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大变局中的战略机遇

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及复杂影响，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持续升级的大国博弈和趋于深化的利益脱钩放大了中国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算法、先进材料、软件系统、标准体系、规则制定等环节被“卡脖子”的短板，暴露出科技原创力、产业链主导力、国际规则塑造力等方面的弱项；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产业链安全形势产生了倒逼作用，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上，政府和企业对强化产业链自主性、安全性形成共识、一致行动，加紧推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研发投入和产业化进程，自主品牌大型邮轮、燃气轮机等关键领域相继取得重大突破，不断在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产业变革潮流中形成新质生产力，筑牢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牢牢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强国

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数据资产规模、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技术和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逐步具备了发展优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为50.2万亿元，是2012年的4.6倍，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41.5%，数据产量为8.1 ZB，全球占比达10.5%，数字经济总规模和数据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大国。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凭借发掘平台经济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先发经验，深化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国际影响力。面向不断高涨的全球数字化大潮，中国企业要在先进智能硬件研发制造、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促使语音识别、经典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可视化等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及技术能力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释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推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交易、安全、公共治理、区域合作等国际议题讨论和规则体系构建，带动中国数字经济转向量质同增的新发展阶段。

强化产业优势，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提速为中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据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6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9.9%，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作为产业升级亮点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标志性进展，出口“新三样”是有效产业政策作用下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整体能力积淀与释放的结果，更是中国工业充沛活力和强劲韧性的集中体现。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有优势仍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一是在供给侧，近些年与“新三样”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备受资本追捧，各级政府纷纷将其确立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表现之下，2023年下半年以来，风光电、储能产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隐忧渐显。在供给侧，除了产能过剩的困扰外，行业发展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技术路线存在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可能性。从技术路线演进的客观规律出发，这种可能性反映出技术前沿和生产端对现行技术路线和主导产品性能仍有质疑。尽管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尝试掌控技术路线的主导权，但是现阶段高强度、大规模投资本身就可以视为在位企业锁定技术路线的策略。一方面，归根结底“新三样”的产业组织特征决定了其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尚不足以阻挡资本投向其他技术路线；另一方面，过早锁定现行技术路线则可能错失技术路线多样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异化优势，并产生大量沉没成本。二是在需求侧，目前已经具备规模效应、技术经济性大幅改善的风光发电、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等产品，虽然在各种补贴的加持下市场占有率快速攀升，却并未被消费者全面接受。此类产品的市场爆发期能否延续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更新、产品性能迭代以及消费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经过购置和使用初期性价比“爆棚”之后，产品性能的周期性变化将成为左右中国出口“新三样”的市场口碑和国际声誉的关键因素，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也是其持续创新能力和行业发展驾驭能力所要经受的真正考验；再从贸易环境和国际竞争来看，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手段附加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为代表的、以“强制国产化”为基调的“重/显”型产业政策，对一路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中国出口“新三样”巩固市场势力、保持领先地位构成了极大的风险。[1]

从历史趋势出发，历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能源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发展新能源潜力巨大。经过持续攻关和积累，我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已全球领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新能源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我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2]。尽管近期欧美国家针对电动汽车等产品的政策导向和企业布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调整，但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形成了兼具先发布局与后发优势的独特发展条件，领军企业也已初步掌控行业技术迭代的节奏。今后，要密切追踪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路线变化、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及政策体系演进态势，引导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做强优势产品、巩固提升产业链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资布局氢能、新型储能、下一代电池技术等能源革命新赛道，为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中国贡献。

增强战略能力，主导关键矿产产业链重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关键矿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国防军工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近年来，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刺激关键矿产需求急剧增加，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长期以来，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作用下，稀土等战略资源产业链构成主要受要素禀赋影响，形成了中国优势集中在产业链上中游、发达国家掌控下游高附加值材料环节的全球产业格局。由于关键矿产普遍具有需求弹性大的特征，供求关系不稳定，价格波动频繁，产业链竞争主要表现为定价权争夺。大国博弈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的不确定性，美西方国家相继更新关键矿产清单。为强化关键矿产领域战略合作，重塑供应链体系，2022年美国领导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建立“金属北约”式的新型国际矿产协调机制。美西方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布局显现出两条清晰的主线：技术“去资源化”与供应链“去风险化”，这两条主线都指向旨在降低关键矿产外部依赖的“去中国化”。一方面，关键矿产“去中国化”倾向加大了相关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但也将倒逼中国立足资源和产能优势，推动产业链深度延展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关键矿产品种较为齐全，储量丰富，在资源开采、冶炼分离及原材料加工制造环节拥有显著的产能和成本优势，是名副其实的关键矿产资源生产、消费、出口大国。基于这一禀赋条件，关键矿产也是能够输出大国竞争应对手段的重要领域。以往稀土等关键矿产的资源优势未能上升为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专利保护以及由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决定的国内原材料需求和应用状况。迈向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工业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大高端应用研发投入力度，带动工业原材料工艺技术、应用结构和附加值的全方位进步注入了内在动力。同时，相关领域产业链重构还为中国深度参与关键矿产领域全球治理，主导构建“以我为主”的战略资源产业链带来了新机遇，从而为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关键原材料安全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由关键矿产资源大国发展成为先进材料强国。

拓展新兴市场，推动中国工业化成果全球共享

过去300多年，工业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甚至未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在新型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牵引下，新工业革命呈现出世界范围内多源并发的空间响应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提速，势必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市场，新兴市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较大的结构转型潜力将为体系完整、主体丰富、技术适用、产能巨大、产品性价比高的中国工业扩大贸易投资、深化产能合作、整合战略资源、主导产业链布局带来重大机遇。近年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深耕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持续取得积极进展。据海关统计，2013—202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年均增速为8.8%，高出同期贸易整体年均增速3.8个百分点，双方不仅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2023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4.13万亿元人民币，东盟则连续多年保持中国中间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再从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的经贸关系看，RCEP实施两年来，区域贸易成本大幅降低，实际享惠效果显著增强。2023年，中国对东盟之外的RCEP其他成员合计进出口12.6万亿元人民币，相较协定生效前的水平增长了5.3%；而随着“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指数由2013年的100大幅上升至2022年的165.4。2023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为19.4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6.6%，规模和占比均达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可以预见，尽管面临诸多风险和障碍，且新兴经济体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对中国构成了竞争，但总体看，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将为中国企业充分发挥工业体系性优势，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建立清洁能源体系、输出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工业制成品、拓展跨境电商平台提供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进而通过中国工业化成果的全球共享，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强调的是，于变化的外部环境之中把握新机遇，政府应在信息畅通、多边合作、地缘关系塑造、国际规则倡导、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做到精准“有为”，更要充分相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和市场主体，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使其成为新赛道的参赛方、新市场的开拓者、推动工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

[1]也有观点认为，尽管产能过快扩张，但由于新建产能与“旧”产能之间存在技术代差，故而对新建产能的盈利能力影响并不大。实际上，在出口“新三样”等领域，目前中国企业对行业技术迭代的节奏已经具有较强的掌控力，加之国内市场巨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相关产业生态进化速度明显快于海外同行企业，这些核心能力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的负面作用，并带来更多海外订单。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0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