚至将科举废除视为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此之后的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33]应星亦通过其出色的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科举废除前后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变迁的社会图景。他认为，科举考试虽宣称平等，并抛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天性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实际上，那些不具备起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考试不过是为考生搭了一个貌似平等的前台，其幕后却是考生身上常被人忽视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科举废除后，学堂经历成了替代科名的新的文化资本，但学堂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支配结构，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34]

正是由于这种支配关系遮掩机制的破坏，从而使得隐藏在幕后的各种社会力量走向了前台。何炳棣早已指出，精英成分构成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员录用制度的变化。[35]罗志田则指出，科举既废，而新的官吏养成体制又无法立即建立，这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36]亦有学者认为，民国之后，尽管一大批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补充进文官队伍，但官员的遴选、升迁和考核并未严格按标准进行，而血缘与地缘关系成为官僚系统中拉帮结派的主要纽带。[37]综上来看，上述学者都对废科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予以了充分的重视，谁也没有否认它作为“事件”的重要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对中国研究领域产生影响，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思想尤为人们所重视。施坚雅开拓了中国研究新的空间结构，魏斐德等人则认为中国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期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事件已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像“泡沫”一样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构本身。[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锡瑞、玛丽·兰金等一批研究中国学的美国学者便开始注意区分两种社会持续：一种是某种特定的精英类型在社会上的持续，另一种是精英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持续。他们认为，虽说科举制只是保证同质的、保守的、整合的精英统治不被打断，而特定精英个人是难以靠它来获得地位的持续，但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诸如宗族势力、财力或军力）来维系地位。因此科举制的废除虽然打断了前一种社会持续，却未必能打断后一种社会持续。[39]孔飞力则将社会精英分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和“地方名流”，强调了这些名流之所以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即作为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湖南名流”在亲戚关系、学术交往和传统的庇护与效忠方式显示，其紧密一体化是清代的书院制度和贯穿于整个官场的庇护与效忠网络的产物。[40]

早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曾说过：“人类历史，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永远是政治精英的历史。”[41]因此对于政治精英的研究从来都没有被人所忽视。Robert North对大陆时期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算作学界最早对民国时期政治精英群体结构的分析。诺斯统计了287位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及86位中共政治局的委员的出身、教育、留学、专长等背景，发现两党的领导人物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42]刘维开对国民党第五、六届执监委员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在组织迅速膨胀的同时，却难以正常地新陈代谢。[43]张玉法先生则对民国肇建以来14位元首的性格特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大致可分“阳刚型”“阴复型”“机变型”和“谦和型”四类[44]，颇有性格决定命运之意。吕芳上、郭岱君、林孝庭、松田康博、王良卿等则利用了“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对蒋介石的领导风格和气质进行了探讨。[45]

实际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精英群体结构的研究，国外学术界有较为成熟的成果。赖特·米尔斯通过对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的批判，从而揭穿了流传于西方社会所谓“平衡理论”的神话。在对多元主义精英理论进行了最强有力的批评后，米尔斯认为，在美国的大部分权力由一个精英群体所掌握，这一群体包括最大的公司领导、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重要的军队官员。大部分权力精英都来自相同的社会背景，都在相同的大学念书，都是同一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因此而具有基本相同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经常在公司、政府、军队部门的重要位置上更换，以至于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区别的这三个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精英群体。[46]布尔迪厄则运用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分析了精英阶层与法国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作为法国领导阶级原动力的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从而描绘了国家精英的进化历程。[47]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现代社会为各种权力位置打开通道，界定社会空间结构安排、支配各个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道路的两种资本。从而考察了发达社会中社会支配的逻辑，以及这种支配自我伪装、自我维续的机制。[48]

综上所述，无论是“事件”还是“结构”，看似矛盾的两种研究方法，实际上都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个问题，即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在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获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已经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实际上，人类学家早已发现了“分类”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按照一套像亲族、籍贯、方言、宗教信仰之类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些标准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础。而关系的存在首先取决于个体之间所共有的这些标准。在中国社会中，拉关系过程中最具共同的归属性特征（相当于分类概念）的就是地域（籍贯）、亲族、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和师生关系。[49]

“关系”之重要，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有体会。萧邦奇在研究革命中的沈定一时，即将其置入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在分析20世纪20年代革命过程中，集中于讨论社会关系和网络、场所、过程等问题。[50]把民国政治人物、事件放在“关系”中加以把握[51]，从而使得民国史的书写超越了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角度的阐释。杨立强将近代军阀官僚集团放在宗族性关系网中加以考察，认为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同僚、部属、同学（年谊）和师生关系，是军阀集团维系自己控制的各种军政机构内部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保证各级组织机构按照各自集团首领意志运转的润滑剂。[52]齐锡生则对构成军阀派系之间的私人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军阀派系内部，家族主义广泛流行，家庭关系成为直接进入上层政界最经常的手段。[53]陈红民以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研究对象，向学界展示了风云聚会之际中国政治舞台上诡秘的派系纷争和人际关系。[54]而随着斯坦福大学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这些记载了20世纪上半叶最有权势人物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的资料为学界广泛运用，吕芳上、汪朝光、刘维开、黄道炫、金以林、杨维真、黄克武等学者通过解读“日记”，分别从地缘关系、亲族关怀等方面阐述了蒋介石的人际网络。[55]

除上述为数不多的论著外，与本书选题旨趣相同的还有解学兰、曹维忠以及笔者的三篇硕士论文。三位作者分别将袁世凯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官僚群体置于“关系”角度加以考察，试图揭示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在官员任用上的作用。[56]客观地说，这三篇论文选题受时间局限，因而只有纵向的论述，而无横向的比较研究，且无论在资料的完善还是在探讨的角度与深度上均具有再深入的必要，本书即是在此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