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夏末，福建的海风裹着咸腥味，把服装厂宿舍的窗帘吹得猎猎作响。秋风伏在缝纫机前改一条旧裙子，银镯滑到腕骨，叮当磕在金属台面上。阿伟蹲在门口修自行车，听见这声音就知道她在紧张——每次见重要客户前，她总要改件衣裳。
“穿这个去夜市？”阿伟掸了掸工装裤上的油渍。
秋风把裙摆展开，靛蓝棉布上绣着细白的槐花：“上回你说老家的槐树开花了。”
阿伟的喉结动了动。他其实想说，石狮的槐花和北方不同，这里的香气混着海盐，像她腕间银镯磕碰出的颤音。
镇南头的夜市沿着防波堤铺开，灯泡串在桅杆上摇晃，照得海鲜摊的冰堆莹莹发亮。秋风蹲在贝壳摊前挑耳环，阿伟举着两串烤鱿鱼，看她的影子被拉长又缩短，最后停在一对珍珠耳钉前。
“这个像不像车间顶灯的光？”她侧过脸，耳垂在暖黄光晕下近乎透明。
阿伟突然咳嗽，铁板烧的油烟呛进肺里。等他缓过气，秋风已经付了钱，耳钉盒里躺着张字条：“送阿伟的止咳糖浆钱——摊主老林，永泰毒染料案受害者家属。”
他们坐在防波堤尽头分食四果汤。海雾漫上来，秋风的银镯蒙了层水汽，阿伟用袖口去擦，冰凉的金属贴着他虎口的茧。
“上个月我去诊所，”秋风突然开口，“张护士说你拿的药不对症。”
阿伟的勺子磕在碗沿。远处渔船鸣笛，惊起一群海鸟。
“普通止咳水而已。”他舀起碎冰里的红豆，甜腻的汁水渗进牙缝，“老毛病，入秋就好。”
秋风没再追问。她的脚踝蹭过阿伟的小腿，防波堤的裂缝里长出几丛咸草，挠得人心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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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时走了另一条路。老城区的巷子窄得像裤腰，晾衣绳上挂着咸鱼和婴孩的尿布。秋风数到第七棵槐树时停下，树皮上刻着歪扭的“1997”——那年他们帮女工讨回第一笔加班费。
“当时小芳躲在这哭，”她摸着刻痕，“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阿伟突然拽住她手腕。银镯卡在槐树疤节上，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把两人的影子钉成十字。
“如果……”他的拇指摩挲镯子内侧的新刻痕“2000.8.15”，“我是说如果，你爸再来找你……”
秋风用耳钉尖在树皮添了道竖线，“1997”变成了“2001”。远处传来货轮汽笛，像声悠长的叹息。
宿舍楼下的煎药摊飘着苦香。阿伟摸出皱巴巴的零钱，老婆婆却推开他的手：“秋姑娘预付了半年的。”
药渣在砂锅里咕嘟冒泡，浮起几片泛黄的枇杷叶。阿伟想起老家屋后的枇杷树，三哥咳血那年，他把青果子捣碎了敷在对方胸口，凉得像秋风的银镯。
二楼窗口忽然飘下张纸，秋风趴在窗沿笑：“接住就算你的！”
阿伟展开泛潮的纸，是他藏在床底的X光片，背面画着歪扭的小熊座——肺部的阴影被圈成小熊肚子，旁边标注：“此区域需要星星糖浆。”
他们在仓库清点工会物资时撞见满月大潮。海水漫进通风口，秋风赤脚踩在塑料箱上整理档案，脚踝溅了墨绿的藻。阿伟搬沙袋堵门，转身见她举着1996年的过敏儿童名单，纸页在咸风里翻飞如白鸟。
“小花上周来信了，”秋风突然说，“她考上了市重点高中。”
阿伟的咳嗽被潮声淹没。他摸到裤兜里的止咳糖浆瓶，铝盖上的齿痕像月相盈亏。
老街银匠铺的铜铃响了七声。秋风摘下镯子递进小窗：“师傅，加个刻痕。”
银匠在放大镜下眯起眼：“这‘2000.8.15’刻得够密了，姑娘要添什么？”
秋风望向对面药店。阿伟正弯腰捡滚落的药瓶，后颈凸起的骨节像未愈的旧伤。
“刻串数字吧，”她轻声说，“1993.4.12。”
那是他们初遇的日子。银屑簌簌落下，混着隔壁糕饼铺飘来的槐花蜜香，酿成一道隐秘的河。
快递员送来挂号信时，晚霞正烧红车间的玻璃窗。秋风用裁布刀划开信封，父亲的字迹像钢针扎进眼底：
“中秋回乡订婚，吴局长公子留学归来。若执迷不悟，断绝父女关系。”
信纸背面印着烫金请柬，新郎名字被晕开的水渍模糊。阿伟在门外咳嗽，每一声都像榔头砸在生锈的铁皮上。秋风把银镯转了半圈，新刻的“1993.4.12”转到内侧，凉凉地贴着脉搏。
当阿伟在月光下喝光最后一滴药汁时，秋风正对着请柬裁剪红布。剪刀咬合的声音像心跳，她在为某个未知的仪式缝制嫁衣，却不知要嫁给爱情还是命运。海雾漫过窗台，银镯在案头泛着冷光，新刻的日期正在旧疤痕上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