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论希腊化时期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兴衰

徐松岩 李杰[1]

从公元前4世纪末叶到前2世纪中叶，在东地中海历史上，罗德岛战略地位甚为重要，由于地处希腊化三大王国之间，一直是三国垂涎的海上要地，加上海盗活动日益猖獗，罗德岛的生存和发展时常面临严重威胁。现代研究者往往笼统地强调罗德岛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斗争，但对于斗争的过程以及对罗德岛国力兴衰的具体影响则有待于深入探析。在与马其顿、塞琉古和海盗集团等势力的互动与博弈中，这些外部因素一方面刺激罗德岛，使其海权意识增强，从而推动其海上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其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出发点。笔者拟主要以古典史料为依据，着重从罗德岛与外部势力互动、博弈的视角，探究其海上势力的兴衰及其原因。

一 罗德岛海上势力发展概况

据考证，希腊黑暗时代晚期，多利亚人移居罗德岛（指岛屿），先后建立三个城邦：林多斯（Lindus）、雅丽索斯（Ialysus）和卡米洛斯（Camirus）。古风时代，这三个城邦由僭主统治，公元前490年臣服于波斯。公元前478年，它们加入提洛同盟，遂成为雅典的属国，公元前412/411年，与开俄斯等邦一起，反抗雅典的统治，投向斯巴达。公元前408/407年，可能出于安全和商业上的考虑，三个城邦宣布联合，史称罗德岛国[2]。公元前4世纪初期，罗德岛建立民主制，把城邦居民编入德莫（村社）。马其顿王国兴起并征服希腊后，罗德岛一度受制于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逝世后，“继业者之战”遂起，罗德岛趁机独立。之后，“继业者”们纷纷兴建新城，建立各自的政治中心。许多东方城市的新建或重建，使东地中海的贸易趋于繁荣，[3]罗德岛趁势发展。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其海上势力的发展达到极盛，成为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海运中心和海上强国，同时亦成为影响希腊化诸王国之间、罗马和希腊化诸国之间博弈的重要因素。罗德岛的海上势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均有所发展。

其一，就政治层面而言，罗德岛实行中立政策，凭借雄厚实力和良好声誉，多次出任“仲裁者”角色，[4]不仅是诸希腊化王国拉拢的对象，[5]还是希腊化三大强国矛盾冲突的“缓冲阀”、海上城邦独立自由的“捍卫者”。从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多次调解各国冲突，如在拜占庭冲突期间，罗德岛在托勒密和塞琉古之间斡旋，成功地劝服托勒密释放安德罗玛科斯（Andromachos，塞琉古王子）[6]；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安条克三世进逼埃及，罗德岛应埃及请求，积极参与调停、仲裁；[7]公元前220年到前217年，希腊爆发同盟战争（Social War），罗德岛担心马其顿王国趁势做大，便极力调停，促成和谈；[8]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德岛与托勒密、雅典等国一道再次参与调停，取得一些成果。[9]罗德岛调停地区争端、维护区域和平，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海运贸易的畅通，提升其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若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罗德岛亦不惜动用战争手段予以维护；公元前220年，拜占庭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征税，此举损害了包括罗德岛在内相关邦国的利益，一些城邦纷纷求助于罗德岛。罗德岛遂以海上诸邦领袖的身份，派遣使者前往拜占庭交涉，遭到拒绝后，领导海上诸邦向拜占庭宣战，同时使出外交手段从中斡旋，[10]拜占庭被迫接受和谈，放弃之前的要求[11]。罗德岛对此次冲突强硬且灵活的处置，不仅维护了自身及其他城邦的海事利益，也借此巩固了其海上强国的地位，提升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其二，就经济层面而言，罗德岛依凭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罗德岛拥有数个天然良港，组建了一个大型奴隶市场。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记载，商人们时常往返于罗德岛和埃及之间，罗德岛为此获利丰厚，埃及已然成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2]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随着埃及海上势力的衰落，罗德岛继而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海运中心，尤其在马其顿衰败之后，其海运中心地位更为稳固，加上有罗马庇护，罗德岛贸易航线四通八达，其商人的踪迹东到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和潘菲利亚，西到西班牙、非洲和高卢，东北至克里米亚的希腊城市，北及喀尔巴阡山区。[13]除了保卫本国海运贸易的安全外，罗德岛海军也为他国海运护航，从中获取酬金。公元前178年，罗德岛应帕尔修斯的请求，派遣一支舰队护送其新娘（塞琉古四世的女儿）前往马其顿，获得不菲的酬金。[14]此外，罗德岛颁布《罗德岛法》作为海运航行的准则，此法令得到东地中海所有商人的遵守，[15]为后来罗马的海商法和拜占庭帝国的《罗德海商法》（Rhodian Sea Law）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罗德岛打击海盗雷厉风行，从而赢得了“商人之友”的美称。[16]

其三，就军事层面而言，罗德岛融合希腊三列桨战舰和海盗的二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船的优点，造出三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舰；此种战舰机动性较强，成为罗德岛海军的主力战舰。从古代史家的记载中，尚难以确定罗德岛战舰的总数，但亦可一窥其非凡的海军实力。据波利比阿（Polybius）记载，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夕的一次海战中，罗德岛以损失3艘战舰的微小代价，击沉马其顿大小舰船50艘，俘获7艘舰船及其船员，重创马其顿海军。无怪乎波利比阿称罗德岛为“海洋事务的主宰”。[17]据斯特拉波（Strabo）记载，罗德岛大力建造兵工厂，制造各式武器设备，尤其对造船厂的管理甚为严密；他认为罗德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控制着海洋。[18]实际上，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至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爱琴海地区的制海权，其强大海军既是打击海盗和维护海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制服他国和海上扩张的坚实后盾。

二 与列强博弈中不断壮大海上势力

从公元前4世纪末叶到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逐渐从一个弹丸岛国崛起而成为爱琴海地区的海上霸主，掌握爱琴海制海权达半个多世纪。罗德岛的海上势力实际上是在与外部诸强的互动、博弈中发展起来的。

其一，德米特留围攻战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发展影响深远。公元前306年，马其顿王子德米特留奉其父安提柯之命，派遣使者前往罗德岛，要求罗德岛与其缔结盟约，提供战舰，共同对抗托勒密；在遭到罗德岛断然拒绝后，德米特留便决定对其用兵。公元前305年，他率领庞大舰队（包括200余艘战舰和170多艘运输船）围攻罗德岛，岛上军民同仇敌忾；在托勒密、卡山德等外部势力的援助下，[19]德米特留围攻一年未果，损失惨重，只能撤离，罗德岛这一蕞尔小国抵挡住了强大的安提柯势力。

这场战役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崛起意义重大。第一，战争的胜利既向外界表明罗德岛保持中立政策的可行性，[20]也体现了其维护国家独立的能力和决心，增强了其当政者与军民对于中立政策的自信心。第二，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罗德岛的独立地位，提升了其国家声誉。在某种意义上，德米特留围攻战是罗德岛历史发展的转折点，[21]标志着罗德岛开始从默默无闻的岛国转变为爱琴海上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战争的经验教训对罗德岛之后发展海军的政策意义深远。在战争中，罗德岛海军实力有限，但作战勇敢、策略得当，起了关键作用。[22]有学者指出：“德米特留的失败主要在于无法封锁罗德岛的港口，切断其与外部的联系……”[23]事实上，罗德岛此后建设强大海军、发展海运贸易的国策，与此战的经验、教训不无关系。第四，此战争激发了罗德岛军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实现空前团结。[24]第五，在某种程度上，此战推动了东地中海地区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为罗德岛发展海上势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德米特留本欲攻占罗德岛，扩大海军实力，借以对抗托勒密，但围攻战的失败重挫了安提柯的锐气，打乱了德米特留的战略构想。战后，双方虽签订盟约，但前提是不联手对付托勒密，[25]由此推动了马其顿、托勒密和塞琉古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

其二，海盗行为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发展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与海盗的博弈促进了罗德岛海洋意识的增强，推动了其国家机器的完善和海上势力的发展。在反海盗过程中，罗德岛加强了对海洋的管控，包括颁布有关航运准则的《罗德岛法》以及建立军港、训练海军、完善战舰装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击海盗行为，罗德岛综合海盗的二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船和希腊三列桨战舰的优点，造出三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舰，此种战舰轻巧快捷，成为罗德岛海军的主力战舰，亦是其掌控爱琴海制海权的重要利器。另一方面，罗德岛以打击海盗为“政治宣传”口号，为发展海上势力提供了道义上的依据。在对外战争中，罗德岛往往树起反海盗大旗，污化对手，聚拢势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为其对克里特岛上几个城邦的战争。公元前3世纪末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鼓励克里特部分地区实施劫掠，爱琴海诸岛国受到威胁，罗德岛遂以此为理由，聚集同盟的力量，予以打击，结果克里特海盗纷纷投降，希拉皮特那（Hierapytna）等城邦也被迫与罗德岛签订不平等的互助条约，罗德岛至此控制了爱琴海地区的海盗行为，并将其势力扩展至克里特岛一带。

其三，在与希腊化诸国和各城邦的互动博弈中，罗德岛秉持中立政策，但又总会予以灵活变通、适时调整，为罗德岛海上势力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一方面，罗德岛奉行中立政策，竭力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由于其地处希腊化三大王国之间，与任何一国结盟都意味着要得罪另一国甚至另外两国，如若处置不当，便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因而罗德岛以“仲裁者”身份自居，逐渐成为爱琴海诸岛国的“海上领袖”。另一方面，在其核心利益受到大国威胁时，它又适时调整战略，借助他国势力予以抗衡。它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安条克战争时期的政策调整可以为证。公元前3世纪末叶，马其顿先鼓动克里特部分城邦实施海盗劫掠，后又与塞琉古密谋，意欲东西并进，瓜分埃及领土，致使罗德岛的国家安全受到重大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罗德岛明知引入罗马势必会使东地中海局势愈加复杂，但还是采取务实政策，向罗马求援，这正印证了贝特霍尔德（Richard M. Berthold）的看法：“维持均势并非罗德岛的目的，而仅仅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便是维护和促进商业贸易、国际影响以及独立与安全。”[26]之后，在罗马干预下，克里特的海盗纷纷投降，罗德岛基本上清除了爱琴海地区的海盗。随后，罗德岛与罗马、帕加马联合对抗马其顿。马其顿大败后，罗德岛不仅获得尼西罗斯（Nisyrus）、佩里亚（Peraea）等土地，而且建立了以自己为盟主的“海上联盟”（Nesiotic League），将爱琴海岛国大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27]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罗德岛将在地中海发挥更大的仲裁者作用。[28]公元前2世纪初，安条克三世意欲西进，复兴塞琉古王国，罗德岛再遭威胁，它随即调整战略，凭借罗马之力予以抗衡，塞琉古惨败，安条克三世被迫接受《阿帕米亚和约》（“Treaty of Apamea”），凭借战争中的突出表现，罗德岛获得吕西亚和卡里亚南部地区，其势力达到极盛。

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到前2纪中叶，罗德岛成为爱琴海海上势力中心。政治上，罗德岛既是爱琴海诸岛国的领袖、东地中海的海上霸主，对于诸希腊化王国之间、罗马和希腊化势力之间的博弈也时常产生重要影响；经济上，罗德岛海运贸易四通八达，继埃及之后，成为东地中海甚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海运中心；军事上，罗德岛注重海军建设，掌握了爱琴海地区的制海权。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德岛海上势力日渐衰微，沦为罗马东扩的工具。

三 罗马的敌视与罗德岛的式微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夕，腓力五世之子帕尔修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不断扩充实力，此事引起罗马担忧；在帕加马的吁请下，罗马进入希腊，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结果帕尔修斯战败，马其顿被肢解。战后，罗马对罗德岛在战争中犹豫观望的态度甚为不满，对其实施严厉的惩罚：剥夺所属地卡里亚、吕西亚的土地；免费开放提洛岛；向罗德岛课以重税。

罗马的敌视态度、惩罚措施致使罗德岛国力日益衰落。就政治层面而言，有如下影响。其一，罗马剥夺卡里亚、吕西亚等地的举措，无疑使罗德岛在小亚细亚大陆上的政治影响力遭到毁灭性打击。[29]其二，与罗马交恶致使罗德岛国内外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正当罗德岛派遣使者前往意大利谋求罗马谅解之际，考努斯（Caunus）的附属城市发生叛乱，与此同时，米拉萨（Mylasa）和阿拉班达（Alabanda）攻击罗德岛的北部领土，占据了欧洛姆斯（Euromus）的众多城市。[30]罗德岛虽平定了这些动乱，但无疑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三，在某种意义上，罗德岛逐步沦为罗马的附属国。罗马的敌视态度致使罗德岛深感不安，多次遣使向罗马示好，请求加盟，[31]罗马最后虽同意其加盟，但所谓“加盟”意味着其独立地位基本丧失[32]。就经济层面而论，卡里亚、吕西亚等地的暴乱本已使罗德岛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罗马的经济制裁更使其雪上加霜。公元前167年，罗马免费开放提洛岛港口，大批商船从罗德岛转停提洛岛，罗德岛的港口税收骤减，从之前的100万德拉克马锐减到15万德拉克马，同时罗马向罗德岛课以重税。这些举措终致罗德岛财政拮据，难以维持庞大海军，更无法镇压海盗。[33]罗德岛的海上势力从此逐渐衰败。公元前155年到前153年，罗德岛在第二次克里特战争中遭到惨败。[34]之后，罗德岛逐渐沦为罗马进一步东扩的工具，在罗马打击米特拉达梯、剿灭海盗的过程中效力。公元43年，罗德岛正式被罗马吞并。

至于罗马为何严惩罗德岛，国外学者有多种解析。[35]事实上，罗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双方利益冲突所致。

第一，二者嫌隙由来已久。吕西亚叛乱和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之事，导致双方产生隔阂。吕西亚地区原为安提柯三世控制，公元前189年，随着安提柯战败，罗马将其赠予罗德岛，吕西亚对此大为不满，遣使向罗马申诉，罗马为了安抚双方，并未在此问题上强硬表态，只声称吕西亚应“作为礼物”赠予罗德岛，但双方都对此说法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阐释：吕西亚人声称获得了自由，罗德岛人则宣称吕西亚归属于自己。[36]由此，吕西亚发生叛乱，而罗马并未给罗德岛以支持。公元前178年，罗德岛历时十年，耗资巨大，终于镇压了叛乱，但就在这一年，罗德岛应帕尔修斯的请求，派遣一支舰队护送其新娘前往马其顿，[37]此举可能引发了罗马的疑虑和不满。[38]此时，恰逢吕西亚再度遣使向罗马元老院申诉，声称本国遭到罗德岛的残酷虐待，罗马便借机宣称：吕西亚不应被作为臣民遭受虐待，而应该将其视为朋友和同盟者。[39]罗马的声明无疑是引发冲突的诱因；不久，吕西亚再度叛乱，并得到帕加马国王欧麦尼斯（Eumenes）的积极支持，罗德岛无视罗马声明，出兵镇压。罗马开始怀疑罗德岛的企图和“忠心”，罗德岛则对罗马在吕西亚问题上反复无常的表态甚为不满，“反罗马”情绪渐生。[40]

第二，双方因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前，罗马和罗德岛在抵制马其顿与塞琉古崛起、维持地中海均势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战后，尤其是《阿帕米亚和约》之后，地中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其一，马其顿和塞琉古相继遭到削弱，埃及则由于内乱一蹶不振，而作为罗马战时盟友的罗德岛则获利甚多，不但获得大片海外领土，还巩固了在爱琴海地区的海上霸主地位，对外政策的独立意愿也变得更加强烈。其二，对罗马而言，战争的胜利激发了其进一步征服、扩张的欲望，对外政策变得更加蛮横[41]，对希腊事务大肆介入[42]，双方政治利益间接上发生冲突。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双方的政策主张明显不同，罗马多次失利，几易主将，仍力图彻底打垮马其顿，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而罗德岛国内则出现分歧，[43]加上吕西亚问题的影响，“反罗马”呼声渐起，部分官员试图抵制罗马东扩，维持地中海均势。笔者认为，罗马之所以削弱罗德岛，主要是因为罗德岛的均势政策已“变相阻碍”其东扩。此外，对罗德岛势力增长的担忧亦是罗马对其惩罚的重要动机。[44]

第三，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对罗德岛而言，四通八达的海运贸易一直是其海上势力赖以发展的基础，为了营造海运的安定环境，罗德岛一直以来极力维持地区和平，坚定奉行打击海盗的政策。但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扩张造成地中海局势十分混乱：其一，战争造成大量流民无家可归，流落海上；其二，罗马打垮了东地中海地区原有的政治势力之后，并未承担起维护海域安全航行的责任，反而有意裁减海军、废弃军港。[45]这些因素促使海盗活动东山再起，从而对罗德岛的海运贸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罗马而言，罗德岛对东地中海海运贸易的垄断可能引发了罗马商人集团的嫉妒和不满，[46]元老院受到商人阶层的压力，才对罗德岛施以严厉制裁。

罗马对罗德岛的削弱和压制并非偶然，而是双方矛盾长期集聚的结果。罗德岛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态度，为罗马采取削弱行动提供了借口。二者关系的恶化，实质上反映了地中海霸主罗马与区域性海上霸主罗德岛的利益冲突，表明罗马对罗德岛的对外政策的不满和罗德岛对罗马扩张的忧虑。

罗德岛地处希腊化三大强国之间，时常遭受海盗袭扰，但不可忽视的是，罗德岛的海上势力恰恰是在与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海盗势力等外部势力的互动、博弈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外部环境尤其外部敌对因素刺激了罗德岛海洋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其国家机器的发展与完善，推动了其海上势力的崛起。

但罗德岛自身国土面积狭小、国力有限，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与任何大国相抗衡，只能审时度势，借助外力谨慎周旋。在埃及、马其顿、塞琉古等势力纷纷衰败之后，罗德岛继而成为罗马东扩中的又一个障碍，最终难逃被征服的命运。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ritime Force of Rhodes during the Hellenistic Period

Xu Songyan，Li Jie

Abstract：Rhodes is the fourth largest island in the Aegean sea.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it is a maritime hub linking up Asia minor，the Greek mainland and Egypt. From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Rhodes，being among the three great hellenistic kingdoms，has been a strategic area coveted by several great powers. Increasingly active piracy has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hodes. But the maritime force of Rhodes has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foreign powers such as hellenistic kingdoms and the pirates. By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Rhodes，following the kingdoms of Macedonia and Seleucid，was another obstacle to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Rome. Owing to Rome’s sanctions，Rhodian maritime force fell gradually.

Keywords：Hellenistic Period；Rhodes；Maritime Force；the Siege of Demetrius；Piracy

（执行编辑：徐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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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松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教授；李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本文是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罗马与海盗：共和时期罗马海上势力的发展”（CYS18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2] 英文文献中的“Rhodes”一词有地域观念的“罗德岛”和国家观念的“罗德岛国”两种含义。本文所说“罗德岛”，如未另加说明，皆指罗德岛国。

[3] Michael I. 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41，no.2（Jan.，1936），p.236.

[4] 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否成为仲裁者，依据的主要条件便是其声誉，仲裁者的声誉越高，其仲裁结果越有说服力，罗德岛因其良好声誉，成为希腊城邦中最负盛名的仲裁者。参见Sheila L. Ager，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2。

[5]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81；以下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哈佛大学“洛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翻译。公元前227/226年，罗德岛发生地震灾害，希腊化王国和许多城邦纷纷援助，参见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3，5.88-90.4；Klaus Bringmann认为，希腊化王国和希腊城邦之所以援助罗德岛，主要在于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参见Klaus Bringmann，“The King as Benefactor：Some Remarks on Ideal Kingship in the Age of Hellenism，” in Anthony Bulloch et al eds.，Images and Ideologies：Self-Definition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3，p.15。

[6]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2，4.51.1-6；托勒密，即托勒密埃及王国。

[7]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3，5.63.

[8]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3，5.100.9-11.

[9] Livy，Roman History，trans. F. G. Moore，1943，27.30.3-5.

[10]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Itii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95～96.

[11]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 R. Paton，1922，4.51.5-52.9.

[12]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81.4.

[13] Michael I. 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242；Lionel Casson，“The Grain Trade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172；随着埃及在爱琴海海权的衰落，罗德岛继而兴起，成为爱琴海地区的海运中心。罗德岛的陶罐遍布希腊海岸，这充分表明罗德岛海运贸易曾经的兴盛局面。参见Vit Bubenik，Hellenistic and Roman Greece as a Sociolinguistic Area，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mpany，1989，p.52；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发现的双耳陶罐中，来自罗德岛的陶罐就占据5/6；此外，在雅典等地也发现许多来自罗德岛的双耳陶罐。参见François Chamoux，Hellenistic Civilization，trans. Michel Roussel，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311-312.

[14]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6，25.4.8～10；Appian，Roman History，trans.，Horace White，1912，Macedonian affairs，11.2.

[15] Michael I. 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242.

[16]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81.3-4；Pilip de Souza，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9.

[17]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 R. Paton，1922，4.47.1.

[18] Strabo，The Geography of Strabo，trans. H.L.Jones，1929，14.2.5.

[19]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1954，20.88.7-9，20.96.1-3.

[20]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79.

[21]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80.

[22]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93.2-5，20.97.3-6；Plutarch，Lives，Demetrius，trans. Bernadotte Perrin，1920，22.1.

[23]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78.

[24]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98.4-9，20.84.2-5；决战之前，不愿参与守城的外族人遭到驱逐，阵亡将士的孩子得到安置，愿意参与守城的奴隶得到释放，其他罗德岛人或负责后勤保障，或操作战舰，或为轻装步兵。斯特拉波认为，罗德岛政府很关心平民，所以得到人们拥护，战时不缺乏人力，参见Strabo，The Geography of Strabo，trans. H.L.Jones，1929，14.2.5。

[25]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Russel M. Geer，20.99.1-3；Plutarch，Lives，Demetrius，trans. Bernadotte Perrin，1920，22.4.

[26] Richard M. Berthold，“The Rhodian Appeal to Rome in 201 B.C.，” The Classical Journal，vol. 71，No. 2（Dec.，1975-Jan.，1976），pp.106-107.

[27]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42.

[28] Sheila L. Ager，“Rhodes：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utral Diplomat，”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 40，H. 1（1991），p.23.

[29]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p.202-203.

[30] Strabo，The Geography of Strabo，trans. H.L.Jones，1929，14.2.3；Livy，Roman History，trans. Alfred C. Schlesinger，1951，45.25.11-13；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7，30.5.11-15.

[31]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7，30.5.1-4，30.19.14-16，30.21.1-2；Livy，Roman History，trans. Alfred C. Schlesinger，1951，45.25.4-7；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F. R. Walton，1957，31.5.1-2b.

[32] 参见FranÇois Chamoux，Hellenistic Civilization，trans. Michel Roussel，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118-119。

[33]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 R. Paton，2012，30.31.7-13；M.Grant and R.Kitzinger，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Greece and Rom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8，p.841.

[34]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 F. R. Walton，1957，31.43-45；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 R. Paton，2012，33.17.

[35] Helmut Koester认为，罗马惩罚罗德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动因。他认为，罗马元老院受到商业游说集团的强大压力，所以向罗德岛施压，要求对方放弃对小亚细亚大陆土地的所有权，并严格限制贸易活动，以便符合罗马人占主导地位的提洛岛的利益。参见Helmut Koester，History，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New York and 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5，p.19；Sheila L. Ager认为，罗马惩罚罗德岛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他认为，马其顿和塞琉古衰败之后，罗德岛对于罗马而言，已不再具有之前的价值。参见Sheila L. Ager，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pp.336-337。

[36]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6，22.5.1-8.

[37]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1926，25.4.8-10；Appian，Roman History，trans.，Horace White，1912，Macedonian affairs，11.2.

[38] Richard M. Berthold认为，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一事引起了罗马的不满，罗马由此借吕西亚问题来警告罗德岛。参见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76；Peter Derow认为，菲利普五世之后，帕尔修斯继位为马其顿国王，他与许多邦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在爱琴海地区的影响力大增，成为爱琴海地区一支重要的势力，罗马对此甚为忧虑，而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一事更是直接触碰了罗马的敏感神经。参见Peter Derow，“The Arrival of Rome：From the Illyrian Wars to the Fall of Macedon，” in Andrew Erskine，eds.，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67。

[39]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 R. Paton，1926，25.4.1-7；Livy，Roman History，trans. Evan T. Sage and A. C. Schlesinger，1938，41.6.8-12；Appian，“Roman History，” trans. Horace White，The Mithridatic Wars，1912，9.62. 很显然，罗马依据与罗德岛关系的亲疏变化，做出完全相异的表态，使自己成为罗德岛和吕西亚之间纠纷的仲裁者，而吕西亚实际上已成为罗马手中的一枚棋子。起初，罗马以牺牲吕西亚拉拢罗德岛，随后，在与罗德岛关系恶化时，又鼓动吕西亚“反叛”，借此惩罚、牵制罗德岛。参见Sheila L. Ager，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pp.277-278。

[40] 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178.

[41] 罗马在吕西亚问题上，完全以罗德岛和吕西亚之间纠纷的仲裁者自居，把吕西亚作为牵制罗德岛的工具。参见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p.174-176。

[42]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埃及、罗德岛等国引入罗马以抑制马其顿和塞琉古的扩张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因此成了希腊城邦的“保护者”。从此，罗马大规模介入希腊事务，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势力。参见Arthur M.Eckstein，Mediterranean Anarchy，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306。

[43] 对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态度，罗德岛内部出现两种声音：其一，派兵支持罗马，对抗马其顿；其二，采取观望态度，试图从中调停。Erich S. Gruen认为，罗德岛内部只是对两种外交策略的选择存在不同看法，而非在选择依附者方面有所冲突，两派本质上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维护罗德岛的独立和稳定，而最后罗德岛执行的政策也恰好是两派折中的结果，即：有限支持罗马，试图从中调解。参见Erich S. Gruen，“Rome and Rhod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 25，No. 1（May，1975），pp.70-71。

[44] Richard M. Berthold认为，随着马其顿、塞琉古的衰败，罗马不再需要罗德岛、帕加马这些“二流国家”的好意，并可能将它们视为其东方秩序的威胁。参见Richard M. Berthold，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p.205。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对帕加马也日益敌视，Peter Derow认为，这是因为二者在某些方面产生冲突，尤其帕加马的崛起对罗马在东方的影响力有所冲击。参见Peter Derow，“The Arrival of Rome：From the Illyrian Wars to the Fall of Macedon，” in Andrew Erskine，eds.，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p.69。

[45] C. G. Starr，The Infleu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61.

[46] Helmut Koester，History，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