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事件与苏黎世宗教改革的开端

付家慧

宗教改革史学家卡特·林德伯格（Carter Lindberg）认为，如果说德意志宗教改革以路德关于赎罪券的神学讨论开始，那么苏黎世宗教改革则是由一个公开事件，即“香肠事件”引起的。[1]作为德国宗教改革开端的赎罪券问题和《九十五条论纲》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苏黎世宗教改革甚至是瑞士宗教改革开端的香肠事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讨论。

1522年四旬斋（Lent）期间，苏黎世的一些俗人和教士违反教规食用香肠，成为苏黎世宗教改革爆发的导火索。一个事件如何发酵为一场撼动整个城市的改革？苏黎世作为瑞士第一个进行宗教改革的城市，非常值得关注。分析苏黎世香肠事件的始末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有助于发现和探讨德意志宗教改革对其他国家和城市的影响，以及俗人和教士在宗教改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对于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茨温利的研究上，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研究通常被等同于茨温利的宗教改革研究。但是对香肠事件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并不仅体现在改革家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中，民众和政府的参与真正推动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

一 香肠事件始末

德意志宗教改革爆发后，宗教改革的消息和马丁·路德等改教家的著作就通过伯尔尼等地的印刷商传播到其他城市。很多人对此欣喜若狂，认为真理终于得以彰显，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对此反应迟缓。茨温利就为他的瑞士同胞对宗教改革的无知感到惊讶。他认为：“人们在被动的被命令和劝告时，通常反应迟缓，只有出于自身的冲动，才能迅速地行动。”[2]对于苏黎世的民众来说，香肠事件正是关乎他们信仰和生活的事务，也是改革在苏黎世发生的契机。

苏黎世香肠事件发生在1522年的四旬斋期间。四旬斋是天主教会的重要节日之一，天主教会通常将四旬斋的起源追溯到《新约》中“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故事：耶稣在布道之前，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3]为了模仿基督的行为，基督徒在复活节前进行禁食。起初，斋戒只是从耶稣受难日到复活节早晨，后来延长到整个复活节前的一周，4世纪又进一步延长为复活节前四十天，因此这一封斋期被称作“四旬斋”。漫长的四旬斋在基督徒一年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位于气氛欢快的狂欢节和复活节之间，却是一个和罪最相关的节日。人类始祖因为犯罪而沦落，所有人类都背负原罪，并且每个人还在不断犯罪，罪同时是基督徒个人的和整体的。因此罪作为个人的污点需要个人的忏悔，作为基督徒整体的污点，又需要共同的禁欲仪式来补赎，其中一年中最重要的悔罪季节就是四旬斋。[4]

四旬斋期间，基督徒会采取很多中世纪流行的悔罪苦行方式，比如禁食、慈善、朝圣、唱赞美诗等，其中禁食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禁食一方面被用于每个基督徒犯罪之后的补赎，比如中世纪流行的悔罪规则书为不同的罪制定了不同时间长度的禁食方案；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历法中有固定的斋戒日，如星期五作为耶稣受难日一直是东西方教会固定的斋戒日，四旬斋则是基督徒在一年中进行集中禁食的时期。四旬斋禁食作为中世纪基督徒悔罪苦行的一种形式，大体形成于7世纪。到查理大帝统治的加洛林王朝时代，在封斋期实施悔罪苦行已经成为基督徒普遍遵守的宗教戒律。[5]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确定了七项圣礼，其中要求每个基督徒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忏悔礼，就是在四旬斋期间进行。四旬斋因为包含耶稣受难日，成为适合悔罪的沉重季节。其中，禁食作为克制食欲的手段，禁止肉食、禁止在日落之前进食，在中世纪具有特别的意义。违反四旬斋的禁食，将受到其他教徒的批评以及天主教会的惩罚。查理曼在785年发布的一项敕令中规定：如果有人放弃封斋期的斋戒，进食肉类，就以“蔑视基督信仰”的罪名处死；除非此人出于某种生理需要，必须进食肉类。[6]《蒙塔尤》中，萨巴罗的罗尔达人纪尧姆·奥斯塔兹是一个身体壮实的成年男人，他大胆在斋期吃肉，引发他哥哥贝尔纳的怒火，贝尔纳说：“你要是再吃一点，我就把这碗肉泼在你身上。”[7]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1522年四旬斋期间，苏黎世的印刷商克里斯托弗·弗罗绍尔（Christopher Froshauer）为了即将到来的法兰克福市集，和他的工人们辛苦赶制新版本的保罗书信。为了让十二名疲惫的工人有体力继续劳动，他命令女仆煎香肠和鸡蛋，他自己和其他印刷工人，甚至还有在场的几个教士都吃了香肠，而这正是天主教会所严令禁止的。他们的公开违规行为泄露后，市议会关押了弗罗绍尔等人，并对他们进行审问和罚款。在审讯中，弗罗绍尔的女仆弗莱默承认她的主人让她在圣灰星期三[8]烹饪香肠和鸡蛋，在场的印刷工人、教士和一些葡萄园园丁都食用了这些香肠。鞋匠、面包师普尔（Bartholime Pur）供认当时在场的教士有利奥·尤德（Leo Jud）、洛伦兹·凯勒（Lorenze Keller）及茨温利，而除了茨温利，在场的俗人和教士都吃了香肠。[9]

事件的主角弗罗绍尔是苏黎世当时非常有名的印刷商，他的作坊承担了苏黎世政府的所有印刷工作。香肠事件发生后，弗罗绍尔为了捍卫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写了一封长信给苏黎世议会，为研究宗教改革对俗人思想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信中，弗罗绍尔在承认四旬斋吃肉这一行为的前提下，说明了自己这样做的两个理由：首先，四旬斋规定的饮食无法满足他们的体力需求。为了在法兰克福市集到来前完成印刷工作，他和工人们必须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如果他们按照四旬斋的规定，只吃谷物饱腹，就无法负担他们的高劳动强度，而他们在资金上又不能总以鱼肉来代替肉类。其次，弗罗绍尔坚信上帝以圣经启示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生活，而这种生活不是由饮食的种种限制组成，也不是由外在行为彰显，而是通过内心坚定的信仰、信任和爱实现的。[10]因此他不想违背法律和圣经，也并没有违背。弗罗绍尔的思想深受德意志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他的话语体现了“唯独圣经”、“因信称义”的新教信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违反了传统四旬斋的规定，并且以此为依据捍卫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很多天主教徒在新教的影响下正在试图摆脱天主教会的许多规定，从而获得了在思想、饮食、行为上的更多自由，教规对世俗生活的束缚也在减弱。

这次事件是否为预先策划并不可知，但是在场的许多人确是以后苏黎世宗教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其中参与食肉的利奥·尤德是艾恩西德尔恩（Einsiedeln）的天主教士，更是茨温利的大学同窗和以后进行改革的助手。[11]印刷商弗罗绍尔后来成为传播新教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印刷发行了路德和茨温利等改教家的作品，在1520—1564年共印刷了近700部作品以及100万本书籍和小册子。在宗教改革的思潮中，实际上相较于路德对赎罪券问题的学术讨论所引起的政府、教会的关注，参与香肠事件的大多是城市的普通市民，他们作为苏黎世宗教改革先声的发出者，引起了更多普通人的关注，这也是它能够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原因。

二 苏黎世的反应：茨温利、市民和议会

香肠事件是一部分俗人和教士对天主教会教规和传统的挑战，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以政府和教会对触犯教规者的处罚结束，而是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此事最终合法化，这意味着天主教的权威被打破，也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端。在香肠事件的后续事件中，苏黎世的人民牧师茨温利成了毋庸置疑的主角，是改革在思想上的领袖。而苏黎世的市民则因在香肠事件上的立场不同而产生分裂，造成城市骚乱，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城市安定。最后，苏黎世市议会在各方的思想和行动中追求调和，以辩论而不是武力手段解决纷争，是宗教问题最终决策的制定者。

茨温利1484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先后在巴塞尔和伯尔尼学习古典文化，14岁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并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506—1517年在瑞士的格拉鲁斯（Glarus）地区担任牧师。后来他申请到苏黎世附近的艾恩西德尔恩教区担任教堂牧师，在那里他学习了伊拉斯谟所编写的希腊语圣经，并如路德反对台彻尔一样，反对在瑞士销售赎罪券的法兰西斯修会修士伯纳德·参孙。茨温利在祈祷和布道中讲解圣经并以此闻名，1518年被授为苏黎世大明斯特教堂（Great Minster）的人民祭司。德意志宗教改革发生后，茨温利一直对路德十分关注，购买和阅读路德的论文。茨温利在香肠事件中的立场十分特殊，他既是香肠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人，又没有参与吃香肠和违背四旬斋教规，但是他站在了印刷商弗罗绍尔等人一边，反对天主教关于四旬斋的规定。

在香肠事件发生不到三个星期内，茨温利就公开布道，以“关于自由和食物的选择”（Concerning Freedom and Choice of Food）为题，支持那些违反四旬斋规定的信徒。他认为印刷工人出于印刷圣经的目的吃肉，他们是为了对抗高强度的劳动，属于出于好意而违反四旬斋禁食，因此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冒犯上帝，也不应该受到惩罚。茨温利将自己比作羊群的牧人，只以圣经为依据，保护良善可欺的羊群。[12]随后，茨温利讨论了“是否有人有权来禁止食物？”他进一步提出，天主教会制定的四旬斋禁食等规定超出了圣经的范围，是对上帝的冒犯。同时提倡基督徒的自由，反对教会增加人的束缚。[13]这一布道内容在三个礼拜后被弗罗绍尔印成小册子，这也是茨温利问世的第一本书。

茨温利对弗罗绍尔等人及其行为的公开支持使整个城市陷入争斗中，茨温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小酒馆时常发生斗殴事件，还有传言说一些天主教狂热分子计划将茨温利绑架到苏黎世隶属的康斯坦茨主教区，让他接受康斯坦茨主教的处罚。1522年4月，因为“一些人在四旬斋不必要的吃肉行为，导致城市的种种争论、不安和紧张”，苏黎世大议会（Great Council）决定警告苏黎世城市和乡村的每个人在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之前，如果没有得到允许或没有合理理由，不能在四旬斋吃肉。同时禁止在吃肉问题上互相言语攻击和发生暴力冲突。[14]大议会是苏黎世主要的权力机构之一，由苏黎世12个手工业行会分别派出的12名师傅代表，以及18名由贵族和商人组成的治安官组成。除此之外，苏黎世还有一个小议会，由50名成员构成，类似于一个内阁，其中的成分和大议会相同。苏黎世市长是议会的首脑和主席，权力较大。在遇到如外交事务等重大问题时，大议会和小议会将组成由212人构成的两百人议会。

大议会的法令颁布后，茨温利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继续布道。为此，康斯坦茨的主教要求苏黎世政府保护天主教会的传统，警告苏黎世的教士不要再传播异端思想。[15]香肠事件在苏黎世引发了严重的宗教冲突，那些在四旬斋禁食问题上、在对教义和圣经的理解上产生分歧的苏黎世人互称异端和叛徒，大议会所制定的安抚性举措也并没有平息城市的骚乱，因此两百人议会决定于1523年1月在苏黎世举行宗教辩论，来维护和平和基督教的统一。[16]

这场辩论的主题已经远远超过香肠事件所带来的四旬斋禁食问题的范畴，茨温利在辩论前起草的《六十七条论纲》中所确立的辩论主题，全面暴露了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在这份论纲中，茨温利对于教会权威还是圣经权威问题、人依靠耶稣得救还是教会得救问题、信仰得救还是因信称义、圣餐礼的化体说还是纪念说等问题都进行了阐述。他否定了天主教会的传统权威，批评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贪婪。其中与香肠事件直接有关的第24条中，茨温利进一步说明：“基督徒不应该做上帝没有规定的事情，因此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吃食物，天主教关于奶酪和黄油的规定是一种欺骗。”[17]茨温利在这次大辩论之前，还收到教宗阿德里安六世的来信，教宗希望茨温利能回到天主教会的阵营中，在辩论中捍卫天主教会。但是显然，茨温利并没有听从教宗的建议。

苏黎世的大辩论场面十分宏大，因为香肠事件带来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苏黎世以外的城市，受到宗教人士和俗人的共同关注。后来的改教家布林格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大约600位多识和高贵人士聚集在苏黎世的市政厅，还有一些人专门来见证这次辩论，其中包括来自苏黎世各地的神职人员、其他城市的宗教领袖以及来自大学和偏远之地的知识分子等。[18]在辩论开始之前，苏黎世市长首先说明了这次辩论的缘由和原则：因为茨温利的布道引起了苏黎世城市和乡村的分歧和不稳，城乡中有茨温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为了平息茨温利布道所带来的纷争，以及双方的冲突带来的苏黎世不稳定状态，邀请苏黎世各地的神职人员以及康斯坦茨的主教参与辩论，所有参加辩论者只要以圣经为依据，都可以大胆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次辩论将香肠事件引起的是否应该禁食、四旬斋能否吃肉的问题扩大，因为在辩论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更多宗教改革的焦点问题。茨温利和康斯坦茨主教代表法贝尔是辩论的主角。茨温利坚持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认为自己的布道只是在传播真正的上帝之言，却被他人指控为异端、骗子和教会不顺从的仆人。康斯坦茨的教士法贝尔则捍卫被茨温利否定的天主教仪式和传统，如禁食、忏悔、宗教节日、弥撒等，认为这些行为荣耀上帝而非反对上帝，并且肯定圣人和圣母崇拜的合理性。茨温利坚持认为这些都是人为的教规和习俗，救赎并不能依靠这些善工和外在行为，而全部依赖于救赎主耶稣。茨温利和法贝尔二人都是以圣经为依据，以不同的诠释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在中世纪，对圣经的解释权为教会掌控，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宗教改革否定了教会的绝对权威，打开了阅读和解释圣经的通道，因此也给不同教派的产生开辟了一条大道。

在辩论的最后，苏黎世市议会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这次分歧的最终结果。首先，由于没有人能以圣经为依据证明茨温利是一个异端分子，苏黎世议会允许茨温利在苏黎世继续传播福音和布道。其次，苏黎世所有城镇和乡村的教士只能传播福音，不能再用“卑劣”、“异端”等词互相攻击。任何不遵守这两项规定的人都将会被关押。[19]这次辩论的成果不仅在于将茨温利等新教教士的布道合法化，还在于带来之后一系列的实际改革。1523年9月大明斯特教堂颁布了新的教会法令，包括减轻人们在宗教事务上的经济负担，如停止洗礼收费，为逝者敲钟等事项不再收取费用；缩减神职人员的数量；请有学识、有能力者公开以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宣讲圣经等。辩论是宗教改革时期解决宗教观念分歧和争端的流行方式，路德与天主教神学家艾克的辩论不仅让路德进一步阐明了新教思想，也使得路德个人声名鹊起，赢得更多的支持。苏黎世的这次大辩论也意义重大，不仅为传播新教思想和进行改革铺平道路，而且议会成功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香肠事件如同一颗火种，迅速燃烧扩大为对众多宗教问题的讨论，演变成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最终促成苏黎世众多新教法令的出台。究其原因，茨温利在关键时刻的起身、苏黎世市民对香肠事件的参与、苏黎世世俗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独立性，共同促成了香肠事件的发酵。在香肠事件引起宗教争端时，或者说在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前期，茨温利在教义上为新教的发展提供指导，而市民则作为一个群体促使市议会做出反应与改变。苏黎世人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香肠事件真正参与讨论，并且被茨温利和天主教的布道煽动为两个阵营，他们之间针锋相对而引起的骚乱一步步推动着政府的变革脚步。苏黎世市议会在这场宗教骚乱中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他们试图避免信徒之间的相互攻讦和冲突，以颁布法令、举行公开辩论等手段维护城市的稳定。市议会对茨温利态度温和，并没有将其作为异端处理，一方面由于茨温利是市议会所任命的人民牧师，并且和市议会关系良好；另一方面随着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路德新教思想的传播，宗教改革已经成为席卷整个天主教世界的风潮，也是每个地区所必须解决而不能规避的问题。而苏黎世市议会主导其宗教问题的前提在于，其在香肠事件之前就掌握了对宗教事务的控制权。苏黎世政府虽然认可康斯坦茨主教的宗教司法权，但是议会有权监督教会财产、监管女修道院。教宗则由于对苏黎世雇佣兵的依赖格外宽容，使得苏黎世能够将地方教会置于世俗统治之下。

三 香肠事件背后的新教思想

在香肠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苏黎世取消了所有禁食规定。后来瑞士城市巴塞尔也出现了模仿香肠事件的烤乳猪事件，那里的新教徒们试图模仿苏黎世人，想要通过饮食和节日挑战天主教会权威，从而引起其他信徒和民众的关注，达到宗教改革的目的。香肠事件作为苏黎世宗教改革开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鼓舞了瑞士其他城市的新教徒，也表明饮食上的选择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显性区别之一。茨温利关于“人的堕落并不是因为什么进入嘴巴，而是从嘴巴里出来什么”的观点背后是新教和天主教在虔诚标准、得救方式上的不同观点。基督教作为一个以罪和赎罪为核心的宗教，如何得救对于任何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基督徒从中世纪到近代最关注的问题一直是如何获得拯救。

宗教改革思想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唯独圣经代替了教会权威，上帝的话语代替了教宗的话语，教会对圣经也不再有垄断性的解释权，这意味着教会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可能产生全面性的松动。宗教改革将宗教节日减少，宗教仪式也随之简化，人们的生活中宗教色彩不再占据如之前那么大的比重。四旬斋曾经是天主教会的重要节日，和得救也有很大关联，是一个天主教徒集体克制罪恶的肉体欲望、忏悔赎罪的仪式。所有信徒都要遵守四旬斋的戒律，包括在四旬斋期间不能结婚、吃肉等。而这显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和约束，尤其对那些需要高热量饮食来从事强体力劳动的人以及身体病弱的教徒。香肠事件所涉及的禁食问题，并不只有节日才进行，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禁食被视作很大的善工，天主教会鼓励这种行为，普通人也要在每周五以及其他一些节日禁食，可以说禁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禁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教会的教导下，信徒认为禁食是虔诚的重要表现，因此一些人出于虔诚和自愿的心情进行禁食。中世纪基督徒倾向于将遵守四旬斋期间的禁食作为判断一个基督徒虔诚与否的标志，真正的基督徒会进行严格的禁食，对肉体的意志成为减少犯罪的途径之一。2世纪末3世纪初的非洲教会之父特尔图良将斋戒视为基督徒精英的标志之一，这种做法把被上帝选中的基督徒同普通基督徒区分开，其长期影响是基督教的一种禁欲主义，主动不进食成为通往完美彼岸途径的一个方面。[20]被称为“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就一直严格遵守斋戒。他在四旬斋期间以及每个星期五，连鱼和水果都不吃，直到他的身体垮掉为止。[21]

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家对天主教四旬斋的规定和解释提出质疑。和茨温利类似，路德和加尔文没有完全否定禁食这一行为，但是否定四旬斋期间的禁食可以作为一种善工，否定禁食可以作为赎罪的手段，否定将禁食与虔诚、神圣联系在一起的看法。路德认为：我们最坏的部分是将禁食作为一种善工，认为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赎罪，可以获得恩典。这使得我们的禁食散发恶臭、亵渎上帝和变得可耻，所以不饮不食，不暴食、不醉酒，成为坏的、恶的。[22]加尔文主张非功利的禁食，信徒真正对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痛苦，才是真正的谦卑和虔诚。上帝最痛恨人用外在的行为来掩盖内心，伪装成很虔诚。在新教的观念中，禁食与否成为一个取决于个人选择的私人事件，而不再是教会鼓励甚至强制的行为，不遵守四旬斋的规定进行禁食不再被惩罚。新教取消了众多天主教会的教规，让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给了教徒更多生活的选择和自由。

这一重大改变反映了欧洲近代世俗社会转变的新需求。以饮食为例，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满足人生活的基本需求，也为劳作提供能量。而饮食在中世纪也浸润在宗教的影响中。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神职人员的时代，神职人员影响着包括国王和普通人的所有生活。[23]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具有神圣性，教会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士尤其是修士将肉体享乐作为通向神圣的阻碍。他们作为天堂钥匙的掌管者，将这种思想传递给所有天主教徒，以得救为最高追求让所有天主教徒以教士的生活方式为目标，抑制人的欲望。俗人对教士的模仿，一方面有助于抑制人的犯罪行为，提高人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教会的标准往往高于普通人的标准，抑制人在谋利、婚姻、职业等方面的选择。在苏黎世的香肠事件中，无论是俗人弗罗绍尔还是教士茨温利都提出禁食对正常劳动的阻碍，弗罗绍尔想要完成生产上的目标而违反了禁食的规定，表明天主教的规定和市民的实际生产生活需求是矛盾的；茨温利支持了普通人的需求，所以很多苏黎世人站在他的阵营，呼吁政府进行新教改革。宗教改革将俗人神圣化，将教士世俗化。[24]这意味着天主教禁食、朝圣等传统被剥去神圣的外衣，而俗人的饮食、生产等需求变成合理的诉求。宗教改革的一大重要影响就是以近代社会的标准取代中世纪教会的标准，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近代城市生活的需求。

在中世纪，教会职能的扩大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国家四分五裂，国家无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天主教徒的要求是逐渐叠加、逐渐丰富化和体系化的。各种仪式、节日、教规全面规定了人的生活。一方面，天主教会在社会道德、济贫、医疗等多个方面代替了国家角色，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控制；另一方面，教会在此过程中发生世俗化，聚敛财富和道德败坏使其权威消退，引起世俗政府和普通人的不满。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也逐步加强。宗教改革提出的世俗政府管理教会迎合了民族国家的需求，教会许多职能为国家取代，同时教会对世俗生活的规训也减少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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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ter Lindberg，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Willey and Blackwell，2010），p.161.

[2] Hans J.Hillerband，The Reformation.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Baker Book House，1985），p.123.

[3] 马太福音4：1-4：11；马可福音1：12-1：13；路加福音4：1-4：13。

[4] John Bossy，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1400-17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2.

[5] 刘城：《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43页。

[6] 刘城：《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第150页。

[7] 〔法〕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524—525页。

[8] 圣灰星期三是复活节前四十天，四旬斋的第一天。当天教堂将举行涂灰礼，教士将棕榈枝烧成灰涂抹在信徒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标记。

[9] Emil Egli，Aktensammlung zur Geschichte der Züricher Reformation in den Jahren 1519-1533（Zurich，1879），S.233.

[10] Emil Egli，Aktensammlung zur Geschichte der Züricher Reformation in den Jahren 1519-1533（Zurich，1879），S.234.

[11] Carter Lindberg，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Willey and Blackwell，2010），p.162.

[12] S.M.Jackson，Huldreich Zwingli，The Reformer of German Switzerland（New York：G.P.Gutn-am’s Son，1901），pp.404-407.

[13] S.M.Jackson，Huldreich Zwingli，The Reformer of German Switzerland（New York：G.P.Gutn-am’s Son，1901），pp.448-450.

[14] Emil Egli，Aktensammlung zur Geschichte der Züricher Reformation in den Jahren 1519-1533（Zurich，1879），S.237.

[15] Philip Schaff，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ume Ⅷ The Swiss Reformation 3rd Edition（Gr-and Rapids，MI：Christian Classics Eternal Library，First Published 1882），p.35.

[16] Hans J.Hillerband，The Reformation.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Baker Book House，1985），p.132.

[17] Hans J.Hillerband，The Reformation.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Baker Book House，1985），p.133.

[18] Heinrich Bullinger，Reformationsgeschichte Ⅰ（C.Beyel，1838），p.97.

[19] Hans J.Hillerband，The Reformation.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Baker Book House，1985），pp.142-143.

[20] 〔英〕罗伊·斯特朗：《欧洲宴会史》，陈法春、李晓霞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第38页。

[21] 〔英〕罗伊·斯特朗：《欧洲宴会史》，第54页。

[22] Martin Luther，Sermons by Martin Luther，Vol.2，edited by John Nicholas Lenker，trans.by John Nicholas Lenker and others，Guttenberg Project，p.111.

[23] Steven Ozment，The Age of Reformation 1250-1550：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Europ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35.

[24] Steven Ozment，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