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心理学、性教育与性道德
- (英)霭理士
- 7206字
- 2025-03-17 19:59:00
科学元典从书
主编 任定成
执行主编 周雁翎
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陈静
科学元典是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是历经时间考验的不朽之作。它们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创造的结晶,而且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载体,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性心理学家、作家、医生。

霭理士的出生地克罗伊登。克罗伊登曾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镇,如今为伦敦南部的一个区。

霭理士的父亲佩彭(Peppen Ellis)和母亲苏珊娜(Susannah Ellis)(1885)。佩彭曾做过远洋海轮的船长,苏珊娜的父亲也是一名船长。霭理士还有四个妹妹。在当时,佩彭的收入属于中下阶层,但能够维持一家人安定舒适的生活。
7岁时,霭理士跟随父亲出海远航了一年多,到过澳大利亚、秘鲁、比利时等地。
霭理士自述:“帆船的样子、声音和气味,以及关于港口和码头的记忆,似乎融入了我的精神肌理。”
9—12岁,霭理士在一个法国人办的“法德学校”上学。12—16岁,他在收费较低廉的私立“白杨寄宿学校”就读。从少年时代起,霭理士就沉迷阅读,也接触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方面有很大进步。

法德学校(素描画,1899)。

白杨寄宿学校。
法德学校校长曾调侃说霭理士的字迹像是一只蜘蛛在纸上爬出来的。霭理士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左撇子,只是被强行训练成右手写字,完成投球、扔石子等动作都是用左手。

霭理士的签名。
1875年,年满16岁并已完成中学学业的霭理士怀着对未来的迷茫,登上父亲为政府运送移民的海轮“萨里号”,再次开始环球旅行。

1875年左右停泊于悉尼港的英国海轮,左侧为“萨里号”,右侧为“拉霍格号”。霭理士乘“萨里号”来到澳大利亚,四年后乘“拉霍格号”返回英国。

19世纪70年代的悉尼街景。上图中的建筑为悉尼大学,下图中的建筑为澳大利亚博物馆。
在悉尼停船休整期间,霭理士听从一位医生的建议,放弃了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航程。此后,他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四年的时间,其间做过代课教师、家庭教师等工作。
这段时间对年轻的霭理士来说,是智力和精神都得到重要发展的一个阶段。澳大利亚的旖旎风光让他的身心都得到安宁,而漫无边际的自由阅读和孜孜不倦的思考,既为他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打下了基础,也使得他最终决定将学习医学作为人生下一步的追求。

斯帕克斯溪风光照。斯帕克斯溪位于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霭理士曾在这里的一所学校任教。霭理士晚年,床头一直摆放着朋友拍摄的这幅照片。

刚开始学习医学时的霭理士。
回到英国后不久,霭理士进入位于伦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接受了七年的医学教育,最后获得药剂师执照。但他只是对学习医学感兴趣,对医生职业没有丝毫向往。在医学院就读期间课业繁重,他仍抽空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和伦理等方面进行大量阅读,时常撰写随笔和文学评论,也担任过期刊编辑、图书编辑,还积极参加当时的社会活动,是“新生命联谊会”的成员。从医学院毕业以后,阅读、写作与研究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圣托马斯医学院(现属伦敦国王学院)。这是1868年初建并留存至今的部分建筑。

兴登(James Hinton, 1822—1875),英国外科医生、作家。
霭理士在澳大利亚期间读到了兴登出版于1862年的文集《自然中的生命》,这本书对霭理士影响深远,让他获得一种大彻大悟式的启发,为他打开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

《自然中的生命》扉页(1932年版,这一版附有霭理士撰写的导读)。这本书集中了兴登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系列以“生理学之谜”为主题的文章,包括“人的活动”“人的生长”“形态学”等篇目。
霭理士所在的“新生命联谊会”是英国伦理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先驱,其成员为一批富有远见的维多利亚时代精英。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霭理士和萧伯纳相识于“新生命联谊会”,萧伯纳曾为霭理士的书遭起诉而写信辩护。

法国作家、诗人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上)、英国诗人西蒙斯(Arthur Symons,1865—1945)(左下)、霭理士(右下)。霭理士与文化界的诸多精英过从甚密。
女作家奥利弗·施莱纳是霭理士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霭理士读到施莱纳出版于1883年的小说《非洲农场的故事》后,决定写信给她,二人由此结识。
《霭理士传》的作者这样写道:“霭理士和奥利弗完全忠于彼此。他们一起去参加会议和演讲;他们在艺术画廊闲逛;在观剧结束后的深夜,他们会一起在大街上散步,高瘦的青年和矮矮胖胖的姑娘手拉着手,说个没完没了,无忧无虑。”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相同的观点。
尽管霭理士自称“多年来,与她结婚似乎是世界上我最渴望的一件事”,但施莱纳最终于1889年离开伦敦回到南非。两人保持着终生的密切通信,施莱纳甚至称霭理士是“我的另一个自我(My Other Self)”。

奥利弗·施莱纳(Olive Schreiner,1855—1920),南非作家,反战活动家。这张照片摄于1879年。施莱纳于1881年来到英国,出版了广受好评的小说《非洲农场的故事》,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南非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女性天才”。

伊迪丝(Edith Lees,1861—1916),英国作家,女权活动家,霭理士的妻子。这张照片摄于两人结婚前几个月。她是“新生命联谊会”成员,也是一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她热情健谈,总能很快赢得朋友的欣赏。
1887年,霭理士和伊迪丝在一次会议上见过面,相互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1890年,霭理士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新精神》。伊迪丝后来曾这样写道:“当我第一次读到《新精神》时,我就知道我爱写这本书的人。”两人于1890年8月再次相遇,并于1891年结婚。
霭理士这样描述他们的婚姻关系:“深情的同志情谊的结合”,“这种结合亦能够产生强烈的爱”。他很在意周边人对伊迪丝的态度,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不道破共识:霭理士择友的唯一门槛,就是看朋友待伊迪丝够不够好。
他在写给伊迪丝的信中说:“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撇开奥利弗不谈,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如此真挚地爱过任何人,那种爱似乎使一切成为可能和纯洁。”

霭理士与伊迪丝。两人一生没有孩子。
霭理士从倾慕兴登开始,走上治学研究之路。他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伟大博物学家一样,狂热投身于对宇宙、自然、社会奥义的探究,以其天才与勤奋,触碰一个又一个前沿领域,为打破宗教、道德和习俗对人类思想的禁锢而不懈努力,成为开启新时代曙光的人。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我成为了道义之海的探险者,精神之海的先锋……永不疲倦地追寻水域海平面以下的世界。”他一生出版了36部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此外,他还有多部译作,并主编有“戏剧丛书”“现代科学丛书”。

《新精神》(1890),英国版和美国版扉页。书中包括五篇文章,评论了狄德罗、海涅、惠特曼、易卜生及托尔斯泰,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内容。由于其中有大量关于“女性解放”的激进观念,坊间一度有传言说:《新精神》的作者是个女人。

《罪犯》(1890)及其中插图。霭理士在书中探讨了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是对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所开创的犯罪人类学的追随和补充。该插图为埃尔米拉教养院一名囚犯的头部四视图。

《男与女》(1894),英国版扉页和美国版封面。《男与女》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讨论了男女之间在第二性征上的差别的意义,是霭理士后来的“性心理学研究”的序曲,被认为是一部“篇幅虽小,意义重大”的杰作。

七大卷的皇皇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左侧为英文版,右侧为法文版)。第一辑《性的逆转》命运坎坷,先是于1896年在德国出版,后于189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结果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大惊恐,导致出版商被告上法庭。但这无法阻止它被译为多国文字,传播至世界各地。第二辑至第六辑,也没能在霭理士的祖国英国首次出版,而是陆续于1899—1909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在1909年的第六辑《性与社会》出版之时,霭理士抄写下这样的句子:“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1928年,霭理士又完成了第七辑的出版。这七大卷的鸿篇巨制是霭理士1933年出版的《性心理学》的基础。

《性心理学》英国 版(1933)、美国版、法文版。
《性心理学》是在七大卷《性心理学研究录》基础上写成的,从“性的生物学”“青年期的性冲动”“性的歧变与性爱的象征”“同性恋”“婚姻”“恋爱的艺术”等方面,对性心理的方方面面作了有深度的阐发和探究。这部作品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作者当初预想的“临床医生及医学生”,被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霭理士致力于“性的现代化”,其贡献可以类同于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

《性心理学》印地语版、尼泊尔语版。

《生命之舞》(1923)。霭理士的这本讨论“舞蹈的艺术”“思想的艺术”“写作的艺术”等主题的小书,出版两年内就印刷了十多次,风靡整个欧洲和美国,人们“为它的语言、深度和智慧深深着迷”。

霭理士63岁时出版的短篇小说《堪歌溪谷:一首澳大利亚田园诗》(1922)。这部小说以他自己在澳大利亚当老师的经历为原型而创作,被评论家誉为“最令人愉悦的丛林田园诗”。

《感谢霭理士》(1929)。书中收录了哈代写给霭理士的信和罗素等人所写的关于霭理士的文章。

霭理士和妻子合葬墓园中的纪念碑。1939年7月8日,霭理士在萨福克郡欣特海姆村过世。

位于伦敦兰贝斯区多佛大厦的霭理士故居及故居外墙的纪念牌匾。在纪念牌匾上,霭理士被称作“性的科学研究的先驱”。

霭理士漫画像。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维多利亚女王于1837年至1901年在位,统治时间长达63年7个月。在她统治期间,英国出现了科技、经济大繁荣,殖民地、财富大扩张,开启了英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代。该画像画于1859年。

维多利亚女王,摄于1882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于1861年过世,这让维多利亚悲痛欲绝。在接下来的近40年人生中,她只肯穿着黑色。

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
维多利亚女王较长时间的寡居,以及执政风格的强势,造就了一个以“性保守”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她朴素的意识里,性欲只能服从于生育,一切非生育目的的性欲都是色情,于是,她极力提倡女性贞洁,大肆取缔私娼与风月场所,试图扭转由财富激增带来的社会淫乱风气。

英国的从良妓女洗衣店(20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致力于从街头“夺回”“堕落妇女”并培训她们进入正当职业的机构在数量上出现爆炸式增长。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中充满了女性因背离道德期望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例子。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是一个例子。

英国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哈代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后来迷恋上文学写作,便改弦易张,先是写小说,后来专攻诗歌创作,作品凸显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悲剧色彩、宗教反叛。

美国电影《德伯家的苔丝》(1924)剧照。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1891)一举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霸主地位。乡下姑娘苔丝被诱惑、被玷污的悲惨宿命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意识与抗争勇气。哈代以小说副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公开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矫饰、伪善的社会道德。

《泰晤士河》。

改画后的《泰晤士河》。
法国画家天梭(James Tissot,1836—1902)的画作《泰晤士河》于1876 年在位于英国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展出时,观众震惊了,因为“其中人物的性道德有问题”,于是他改画了一幅,作为“一种纠正”。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1926—2004)说,这一时期,“英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内敛、礼貌、有秩序、温柔、拘谨和虚伪的民族之一”。

《被驱逐者》(1851)。英国画家雷德格里夫(Richard Red-grave,1804—1888)的画作。画面表现的是一名男性家长正将他的女儿和她的私生子赶出家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未婚生子被视为“不贞洁”“堕落”。法律规定她们必须为此“自负经济责任”,社会道德更视她们如洪水猛兽。
在禁欲主义弥漫的维多利亚时代,多数人恪守着保守、刻板的性观念。霭理士追随哈代对旧道德的反思与批判,而性学研究兼备叙事性与证据索微,横断于文学与医学之间,正好成为他二元思维的结合部。
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涉及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领域。他用毕生努力,帮助打开了公开讨论性的大门,从愚昧、恐惧中解放性,打通心理与哲理、文理与学理的藩篱。他热烈同情妇女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反对宗教、道德和习俗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被称赞为“最文明的英国人”。

《调情》(1904)。意大利画家尤金·布拉斯(Eugene de Blaas,1843—1931)作品。画面展现出两性关系的生机勃勃与健康之感。

电影《泰坦尼克号》(1998)剧照。剧中男女主人公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万千观众,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不再受到旧道德的束缚。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而我的梦想,就是与你白头而死。——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情人》

英国作家、诗人霍尔(Radclyffe Hall,1880—1943)(左),小说《孤寂深渊》(打字机稿)中的霭理士照片与手写序言(右)。
霍尔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她使用霭理士书中的术语,自称“性逆转”。她最著名的作品《孤寂深渊》(1928)具有明显的女同性恋主题,尽管没有露骨的色情内容,但它出版后在英国遭到了淫秽审判,被判令销毁所有副本。霭理士为这本书写作了序言。

霭理士的妻子伊迪丝(1914)。伊迪丝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她在和霭理士结婚后,仍和一些女性保持亲密关系。霭理士接受了这些“亲密的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情有可原”。他和伊迪丝的婚姻可以说是“实验性的”,是他进行性心理学探究的一把密钥。

1972年发生在伦敦的“同性恋解放阵线”游行。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美国节育活动家、性教育家、作家、护士。为了保护妇女健康,她提出和宣传“计划生育”和“避孕”的概念。因这些宣传违反了当时的美国法律,她遭到起诉,被迫于1914年逃到伦敦,结识霭理士,成为他的亲密战友。

1970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争取妇女解放的游行。

表现儿童性暴力的涂鸦画。霭理士提出,“性的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前任何时代为大”,“启蒙的责任……应归之于家庭”,而主持这过程的人应该是“一个贤明的母亲,一个在这方面不受传统忌讳拘束而光明坦白的母亲”。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主要针对异常性行为进行心理深描,致力于性动力学、性病态理论研究。霭理士与弗洛伊德保持着长期通信。霭理士发展的“自恋”等概念后来都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弗洛伊德写给一名同性恋者的母亲的亲笔信。信中说:“我从你的信中得知,你的儿子是同性恋……同性恋固然不是什么优点,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并非邪恶,并非堕落,不能归为病态……如果您不相信我,请阅读霭理士的书籍。”

俄狄浦斯(Oedipus)。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弑父恋母的悲剧英雄。弗洛伊德创造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术语,认为这是存在于人的无意识领域、由性本能驱动的愿望,体现为儿童时期对异性父母的依恋和对同性父母的敌视。性心理发展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基石。但支持俄狄浦斯情结的科学证据非常少。

希尔虚弗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德国医生、性学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性学家之一。他在柏林创立了性科学研究所(1919—1933),曾收藏了关于性的大量档案和图书,并提供教育服务和医疗咨询。他还号召成立了世界性改革同盟(1928—1933)。

位于柏林的希尔虚弗尔德纪念牌匾。

《性 学》杂 志1935年第一期封面。《性学》杂志于1933年至1983年间在纽约市出版,在高峰期的发行量高达20万份。

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美国性学家、生物学家。他于1947年创立了性研究所,现在称为金赛性、性别和生殖研究所。1948年和1953年,金赛分别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开启了一场社会意识和公众对人类性行为进行关注的革命。
关于性的话题,在今日之中国似乎已经不再忌讳,论及这一份除尘脱魅的启蒙之功,应该追溯到民国年间知识界的努力。可以说在民国年间的知识界,品读与译介霭理士是一种时髦。

潘光旦(1899—1967),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以及图书馆馆长等职。
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不仅忠实于原著,还忠实于主题,忠实于中国读者,译文中大量补入自己所作的中国本土调查与研究,使得这个话题愈发丰满,愈发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

西南联大时期的潘光旦与家人(1940)。在西南联大期间,自1939年11月13日至1941年11月27日,潘光旦用了两年有余的时间,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并说这是还了“二十年来记挂的一个愿”。

潘光旦(右二)与费孝通(左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是潘光旦的学生,他这样评说霭理士与潘光旦:“他(霭理士)尽了毕生之力,披荆斩棘,终于突破了传统的愚昧所设下的重重障碍,在西方奠定了人类两性之学的基础……接住这个火把,把它传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就是潘先生。”

潘光旦著《冯小青》(1927)及书中水彩插画《对镜》。潘光旦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因读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中的性心理发展理论,联想到明末奇女子冯小青,觉察她是“影恋”的绝佳例子,故写成论文《冯小青考》。后又扩展成《冯小青》一书。

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奈煞西施(Narcissus)。霭理士将“影恋”作为一种特殊的性心理,并将其源头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奈煞西施。奈煞西施因拒绝山林女神求爱致其死亡,司报复之神遂罚令奈煞西施爱上泉水中的自身倒影,奈煞西施日日对影哀叹,最后也不免憔悴而死。这和冯小青的故事颇为相似。

五代时前蜀司户参军黄崇嘏画像(清人绘)。黄崇嘏和花木兰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的典型,成为后世多种文学作品的主角。潘光旦在《性心理学》中“性美的戾换现象”一节中,举出包括此二人的多个例子,并认为她们属于女子性美戾换或迹近戾换的例子。

周作人(1885—1967),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周作人是民国时期性启蒙运动大幕后的推手,也是译介霭理士的主力。据统计,他论述或翻译、大量引用霭理士著作的文章多达66篇,其范围涵盖了霭理士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

张竞生(1888—1970)及其所编的《性史》(1926)。1925年,张竞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最后编为《性史》一书。后来又主编有“霭理士心理译丛”(新文化“性育小丛书”),约有20多种。
在著作中,霭理士曾这样说道:“我们的书可能会被烧毁,但在下一代,这些火焰会变成人类的灵魂。”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