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报刊对中国影响深远，韩国方面，亦复如是。在福泽谕吉（1835～1901）的牵线推动下，井上角五郎对《汉城旬报》之创办（1883年），功不可没。[24]《汉城旬报》刊登的新闻记事取材，以中国与日本的报刊（如上海《申报》《上海新闻》《字林沪报》等，日本的《时事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为源头活水；[25]韩国报刊对清朝局势之观察述说，也反映了多重意蕴。如由独立协会创办的《独立新闻》（1896年4月创刊），对清朝“戊戌变法”之景象及失败的报道和评论，具体反映朝鲜“自我认识”的一个侧面。[26]尔后，朝鲜不幸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此脉络之下，朝鲜如何承接来自日本的知识/信息，进而（既有抗争也有协力）奋力开创言论空间（“言说空间”），其间历程之多重复杂，亦复发人深省。[27]

自从19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率皆尝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滋味，响应方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则屡屡显现相互串联而又彼此颃颉的场景，意味深远。[28]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思想资源”，如何在中、韩思想领域里别现风华，尤值再三注意。例如，经中村正直（敬宇，1832～1891）之手而译就的《西国立志编》[原著是Samuel Smiles，Self-Help：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Conduct，and Perseverance（1859）；中村日译本于1871年出版]，[29]不仅在日本本土影响深远，是鼓动一般庶民奋力以进的“自立论”的泉源，被誉为“明治时代的圣经”（明治の圣书），[30]即使有志青年受其影响意欲“立身出世”，最后仅只转换为受薪阶级（サラリーマンへ），仍凸显出日本社会变迁之一面；[31]而且对于中国、朝鲜都有影响，乃至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都由朝鲜方面承受其泽，[32]充分显示东亚世界共润同享的“思想资源”之风采。就算在实用的知识领域里，如现代农业知识，清朝与朝鲜也都假日本为渠道，开始走向现代之路。就朝鲜言之，1881年朝鲜组织了“绅士游览团”，考察日本各个领域的发展，成员之一的安宗洙，拜见了日本农学领域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基督教徒）津田仙，获津田赠予自己的著作《农业三事》（还顺带请安宗洙向朝鲜政府为以开放基督教传教为目的的“宗教自由”说情）。安宗洙归国后，以是著为蓝本，增益斟酌他著，完成了《农政新编》（汉文本于1885年刊行，1905年再版；韩语译本于1931年问世）。[33]中国方面，当罗振玉纠集有志同人成立务农会，创办《农学报》（1897年5月创刊），日本学人古城贞吉、藤田丰八、山本宪、鸟居赫雄、安藤虎雄、井原鹤太郎等，都担当了是刊“东报选译”的工作（当然，其中译手也包括中国人，如陈寿彭、曾仰东等人）。[34]类似案例，所在多有，博雅学人可以大显身手的探索空间，实在广袤至极。

当然，报刊上刊布的文献是一回事，读者开展自身的独特知识汲取之旅，并显现千样万态的回应，是另一回事。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等，以日人著述或报刊为立论之依傍，研究既多，世所众知矣，[35]关于《清议报》或《新民丛报》引发的读者回响，还有待学界细细考察。以当时积极追求新知而声名非称显赫的孙宝瑄为例，他看到了《新民丛报》后，即认为梁启超“学识”大有进步，所以这份刊物的议论“较前尤持平”。[36]即使他的朋友夏坚仲自日本游历归来，告诉他说《新民丛报》上让中国人“读之耸目惊心”的“新理”虽然连篇累幅，实皆拾取日本的“唾余”，不足与日本比肩，[37]然而，《新民丛报》仍是孙宝瑄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之一，[38]他亦对梁启超在日本“播腾”的“闳言伟论”，以及在中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的功力，佩服之至，推崇其为与袁世凯、盛宣怀足可同称并立的当代“奇人”。[39]其实，梁启超影响之所及，更还扩张到朝鲜半岛，不少著作都被译为韩语；[40]他的《饮冰室自由书》甚至在安昌浩创办于1908年的大成学校里，被作为汉文科的教科书。[41]这正可显示梁启超的健笔可以“风魔一世”的场域，非限于中国本土而已。

就19世纪以来变动无已的东亚世界而言，媒体报刊领域呈现出中、日、韩之间的思想互动样态，自是多样复杂。意欲开展探研之路，如何借鉴既有成果的积累，当可为持续前行，提供无限的动力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