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产业的新挑战
在党的十五大上，“文化产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导意见，我国的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产业经历了由起步探索向产业成熟、体制深度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开启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由原来的理论探讨逐步发展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进而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凸显了文化的重要影响，突出了文化经济的重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文化产业前行的几个突出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一 文化产业顶层设计亟待加强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多是问题导向型，以实践的变化和需求推导出解决方案。随着问题和情况的不断变化，由于缺少预判性的规划设计，对现实反应的滞后，导致部分政策的缺失。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需要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系统化发展，亟须出现系统把握全局、贯彻协同理念和战略布局的设计蓝图。新的时期，以往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渐进式、修补式的方式和路径逐渐遭遇挑战，“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模式需要进行调整，科学合理的整体设计规划迫在眉睫。所谓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加强对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力度，把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区域布局、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等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及实施路径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具有高度权威性和指导意义。要突破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期限范围，进行更长期的战略性布局，进行全面性、科学化、有预判的设计和统筹规划，实现“一张图纸建设到底”。
（一）加强区域统筹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文化产业在区域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是目前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不清，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盲目并进、千城一面现象突出，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在产业布局上存在一定的领域重复，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存在盲目超前发展的情况。因此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做好区域统筹，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东部地区可以借助广泛的智力资源来推动文化和科技的结合，推动设计和创意在产业上的体现，发展新兴业态；中部地区需要发展内容生产型文化产业，使中部地区成为东部、西部地区产业的接续点；西部地区继续发挥特色，加强与传统产业门类的融合，关注民生领域，做好生产型文化产业以及文化旅游业、创意农业等融合业态。二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成果与服务普惠，消除城乡文化产业的“隔离带”，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使城市、乡村都能公平、均衡、充分地享受政府的文化政策，推动农村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三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统筹结合。既要充分发挥顶层高度的前瞻性、决策性，也要注重基层民主和改革的创新力量，二者不可偏废。
（二）建立科学的产业评估体系
文化产业是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作为产业来说，文化产品需要成熟的评估体系来进行定位准确的创意设计、标准化的生产和流程化的操作。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产品需要时刻把握自身的传播内容、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对文化产品的评估贯穿了文化内容研发与制作、生产、传播及衍生品开发甚至是反馈评价的各个环节。需要建立面向文化产业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体系建设，培养评价人才队伍，建立健全评价管理机制，以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促进市场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产业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 文化产业发展标准亟待完善
标准化是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市场良性秩序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技术基础与重要保障。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标准化在经济领域日益受到重视。不统一和不完整的统计数据，无法准确反映文化创意产业的真实发展状况，势必影响组织领导推进，影响产业政策保障，影响产业规划指导，影响产业资金支持，影响产业投融资服务，影响现代文化市场服务，影响产业人才支撑。
（一）战略性标准的制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因此，支柱性产业的达标判定至关重要。支柱性产业要符合以下几个要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5%以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能为国家提供大量积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方向，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的关联度强，能够带动众多的相关产业发展。支柱产业的战略性标准的制定，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系。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凸显出重要价值。从国际文化市场的发展来看，防范、扭转各国文化产业统计上的“各行其是”，遏制文化创意产业“泛化”及空洞化趋势，制定文化产业各门类标准细则，对于判定、规范行业秩序至关重要。为了在国际文化市场占有优先地位，必须对内通过标准来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升级，对外争取率先建立国际标准，以消除贸易壁垒。
一方面，按照标准设计和规划的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化生产和运营的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商品流通、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使文化产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国际文化贸易的兴起，使标准建设成为内在需求。
（二）行业标准的规范
一是文化产业基础性建设存在定性标准多，定量标准不足的问题，导致行业发展存在无序状态。例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企业进驻标准、硬件环境建设标准、考核管理标准等缺失，导致园区产业集而不聚，园区同质化竞争，甚至成为地产开发的重要途径。在文化部管理的诸领域中，标准化工作真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的只有两个领域：一个是剧场领域，另一个是图书馆领域。即便是相对成熟的剧场行业舞台机械领域，也存在标准数量少，类别少等问题。
二是文化产业行业性标准不尽科学。文化产业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产业高度相关的产业类型，融合共生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界定现有文化产业，并对各类融合型的新兴业态做出前瞻性预测，涉及GDP比重、区域支柱性行业界定的问题，也关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判定和未来走向，因此对文化产业统计口径、文化产业行业标准规范的需求格外迫切。
三是政策扶持标准缺失，导致产业后劲不足。行业标准的缺失导致政府管理缺少抓手。政府管理缺少判定依据，人才、项目、融资的认定标准不完善，知识产权难以评估。政府需在标准制定基础上，推动文化产业标准化专业人才认定、产业无形资产评估、标准化管理组织和机制的建立等工作。
政府需要发挥引导、规范作用，通过政策的科学制定与修正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用“看得见的手”推动产业的正常运行。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市场化发展，实现经济稳健较快增长。但如何推动国民福利提高，需求格局更加平衡，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更为和谐有序，真正实现“有福利地增长”，是抛弃“唯GDP”观念下政府应该抓紧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应一味地追求“硬指标”，而应注重发展的质量，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促进文化产业循序渐进。
三 文化产业投资项目亟待优化
文化市场是否真的缺少资本。我们固有的思维是文化企业由于资产无形所以无法量化和质押，导致融资不畅。事实上，现在国家和地方对文化行业的投入越来越大，民间资本更是蜂拥而至。2012年度文化产业来自银行信贷的额度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企业股权融资约为400亿元，各级政府的补贴和奖励资金约为300亿元，17家文化企业上市募资超过100亿元，发行企业债融资规模为20亿～30亿元。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下，政府、银行和社会机构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导企业公平进入。我国文化产业投资虽然发展迅速，但缺少准确的切入点，导致部分行业出现投资泡沫、投资不均衡等现象。
（一）资本扶持不均衡
由于“轻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不稳定性，文化信贷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不健全，存在“嫌贫爱富”现象，从而使投资对象“冷热不均”，不能满足多层次尤其是较低层次的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政府扶持资金偏向于低风险、有保障、传统类的文化项目，国有文化企业与民营文化企业扶持不均衡；小微企业、新企业盈利能力较差，成长缓慢，很难满足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项目的需求，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发行股票、债券等都有较严格的资产规模、收益水平等要求。在文化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的比例大，很多企业缺少土地、设备等固定资产，财务状况和制度达不到上市和银行贷款的要求，获取资金很困难。
（二）投资领域单一
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行业门类十分有限，投资范围主要圈定在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文化关联行业三个领域。虽然影视产业是投资的重要区域，然而由于影视制作收入的高风险性，导致投资人正在逐渐将投资方向转向院线建设。综合性文化产业制作已获得较多资金关注，关联产业投资居多，硬件建设较多而软件环境建设不足。有些项目甚至从基础建设入手，实则变相圈地，脱离产业实质和文化内涵。
（三）专业投资不充分，优质项目开发较少
文化产品的无形资产价值本身难以客观评估，使投资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文化产业的投资效率。资本市场的专业化评估体系存在不足，专业投资人才缺乏，同时受到政策红利的影响，导致大量资金集中在个别区域或投资失败。银行信贷、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存在优质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要“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重视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而资本市场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丰富的资本产品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四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亟待突破
核心竞争力应当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同时也是可持续的，即创意的源头、动力与根基所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舒尔兹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把经济增长仅仅归结为物质资本的增加，而实际上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的增加更为重要，因此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人才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即人的创意价值的产业化。能否建立一支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观念是“不唯灵活，不唯创意，只唯学历”，这显然无法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
（一）学科建设有待完善
相较于产业发展的火热，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仍处在冷门序列。一方面，文化产业尚未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进行建设，仍依附于艺术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传统学科，在学科建设中往往被边缘化，导致相应的教育资源和配套政策无法跟进。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目前全国有近100所高校设置了本科专业。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戏剧与影视一级学科下增设了独立二级学科“文化产业”，云南大学在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自主设置了民族文化产业二级学科博士点等。但正如郑州大学汪振军教授所言，文化产业学科归属没有解决，文化产业学科处于现有学科的边缘，发展前景堪忧。另一方面，作为交叉学科，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和学科知识是零散的，未能科学、系统地整合相关学科，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相关的教育部门，例如高等学校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等机构来规范设计，统筹安排。
（二）知行教育有待突破
旧有教育观念下，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在文化产业领域也非常突出。如何培养适应改革需要、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的综合型、实践型人才是高等学校、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话题。对文化从业者的培养要以实用性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这就要求高校要将课程设置和学科方向的设置与实际相结合，使文化创意教育的成果能够推广到市场上，应用于生活中，服务于政府决策，塑造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专门的文化从业者，建设相关的学习基地和孵化器，促进创新创造，提高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三）政策扶持有待强化
通过政策扶持、国家认定、人才认证等，来完善人才就业的保障机制。目前的教育体系尚未对文化建设的相关学科和专业进行认定，相关的毕业就业信息和招聘平台未能及时增设相应的专业和方向，导致文化产业人才资源信息无法有效整合，不利于规模化、科学化的人力资源集成与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要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善于运用市场手段配置人才资源，促进人才科学有序流动，并拓宽人才评价发现的途径。
五 文化产业与城镇转型亟待结合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紧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却表明中国城镇化道路正在做大幅度的调整，从之前的“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从“以物为本”的道路转向“以人为本”的道路。
（一）以文化人，推动文化治理
“以人为本、产城一体、土地集约、以文化城”等核心思想构成了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总基调。城镇化带来的是相对聚合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是社会传统、文化风俗、信仰、价值观的进一步融合，是文化氛围的进一步提升，是人本关怀的进一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财税政策的调整，而且要关注文化民生，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在产业链的层级关系上进行突破，以文化人，加强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文化共享、拉动就业、推动消费的重要作用。文化民生工程能有效改善社会管理效果，推进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治理”转变，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用文化治理实现城镇化管理的过渡，避免城乡统筹“硬着陆”，推进治理体系建设。
（二）以文促改，推动产城协同
在城镇化建设中，城市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的实现分别依赖于主导产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三大要素，并在社会保障体系的环境下有效运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五位一体”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其对城市功能主要起到整合和完善的作用。文化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第一次城镇化以“工业科技”为特征，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以内涵式、集约式发展为核心要义的第二次城镇化，以一种更加绿色、更加文明、更加文化的视角去呈现新的发展历程，对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提升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也正是以这种智能化、信息化、人本化为特征的城镇化，为文化产业的“城市包围农村”搭建了载体和桥梁。
要因地制宜地扶持和打造有优势的文化产业项目，减少发展文化产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走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做到既尊重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传统的城镇化推动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又善于借鉴和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走集约高效、创新发展之路，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螺旋交替上升之路。
六 文化产业亟待强化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文化产业的业态融合加剧，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各类关联产业和传统产业也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加速转型。通过智慧、资源、数据，互联网思维正在冲击传统行业的旧有秩序。
（一）互联网催生“文化产业+”模式
互联网产业在发展初期，以媒体属性为核心，以传播为功能，有力抗衡传统媒体，并日益成为信息消费的主流平台。随着互联网规模化发展，业务逐渐向日常生活与服务拓展。仅在2014年1～2月，腾讯就完成了在证券业、百货业、便民交通等多个领域的投资项目开发。有关数据表明，腾讯现拥有多达305款产品，涵盖通信、社交、游戏、支付、金融、搜索等几乎所有互联网领域。腾讯通过业务和资本融合，实现了互联网思维、技术、交流平台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使传统互联网产业的产业链条得到极大延伸，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水平和平台建设水平得以极大提升，有效推动了集约化、高效化管理与服务水平，推动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的建设。
（二）互联网催生“传统产业+”模式
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已发现的“淘宝村”数量增至211个，网店7万家以上，直接就业人员超过28万人。这些“淘宝村”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河北等10个省市。其中，浙江62个、广东54个、福建28个、河北25个、江苏24个，这5个省已发现的“淘宝村”数量在全国占比超过90%。同时，中西部地区首次出现“淘宝村”的身影，来自四川郫县的2个“淘宝村”、来自河南和湖北的各1个“淘宝村”，均进入“淘宝村”大名单。“淘宝村”是大量网商聚集在某个村落，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形成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网络商业群聚现象。其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14]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城乡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向非农方向转移，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制造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方式向互联网时代的轻资产、重品牌营销的新兴模式迈进，运用互联网思维重塑传统产业的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可以明确的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的大数据挖掘，信息化、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可以精确定位每个人及其生活，已经或正在渗透政府公共管理、制造业、健康医疗、社会安全的方方面面。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较为明显，人均宽带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以信息化推动城镇化、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任务依然较重，互联网对个人隐私和国家网络安全的威胁加剧。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加快构建相关的互联网安全机制，既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同时也确保国家的网络与信息安全。
[1] 范周：《文化建设要注重“精气神”的高度统一》，《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2期。
[2] 涂丹：《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城市特色与转型路径》，《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7期。
[3] 涂丹：《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城市特色与转型路径》，《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7期。
[4] 陈晨、杨君、刘伟：《201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光明日报》2015年4月2日，第14版。
[5] 汪名立：《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融合发展》，《国际商报》2015年1月30日，第11版。
[6] 孙雨：《上半年入境旅游稳步复苏》，《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11版。
[7] 李国旺：《新时代催生了文化金融新业态》，《上海证券报》2014年12月3日，A07版。
[8] 马坤：《体育产业政策扶持5万亿市场空间》，《股市动态分析》2015年第19期。
[9] 范周：《顶层设计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前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1月27日，第27版。
[10] 《互联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发力点》，未央文学双月刊，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597670102v99f.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8月3日。
[11] 安相根：《信息技术产业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特点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5年第1期。
[12] 丁家永：《当前消费者行为分析与思考的三个课题》，《科技智囊》2011年第9期。
[13] 赵丽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出去”的战略思考——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4] 董碧水：《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淘宝村？》，《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29日，http：//www.ithome.com/html/it/12020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