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东方学到区域研究：中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路径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话语权不断丧失，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介入，中国被迫开始调整自身看待世界的视角。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自身就有一套世界体系，是联通海洋与内陆的“枢纽”。但是，现在我们谈论中国史，往往忽视其内含的世界体系，同时西方变成了一个绝对“他者”的形象，东方与西方之二元对立，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周边以及世界的认识。而中亚、南亚等地区与中国的联系则被遮蔽，变成了近乎不存在的区域。在古代，我们是站在西北望中亚，但是近代以来，我们的视角逐渐从内陆转移到海洋，曾经熟悉的土地反而变得陌生。中亚这一概念是一个富含文明等级性的僵化、封闭的概念，在当今的历史学、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往往处于“失语者”的地位，如今我们想要重新阐释中亚地区，必须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科学体系来进行区域史研究。笔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一）学术界应当重视对中亚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

传统东方学对于“中亚”的定义主要是从地理概念与文化概念进行考虑。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界定中，“中亚”所指代的范围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概而论之，有“广义中亚”与“狭义中亚”之分。[43]如今，我们需要通过知识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发现东、西方对于中亚的认知观念与知识生产的过程及其联系，分析其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体系，对东方学及其背后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在中亚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国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如日本学者羽田正在《“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一书中继承了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分析模式，揭示了“伊斯兰世界”概念建构的过程，指出欧洲所构建的具有负面属性且依然保持前现代各种价值的“伊斯兰世界”。[44]比利时学者马蒂亚斯·默腾斯（Matthias Mertens）追溯了“丝绸之路”一词的生产过程，粉碎了“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传说，纠正了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看法，指出了“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或许与西方学者早期的“世界主义”情结有关。[45]

相较于国外而言，国内学术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曾经撰文分析了沙俄对于鞑靼利亚、亚洲俄罗斯以及中亚概念的建构过程，揭示了“中亚”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俄式东方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见本书第三章）。袁剑的《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一书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中亚认知的构建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的中亚认知流变进行整体性的分析与概括。[46]而在考古学领域，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中亚考古工作与研究，提出了“贵霜并非月氏人所建立”的观点，有力挑战了东方学建构的中亚知识体系。[47]王建新在中亚考古的成果还质疑了西方学者有关吐火罗人与吐火罗语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中亚知识体系中暗含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构建了中国域外研究的话语体系。

通过上文列举的成果，不难看出，学术界对于传统中亚研究的反思与超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我们在突破西方中亚知识体系建构模式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有关中亚的认知体系，而这一点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施展在《历史哲学视域下的西域—中亚》一文中，运用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内陆边疆”研究理论，在历史哲学层面构建起一套对于中亚的解释体系，解释了中亚内部游牧社会与绿洲社会相互依存的历史循环性规律，揭示了中亚地区作为“自由通道”的特性。[48]

第二，文献学的溯源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知识的生产过程总是伴随浩如烟海的文献积累，想要弄清楚西方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就必须追溯其相应的知识系谱，并在其中找到关键性的文献，工程量十分浩大。随着Google Ngram等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文献材料的检索与获取将变得越来越便利，文献学溯源工作的难度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历史学研究需要具备全球史视野

在当今全球史范式兴起的学术背景下，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东方学”）也在悄然转型。全球史范式中的“世界体系”视角被不断运用到东方学研究之中。中亚作为一个东方学建构的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特殊性，而全球史范式的介入，使东方学家们可以用丝路学、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式来打破中亚与其周边区域间的壁垒，使中亚自身的世界性得以被释放出来。近四十年，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进行“将中亚的东方学研究与全球史范式相结合”的尝试。魏义天（E.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史》通过对粟特商人以及粟特商业网络的研究，揭示了粟特商业网络发展所必备的几个要素（区域差异、聚落、商人集团、游牧帝国），展现了欧亚大陆的多元互动体系。[49]粟特商业网络作为一种区域世界体系，并非欧亚大陆唯一的互动模式，而它自身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的区域世界体系相互勾连，塑造了欧亚大陆的多元复合型空间结构。不同区域世界体系的连接、碰撞有利于各区域的互动与交流，这充分体现了欧亚大陆的空间连续性与历史连续性。《粟特商人史》是一部东方学著作，但魏义天凭借自己扎实的东方学基础和全球史视野，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期粟特商业网络的全貌。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其著作《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中指出，隋唐长安城的建设与东亚都城时代的产生，是多元历史空间互构的结果。公元3～5世纪游牧民族的入侵，使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普遍衰落，多元文化的互动，塑造了隋唐王朝普遍主义的文化体系，这最终体现在它们的都城营造结构中。以此为契机，东亚都城时代诞生。[50]妹尾达彦成功将中亚地区纳入以中原长安为中心的“都城体系”之中，体现了古代东亚地区与中亚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陆历史共同体模式。相较国外学者而言，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叶宏《唐朝域外朝贡制度研究》一书就将“环中国地区”纳入唐朝的朝贡体系之中进行历史叙述，体现了其全球史视野。[51]但是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全球史视野的运用尚在摸索阶段，相当多的情况下，全球史视野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被提及，而没有真正融入传统东方学的叙事体系之中。李鸿宾教授指出，丝绸之路历史理解和阐释模式“无非就是以通道的方式联结两端或中间的若干点域，但本质上仍旧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52]换言之，现阶段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基础依然是民族国家叙事的框架。此外，很少有著作能够解释清楚欧亚大陆各“区域世界体系”之间的关联，最终呈现的中亚史图景仍是若干相互独立的区域网络，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无法反映欧亚大陆历史上的多元复合型历史空间结构。

（三）中亚史领域需要开展整体性区域研究

在中亚史的区域研究方面，必然要吸收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与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思想。整体性区域研究，就是要重视中亚地区内部各区域间的联系，重视游牧、农耕、绿洲、山地、雪域之间的互动体系。拉铁摩尔、松田寿男有关中亚绿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内学界所借鉴。

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中指出，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西域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区域进行文明史论述。[53]这展示了中亚地区内部的多元空间性及其与周边区域的联系性。中亚区域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全球知名学者编写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这套书从区域史研究、文明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反思了文明等级论与欧洲中心主义，力图勾勒出中亚文明的全貌。此外，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在其著作《丝绸之路新史》中强调对于绿洲商人等最普通人群的日常生活的叙述，通过对这些“琐屑小事”的研究，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变得充满生机。[54]韩森的著作对于国内中亚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中亚历史的主角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绿洲民、山民、游牧民、农耕民、渔猎民等，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尤其要注意这些人群的流动以及他们相互联系的日常生活。我们在研究中亚地区时，也要关注当地人群的多元互动，既要注意“王侯将相”的事迹，也不能忽视“普罗大众”的生活。区域的主体是人，切忌“只看土地，不见居民”。此外，韩森也熟练地运用了大量的东方学成果，运用全新的视角对旧有材料进行解读，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力。

近十年国内学界也开始注重中亚地区的整体性区域研究。罗新从中央欧亚内部的文化传统出发，指出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内部都有一定程度的内亚性，揭示了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55]黄达远、李如东主编的《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一书则强调了从东向（中国）与西向（俄罗斯）两个层面来理解中亚知识建构的过程。[56]李如东的《试论区域关系史视域下的“西域”》一文在部分反思“西方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论述的基础上展现“西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面相。[57]袁剑指出，国内学界需要整合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资源，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58]

欧美学界的区域研究继承了其东方学的传统，而中国并无东方学成果的积累，因而在区域研究上有着先天的劣势，其研究基础尚显不足。这需要我们对欧美学界的知识、话语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做好学术史整理的工作。如今我们要对中亚地区重新进行阐释，必须要超越西方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同时不能盲目回到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参见本书第三章），只有在充分地批判吸收欧美东方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中亚地区的区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