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的俄苏文学学者概览

北京是我国的学术中心之一，俄苏文学研究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一批成就突出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中。[3]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苏文学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俄苏文学学者最集中、成果最突出的研究机构。俄苏文学学者主要分布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室、理论研究室和相关编辑部，最集中的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室。该室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苏东组），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建所后改名为苏联文学研究室。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及其所属的苏联文学研究室划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1年，苏联文学研究室更名为俄罗斯文学研究室。

如果具体划分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俄苏文学学者的研究方向大致有以下几个：

1.俄苏文学现状研究

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研究室成立之初，就将苏联文学现状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从1961年至1966年苏联文学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四种杂志，包括《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外国文学现状》、《外国文学现状》增刊，并出版了理论方面的六本黄皮书。[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俄苏文学现状的关注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一个兴趣所在。

2.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苏文学学者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给予了极大热情。他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作家，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学术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研究

随着“文革”的结束及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当时的苏联文学研究室的成员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将研究方向集中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研究。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最终取得重大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文学研究室推出了一系列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著作。[5]

外国文学研究所自建立以来，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成员主要有：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陈燊、高莽、张羽、薛君智、孙美玲、张捷、李辉凡、吴元迈、钱善行、郭家申、童道明、冀元璋、王守仁、吕绍宗、严永兴、石南征、周启超、刘文飞、董小英、吴晓都、李萌、苏玲、侯玮红、侯丹、文导微、张晓强、王景生、万海松、徐乐等。此外，文学所的楼肇明、钱中文也从事与俄罗斯文学研究相关的工作。上述学者在俄苏文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

戈宝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俄苏文学，他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在某些研究领域的空白，他以《中外文学因缘》为代表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价值。

叶水夫在推动苏联文学译介与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主编，《世界文学》主编等职。[6]20世纪90年代，他主编并参加编写《苏联文学史》（三卷）[7]。该文学史从“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诗歌创作”、“散文和其他小说创作”及重要作家等方面展开论述。这部文学史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苏联文学史，资料翔实而丰富，对于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给予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由于在翻译和研究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苏联莫斯科大学于1987年5月授予叶水夫名誉博士学位。

陈燊著有《同异集——论古典遗产、现代派文学及其他》[8]，主编有《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9]以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0]等。其中《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出版，历时20余年，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在屠格涅夫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成果显著。

高莽在俄苏文学研究、翻译、绘画多个领域均有建树。他将绘画和俄苏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俄苏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展现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独具特色的俄苏文学研究著作。

张羽主要从事苏联文学研究，著有《张羽文集》[11]。文集中包括高尔基研究和其他作家研究两编，对高尔基的研究尤为精深。代表性论文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高尔基简论》《高尔基的造神论观点研究》《小说家高尔基》《困惑·探索·创新——高尔基二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高尔基的死因说及对其再评价》等。

薛君智著有《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12]，并主编了《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13]。《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探讨了苏联回归文学中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并没有将五位作家的悲剧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原因，而是客观指出五位作家创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为我国学术界进行苏联开禁作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是欧美学术界俄苏文学研究成果编译集。薛君智收集整理了英、美、加、澳、法、荷等各国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主要论著，选编20篇研究成果组成各有侧重的四个部分，并在各篇之前加写了背景介绍和初步评价，在当时的俄苏文学研究中特色鲜明。

孙美玲的研究重点是肖洛霍夫。著作有《肖洛霍夫研究》[14]《肖洛霍夫》[15]《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16]。同时，孙美玲还翻译了《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致斯大林》和《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肖洛霍夫》属于“外国文学评介丛书”中的一种，介绍了肖洛霍夫的生平，并对其主要创作《顿河故事》《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进行了解读和分析，探讨了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特色，使我国读者对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是孙美玲关于肖洛霍夫研究的升华和总结，作者结合肖洛霍夫的生平及作品，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及创作道路上的多种探索。

张捷对俄苏文学现象和文学现状保持着密切关注，他的一系列著作，如《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17]《当今俄罗斯文坛扫描》[18]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1992—2001）》[19]等，是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最佳指南。在《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中，张捷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客观而公允地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前的文学做了深刻评价和定位，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苏联文学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不同景象，以及与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这部著作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作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苏联文学实地考察和密切追踪的结果。

吴元迈研究领域较广，涉及俄苏文论研究、经典作家研究、外国文论和学科建设研究等多个领域。《吴元迈文集》[20]和《俄苏文学及文论研究》[21]等多部著作代表了他的学术成就。

钱中文在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同时，对俄苏文学研究给予了高度的热情，主要集中在果戈理研究和巴赫金研究。他的专著《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22]较早地系统探讨了果戈理创作中的讽刺手法及特点。他为《果戈理全集》所作的序言，展示了在果戈理研究方面的开阔视野。在巴赫金研究方面，钱中文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外，主编的《巴赫金全集》[23]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巴赫金全集》“收入了当时能被找到的绝大部分巴赫金著作文章，其中不少内容如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等是第一次作为中译版介绍给国内读者，译文之精收集之全，为世界称道”[24]。

李辉凡著有《文学·人学：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25]《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26]《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概观》[27]等。《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是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俄苏文学思潮流变和文艺理论发展的论著。作者在俄苏文学研究中将文学思潮、文学史的研究和作家研究结合在一起，在俄苏文学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善行的研究集中于当代苏联文学。《当代苏联小说的嬗变：主要倾向、流派及其它》[28]是一部关于苏联小说创作自二战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嬗变轨迹的论著。著者选取了从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到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50多个作家的近百部小说作品，大致遵从时间顺序，对40多年来当代苏联小说创作发展的基本轨迹，包括其中一些主要倾向、流派的变化及假定性、意识流等艺术观念在小说创作中的影响，做了扼要而具体的轮廓性描述。

童道明是著名的俄罗斯戏剧研究学者。他在契诃夫研究方面成果突出，主编《契诃夫名作欣赏》[29]，著有《惜别樱桃园》[30]《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31]。在著作中，他将契诃夫的传记和文学评论结合在一起，附录中收入中外名人论契诃夫，是一部关于契诃夫的优秀学术著作。

冀元璋侧重俄苏文学现状研究，其中《俄罗斯作家访谈录》[32]一文，通过访谈录形式展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和前景，探讨了“如何评价已经解体的前苏联文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现状和前景”、“如何看待回国定居的索尔仁尼琴”等问题，为我国俄苏文学现状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王守仁的研究集中在俄苏诗歌方面，涉及叶赛宁、丘特切夫、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和叶夫图申科等诗人，重点是叶赛宁。在《叶赛宁》[33]一书中，作者将叶赛宁的生平经历和对诗歌的解读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融入对叶赛宁的评价，打造了一部立体化的叶赛宁传记。他在俄苏诗歌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如《进入八十年代的苏联诗歌》《叶夫图申科及其诗歌创作》《苏联诗歌的全球意识》等，并译有《苏联抒情诗选》。

吕绍宗是知名的左琴科研究学者，著有《我是用作实验的狗：左琴科研究》[34]，译著有《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集》[35]等。《我是用作实验的狗：左琴科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左琴科的专著，全书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左琴科的讽刺艺术。一方面将左琴科的讽刺艺术与果戈理、契诃夫的讽刺艺术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联系中国实际将左琴科的讽刺艺术与鲁迅以及马三立的单口相声进行比较，不失为左琴科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探索。

严永兴著有《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36]，本书的范围涵盖了20世纪近百年的俄罗斯文学，划分为白银时代文学、苏联文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三部分。全书既有对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也融合了对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因素的反思，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梳理俄苏文学发展的著作。

石南征主要从事俄罗斯小说及小说理论研究，专著有《明日观花：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问题》[37]。《明日观花：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形式、风格问题》是较早致力于从小说的形式、风格来研究苏联文学的一部专著。全书以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的三种倾向——叙述上的客观化、艺术描绘上的假定性化和艺术综合上的“集约化”为考察对象切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小说，是苏联文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董小英的成果体现在巴赫金研究，著有《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38]。《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的一种，也是我国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角度来分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并揭示出其复杂的本质，结论部分总结评价了对话理论的得失及意义。

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苏文学学者们在俄苏文学研究这块热土上继续耕耘，成果丰硕。他们共同参与完成的刊物和项目包括：《古典文艺理论译丛》（50年代末60年代初，共出9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1—1965，共出22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1960—1962，共出16辑）、《外国文学现状》（1962—1965，共出27期）、《外国文学现状》增刊（1964年6—12月，共出6期）、黄皮书6本（1963）、《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以及翟厚隆和张捷主编的《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下编）、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李辉凡和张捷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等。

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俄苏文学学者是俄苏文学学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介绍已可以突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群体的雄厚研究实力。

二 北京高校中的俄苏文学学者

北京高校中的俄苏文学学者主要分布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其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在俄苏文学研究方面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学者较为集中。

（一）北京大学的俄苏文学学者

北京大学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俄语系。1951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师资力量联合组建了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成员先后有曹靖华、余振（后调至华东师范大学）、魏荒弩、张秋华、张有福、彭克巽、岳凤麟、左少兴、臧仲伦、顾蕴璞、孙静云、徐稚芳、李明滨、李毓榛、魏玲、任光宣、陈松岩、赵桂莲、査晓燕、陈思红、彭甄、刘洪波、王彦秋、陈松岩、刘浩等学者。同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凌建侯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冰也在从事俄苏文学研究。

曹靖华是著名的俄苏文学学者、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俄语语言、文学和翻译方面的人才。在编撰《俄国文学史》[39]时，曹靖华组织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黑龙江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进行编写，出版后受到各使用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并于1992年获得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魏荒弩是涅克拉索夫研究专家，专著有《涅克拉索夫初探》[40]《论涅克拉索夫》[41]，同时译有涅克拉索夫诗歌数种。《涅克拉索夫初探》是国内较早的一部关于涅克拉索夫的研究专著，《论涅克拉索夫》收录了包括《涅克拉索夫初探》在内的论著和以往发表的相关论文，是作者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在涅克拉索夫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彭克巽著有《苏联小说史》[42]《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43]，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44]等。《苏联小说史》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小说艺术流派分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从艺术流派探讨苏联小说史的理论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苏联小说史。

岳凤麟侧重俄罗斯诗歌研究，翻译了俄罗斯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勃留索夫、别德内依等的诗作。参加编写的主要著作有《俄国文学史》《俄苏文学史》《马雅可夫斯基评论集萃》《叶赛宁研究论文集》《世界各国爱国诗选》等。

顾蕴璞的研究集中在莱蒙托夫和俄罗斯诗歌，著有《莱蒙托夫》[45]《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46]等。《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选取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三位诗人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展现俄罗斯诗歌的艺术魅力。编译的著作包括：《莱蒙托夫抒情诗选》《叶赛宁诗选》《莱蒙托夫全集》《普希金精选集》等。其中《莱蒙托夫全集》第2卷（抒情诗Ⅱ）获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这部全集对于推动我国莱蒙托夫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徐稚芳主要从事俄罗斯诗歌研究，专著有《俄罗斯诗歌史》[47]、《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48]，参编有《俄罗斯苏联文学名著选读》《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鉴赏》等。《俄罗斯诗歌史》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阐述了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历史。全书上起古代下至1917年十月革命，包括“俄罗斯诗歌的渊源”、“18世纪的俄罗斯诗歌”、“19世纪初期的俄国的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波列查耶夫”、“涅克拉索夫”等内容。作者在分析和评述诗人及其创作时，结合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把诗人力求还原至具体的时代、环境和文学运动中，揭示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艺术手法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李明滨的研究重点是俄罗斯汉学和中俄文学、文化关系，编选了《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49]，相关著作有《中国文学在俄苏》[50]《俄罗斯汉学史》[51]等。《俄罗斯汉学史》论述俄国汉学形成、发展和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支劲旅的全过程。内容从历史溯源开始，经过比丘林、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三个历史时期，迄于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达连克为代表的当代汉学新时期，是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俄罗斯汉学史。

任光宣在俄国文学与宗教研究中成果显著，主要体现在《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52]和《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53]这两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后一部著作中，作者分别选取《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金字塔》，以及俄罗斯侨民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探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

赵桂莲著有《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54]《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55]等。其中《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置身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背景之中，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形象的本质和意义。这是一部自觉的文化批评著作，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査晓燕在普希金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56]从三个层面——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诗人对启蒙思想的接受过程和普希金的宗教文化观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论文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没有简单停留在对普希金作品研究的层面，开拓了国内普希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普希金为研究对象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57]

（二）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苏文学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的重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多期苏联文学进修班，[58]为俄苏文学研究培养了众多有生力量。1964年，中文系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室，1979年建立了苏联文学研究所。[59]该研究所下设苏联文学研究室和俄国文学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当代苏联文学及理论、俄苏小说史、俄苏文学批评史等。2011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俄人文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有俄苏文学方面的专业期刊《俄罗斯文艺》。《俄罗斯文艺》原名《苏联文学》，创刊于1980年1月，1991年更名为《俄罗斯文艺》。《俄罗斯文艺》是俄国境外唯一一种以译介研究俄罗斯文学艺术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期刊，[60]致力于介绍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文学和社会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报道文坛动态，探讨当今俄罗斯文学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历任主编有刘宁、吴泽霖，现任主编夏忠宪。《俄罗斯文艺》对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增进中俄两个国家相互理解和友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俄苏文学研究传统和历史，出现的俄苏文学学者包括刘宁、谭得伶、蓝英年、章廷桦、李兆林、匡兴、傅希春、徐玉琴、潘桂珍、程正民、吴泽霖、夏忠宪、贾放、张冰、李正荣、张晓东等。

刘宁长期从事俄苏文学、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工作。1999年，他主编并参加编写的《俄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客观地对俄国文学批评界错综复杂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俄国批评史方面非常有深度和分量的学术著作。特点在于“完全从他们所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首先搜集和研究各个批评家的所有著作和有关资料，然后不偏不倚地作出应有的评介。他们尽可能让各个批评家用自己的话来阐述对任何问题的看法，而绝不断章取义，越俎代庖，或者利用转述之便，缩小或歪曲原来的意义”[61]。2007年，刘宁出版了专著《俄苏文学、文艺学与美学：刘宁论集》[62]，总结了他在俄苏文学、文艺学和美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

谭得伶的专著包括《高尔基及其创作》[63]和《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64]等。同时参加了《高尔基文集》（20卷）[65]的选编、翻译工作，该文集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谭得伶在高尔基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为我国高尔基学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蓝英年著有《青山遮不住》[66]和《回眸莫斯科》[67]等。他的俄苏文学研究呈现一个鲜明的风格，即研究内容往往以散文或杂文的形式来展现。学术界有评论认为，蓝英年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随笔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反思苏联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其新颖的材料、独特的眼光重新打量苏联作家、作品，各种文学、文化现象，使苏联文学‘研究’一下子越出专业研究的领域，引起知识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可以称之为“蓝英年现象”，并且认为这种现象也可以考虑纳入俄苏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之中[68]。在他的俄苏文学研究中，一方面，善于将被淹没掉的史料挖掘出来，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为俄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视角。

程正民在俄苏文艺理论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他的著作包括《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69]《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70]《巴赫金文化诗学》[71]等。其中《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著作，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列宁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观点，提出了“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的概念。有评论认为，这部著作“对列宁文艺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可称为建国以来中国学者集中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突破性和总结性的成果”[72]。同时，程正民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普列汉诺夫、列宁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而且“面对当年的极左文艺思潮能坚持审美的立场、开放的原则和创新的精神”，[73]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批评理论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吴泽霖著有《叶赛宁评传》[74]和《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75]等。《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上编“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托尔斯泰思想转向东方的过程。下编“托尔斯泰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比较”比较了托尔斯泰的“上帝”和中国的“天”，托尔斯泰的人和中国的人，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论，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艺观的对话和认同四个主题。该书将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看作一个整体，深入讨论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优秀的比较文学著作。

夏忠宪在巴赫金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其著作《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76]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理论著作，详细论述狂欢化诗学理论的产生及在拉伯雷创作中的体现，在国内巴赫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张冰的著述颇为出色，其著作《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77]系统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并对奥伯利兹的学术探索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置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背景之中，通过比较和阐释，展现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李正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列夫·托尔斯泰，著作有《托尔斯泰传》[78]《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79]等。《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从小说诗学的内在动力、精神倾向和文学的必然选择、体悟与文体的诗学关系、体悟类型的角度，探讨了作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内在基础的体悟，深入地分析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创作特征，在我国托尔斯泰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苏文学学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也是俄苏文学学者较为集中的高校，其俄语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199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后，俄语系于1996年改名为俄语学院。根据2000年12月签订的成立中俄教文卫体委员会的协议，俄罗斯政府决定在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和黑龙江大学设立三个俄语中心，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于2001年5月正式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苏文学学者包括刘宗次、邓蜀平、顾亚玲、白春仁、李英南、张建华、汪剑钊、柳若梅、王立业、黄玫、郭士强、潘月琴、叶丽娜、戴桂菊等。

白春仁著有《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80]，其中收录了作者在俄罗斯文学研究、巴赫金研究、符号学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主编《中俄文化对话（第一辑）》[81]《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82]等。译著有《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牧童与牧女》《日瓦戈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等。

张建华的研究集中在俄苏当代小说，较为有特色的是关于后苏联时代小说和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其中关于多甫拉多夫的研究具有前沿性。由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译介较少，所以目前学术界对当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张建华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先锋作用。2016年出版的《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83]，对于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合成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既有对思潮、流派、艺术风格的理论分析，又有对重点作家作品的解读，为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提供借鉴。

汪剑钊既是俄苏文学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曾在《山花》《诗林》《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多首诗歌作品。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语诗歌和中俄文学比较。专著有《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84]《阿赫玛托娃传》[85]等。此外，汪剑钊还凭借诗人的独特审美趣味，翻译过《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波普拉夫斯基诗选》《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等多部诗歌作品。

（四）北京其他高校的俄苏文学学者

除了上述几所高校外，北京还有许多高校拥有较强的俄苏文学研究力量。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金陵、梁坤、陈方、张鹤，首都师范大学的邱运华、林精华、王宗琥、季星星、于明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徐祖武、祖淑珍、张变革、许传华，对外经贸大学的刘贵友，北京电影学院的贺红英等学者，在俄苏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均有不少成绩。

梁坤著有《二十世纪俄语作家史论》[86]《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87]等。其中《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探讨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索菲亚主题、恶魔主题及生态主题等，力图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展现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

邱运华的著作包括《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88]《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89]等。在《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中，作者提出了“诗性启示”的命题，并将其主要内涵概括为超越现实的永恒道德、普世情感和终极价值观念，认为现实物质世界的超越倾向是托尔斯泰小说的文化基础。这部著作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探讨了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启示特色，视角新颖，进一步丰富了托尔斯泰研究的内容。

林精华的研究重点在俄罗斯文化方面，著作有《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90]《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91]等。其中《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探讨了俄罗斯文化转型中，重建文化理念、重构文学理论、重写文学史中遇到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和矛盾，增进了对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思潮的定位和理解。

王宗琥著有《叛逆的激情：20世纪前30年俄罗斯小说中的表现主义倾向》[92]，作者对20世纪前30年俄罗斯文学中的表现主义文学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揭示了表现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起源、艺术特点和影响。

张变革的研究重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有《精神重生的话语体系》[93]，其中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主题探究、结构分析、文本分析的角度入手，揭示作家创作中精神重生的内涵。主编《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94]和《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95]，前者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现状，后者展现了国际学术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方向。他的一系列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论文，观点新颖、视角敏锐，丰富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内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