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的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1)

常洁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但在数字化过程中企业面临着许多挑战。企业要想实现数字化，就要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协作能力。尽管目前关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已有一定研究，但是仍缺乏对已有研究的综述整合，导致难以系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进行协作的机制。因此，本文整理分析了已有的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相关的85篇文献，从企业内、外部进行综述。首先，梳理企业内部影响协作的因素、协作过程和结果；其次，对企业外部不同协作机制进行综合述评，构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研究现状相关的理论整合框架；最后，指出未来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以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

作者简介：常洁（2000—），四川泸州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2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2022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显示，2021年测算的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GDP比重为45.0%，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和机遇。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通过数字化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目前企业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已有的组织内外部界限，在为跨边界协作创造更大机遇的同时（戚聿东等，2020），也给企业带来了信息过载和竞争加剧等负面影响（曹勇等，2023）。由此产生的核心问题是：在数字化革命带来的重大挑战下，企业如何实现资源整合，促使企业内外部通过协作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数字时代下，企业如何通过协作提高数字能力十分重要。虽然关于数字化的研究已十分丰富，并对数字化转型（龚雅娴，2022）、数字化创新（魏江等，2021）等进行了相关论述，但还没有相关论述系统阐述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进行进一步的综述，以便形成研究框架拓展理论和实践。

因此，本文总结了企业内外部数字化背景下协作的相关研究，通过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等网站上对“企业数字化”“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等相关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查找相关文献，从中筛选出企业内部有关不同层级和部门等利用数字化、企业外部通过数字机制等实现协作的文献，最终得到85篇文献，以便进一步分析和整合。本文首先通过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企业内外部数字化背景下协作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领导力行为、内部协作模式、开放悖论问题和数字化伦理问题进行了未来研究的展望；最后通过对已有的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厘清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的理论框架，剖析企业内外部协作的异同，明确企业内部不同部门、层级和企业外部不同主体如何实现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为未来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意义，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

二、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概念内涵及形式

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多个组织或个体间远程实时的同步协作（刘朝阳，2000）。与数字化背景下的协同、合作不同之处在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关注企业内外部部门、层级和各主体，而数字化背景下的协同、合作则强调企业外部通过数字技术打通各主体间战略机制等的协同和合作（李振东等，2022；孙国强等，2021）。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主要体现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层级中，以及企业外部不同主体的协作，企业内外部数字化对比如表1所示。

（一）相同点

1．影响因素和机制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和分析，本文发现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都能通过数字技术、领导力和平台化实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和平台化实现了组织内部各部门、各层级，以及组织外价值链中各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资源共享，进而提高了彼此间的协作效率。同样地，通过发挥领导职能作用，从认知到行为促使企业内外部进行协作，实现共同目标。

2．效果

已有研究分析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等手段的作用，企业中不同部门、企业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能够进行更好的分工协作和信息、知识共享，加强不同环节的数字化连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王冰等，2021）。目前，关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外部协作对组织韧性作用的研究还很少，但已有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协作能够连接不同部门和层级，提高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企业外部，主体也能通过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提高多样化资源耦合程度，增强企业组织韧性。

（二）不同点

1．主体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本文发现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在主体方面存在差异。在企业内部，协作主体是不同部门、层级，协作团队规模较小；而在企业外部，协作主体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学校、机构等，协作团队规模更大。

2．目标

企业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各部门间数字化下的协作主要服务于组织层面的最高目标，因而在协作过程中更注重不同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调，部门团队更容易为了企业的最大利益而退让。而在企业外部，不同利益相关者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最大利益，在协作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主体享受利益却不共享技术、信息等现象，产生“搭便车”行为（Carmelo, 2019）。因此，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并通过开放过程实现企业自身的创新性发展。

三、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相关研究现状

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存在数字化下的协作。在企业内部，利用数字化能够实现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和交互；在企业外部，数字化能够加强组织间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赢，实现协同共生。因此，本文综述了企业内部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与企业外部数字化下影响机制的协作模式。

（一）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协作

通过总结和整理，本文发现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涵盖了输入—过程—输出三个方面，因此，本文以IPO模型为基础，探讨其影响因素、协作过程和协作结果。

1．影响因素

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协作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数字技术、领导因素和平台化。

（1）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能够发挥不同作用，促进企业数字化下的协作。①沟通和信息交流。在数字化赋能下，数字技术能消除地理差异带来的时空障碍（Fjeldstad et al.，2012；欧阳桃花等，2023），促进员工间直接沟通和信息交流（池毛毛等，2020），促进流程快速流转（肖静华等，2021），促进跨职能和部门的协同与决策。②技术能力和服务。数字技术提升研发生产部门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增进不同部门的互动交流（韩先锋等，2019），实现数字技术下的知识获取、团队协作（于文浩等，2023）和资源共享（张骁等，2019）。③协同共生。陈春花等（2022）发现，数字技术能够进行无限连接从而促进组织内不同部门和组织外各企业的协同共生。

（2）领导因素

同时，数字化背景下的领导者也能提高企业协作能力。研究发现，具有数字化领导力的管理者能为企业内部协作发挥不同作用。①提供条件。领导者通过在企业内部为员工打造更加开放、创新的环境和授予领导权力（段柯，2020），为不同部门协作提供良好条件。②发挥数字技术作用。蔡聪裕（2021）发现，领导者能够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加强不同部门和人员的沟通，提高协作和决策效率。③统筹监督。Tim等（2019）发现，领导者需要统筹企业内部数字化情况，扩大跨学科团队职能作用的同时监督部门协作。

（3）平台化

此外，平台化也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①促进资源共享。平台化组织架构可以消除不同部门的数据隔阂，构建畅通的横向和纵向流程（陈一华等，2021），实现信息的及时性、高效性和便利性（孙新波等，2022），促进企业各部门之间在标准、产品等资源方面的共享（郭润萍等，2021），同时避免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带来的低效、浪费（魏江等，2021），提高了部门间协作效率。②加强分工。数字平台的应用能促进不同元组织的数字化分工，有利于实现不同团队的协作（李春利等，2021）。

2．协作过程

除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的影响因素外，还有研究探讨了协作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主要包括协作焦点和协作方式。

（1）协作焦点

一是以数字部门为中心。在数字化进程中，部分企业会成立数字化部门负责组织变革（欧阳桃花等，2012），并发挥其不同作用。①牵头作用。姬珅（2023）提出，企业需要设置数字化金融部门，引导其他部门进行数字化转型。②串联作用。各部门能通过数字部门进行连接，发挥该部门的作用（Fredrik et al.，2017），促进各部门协同（张帆，2022）。③资源共享。通过数字化部门的串联，不同部门能协调运营（钱雨等，2021），实现信息在组织层级和跨部门中的快速传播（陈冬梅等，2020）。④标准化。Urbinati等（2020）发现，数字化部门能标准化数字技术，其余部门通过该技术提高彼此的协作效率。

二是各部门分散职能。此外，部分企业还将数字化职能分散到各部门实现数字化。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产品和技术的实时反馈支持分布式但高度集成的协作模式（Porter et al.，2015），以往部门间界限更加模糊，需要采取完全连续的和迭代的方式实现协作（Brock et al.，2020；Dremel et al.，2017）。

已有研究对不同职能部门进行了探讨。李庭等（2023）发现，企业通过智慧财务管理共享体系将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联系起来，从而提升整体工作绩效。陈同扬等（2022）发现，通过人力资源数据可视化能将本部门的信息公开，让各部门了解其服务能力，进而给予支持。

（2）协作方式

一是垂直协作。除了数字化职能集中程度外，不少研究还探讨了企业内部协作方式。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协调不同层次人员（刘政等，2020），从而达到控制质量的目的（程莉雅等，2022）。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背景下的垂直协作。①经营管理模式角度。薛锐等（2022）发现，阿米巴模式通过对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重塑，增强部门和上下级间沟通有效性，提高沟通和协作效率。②生态系统角度。孙新波等（2022）发现，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中的生态系统会打破各层级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协作而获取生态优势。

二是水平协作。钱雨等（2021）发现，数字化背景下需要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传统“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与当前数字化情境不匹配，需要向水平模式转变，来消除组织中的层级阻碍和部门隔阂，促进部门的协作（戚聿东等，2020）。

3．协作结果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层级协作，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加强组织韧性。

（1）数字化转型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能够促使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的作用，企业不同部门能分工协作，有利于各环节相互连接（王春英等，2023）和跨部门资源整合，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此外，还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述。①过程视角。张培等（2021）发现，企业能利用数字感知、获取和转化三个方面能力的过渡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钱晶晶等，2021）。②战略演化视角。王冰等（2021）发现，企业从组织结构和权力的分离、调整，到组织内数字化创新，再到跨组织的外部协同，能提高组织内外部协作，实现数字化转型。

（2）数字化创新

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实现企业数字化创新。数字化转型克服地理分布、层级等带来的信息传递失真和困难问题，加强信息沟通和知识共享（杜勇等，2022），促进企业内部信息的更新，提高管理效率（付剑茹等，2022），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创新（花俊国等，2022）。此外，技术也会使企业数字化创新进程加快（鞠志萍，2006），在技术的支持下，业务与技术进行交互，进而促进创新。

（3）组织韧性

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不仅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还能强化组织韧性。单宇等（2021）发现，企业数字化将不同部门、层级连接起来，聚合组织间不同业务单元，整合关键数据和数字资产，筛选有价值的数据和匹配客户，提高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强化组织韧性（孟韬等，2023）。

（二）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外部协作

除了内部协作外，企业外部也存在不同主体的协作。由于现有文献并没有系统阐述不同主体协作的前因，本文综述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外部协作的不同中介机制以阐述其协作关系，主要包括平台、生态、领导、价值共创和协同共生五个机制。

1．平台机制

企业构建数字平台，能够促使高效协调机制的建立，减少双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规范协作行为（Falco et al.，2017），同时将与企业相关的价值主体纳入平台进行协作（彭本红等，2021），促使相关价值链主体相互联系（Rong et al.，2013；Wei et al.，2022），减少流通环节，提高各环节的协作质量和效率（Hilbolling et al.，2020），释放平台网络价值。此外，Boudreau（2010）发现，授予进入平台的权限和对平台本身加以控制，对创新有不同影响。

2．生态机制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平台化逐渐演变为生态化。Kalle等（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降低通信成本，整合资源，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将多边市场中各类主体纳入企业生态（Ron, 2017；Jacobides et al.，2018），通过开放和多元化的外部合作形式帮助研发，建立合作共赢的战略，促进开放式创新（Warner et al.，2019）。但是，Carmelo等（2019）发现，当平台系统成熟，且竞争加剧时，成员对满足用户需求的贡献存在更大的差异，进而导致部分企业的“搭便车”行为（Thomas, 2008），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技术也能够促进生态机制实现。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数字技术平台的形成（Vial, 2019），将企业价值链中的用户、其他企业联系起来（Hanelt et al.，2021；Murray et al.，2021），使企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转变为在开放环境中的互动伙伴关系（Yoo et al.，2010）。

3．领导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领导者能够将企业与外部各主体联系起来加强协作关系。例如，段柯（2020）认为，领导者需要在企业外部捕捉潜在的发展机会，并与企业价值链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潜在联系，形成外部网络关系（Dong et al.，2021），通过外部环境的不同节点向企业传递数字环境的信息，增加企业的数字资产。

4．价值共创机制

在数字经济驱动下，企业需要进行跨界并向外界获取资源（王琳等，2022），通过技术共享、股权投资等方式和多方面领先优势（李先军，2023），实现组织间的价值共创（张明超等，2021；彭正银等，2019）。已有研究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价值共创的作用。①运营管理框架角度。陈剑等（2020）认为，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垂直供应链结构和职能部门之间的界限被颠覆和打破，企业价值链中的各个主体能共同参与各个环节，实现价值共创。②模块化角度。郑帅等（2022）发现，通过模块化架构连接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主体，能够使主体间同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③战略角度。Hansen等（2015）发现，通过全渠道战略能集成来自企业上下游的信息和知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5．协同共生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协同共生机制也会实现企业外部协作。李振东等（2022）从协同创新角度探究了组织的发展逻辑，认为在数字化情境下需要将企业、用户、政府等机构进行战略交互，促使各方能够为共同愿景协作共生。相反地，赵红等（2004）发现，只有与同类企业个体共生才能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企业生存概率。

综上所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领导因素和平台化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层级之间的沟通交流，并表现出不同的协作焦点和协作方式，形成不同的协作结果；同时，通过平台、生态、领导、价值共创和协同共生机制加强不同企业之间的连接互通、资源共享，最终从内外部实现企业数字化，如图1所示。

四、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协作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关于企业数字化情境下领导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通过领导特质、行为实现数字化协作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缺失；第二，已有研究关注到企业会通过不同形式聚焦或分散数字职能来实现数字化协作，但并未探讨其形成原因、适用情境和作用效果；第三，已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存在开放悖论问题，但并未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第四，目前实践中存在一些数字化背景下的协作伦理问题，理论研究还未给予更多关注。可见，关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协作主题还有待更深一步的探讨，因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展望。

（一）领导力行为

关于数字化背景下的领导力行为研究较少，更多关注数字化情境下，领导者能够提供协作环境、发挥数字技术作用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姚小涛等，2022）。但是，对于领导者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未进行深入探讨。同时，领导者特质、行为也会影响团队间协作。目前，已有研究关注到数字化情境下可适用的悖论式领导（蔡文著等，2022），未来可以拓展不同的领导者（如共享型领导）、不同的领导行为（如变革行为、领导成员交换等）如何在企业数字化情境下促进协作。

（二）内部协作模式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会设立数字化部门或分散数字化职能促进各部门实现数字化（欧阳桃花等，2012），并探讨了其优势。但是，设立数字化部门可能导致数字化职能与其余部门的脱离，分散数字化职能也可能使各部门进度不一，难以实现总体数字化。现有研究并没有探讨哪种方式更有利于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协作，以及不同情境下是否需要采取不同的数字化实现形式，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开放悖论

企业通过平台和生态系统能够将企业价值链和生态中的各个相关利益主体纳入网络，通过信息、技术共享和资源耦合实现深度合作（Ron, 2017）。然而，开放式平台可能也会出现某些主体的“搭便车”行为（Carmelo et al.，2019）。但是，已有研究仅仅表明了企业开放平台会出现“双刃剑”问题，并没有探究如何在开放过程中避免信息、资源等过于共享带来的泄露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减缓企业开放系统导致的消极影响，提升企业间的信任度。

（四）数字化伦理

除了数字化带来的好处外，企业为了实现协作采取的“监控员工电脑”等行为也会给员工带来消极影响（于菲，2015）。但是，目前研究并没有提出有效办法保证企业员工、各部门和层级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协作的同时，减少技术带来的对员工隐私等侵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企业进行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从企业内外部进行协作。因此，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进行协作，以及如何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是本文进行研究综述的意义和初衷。

参考文献

［1］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250．

［2］曹勇，东志纯，陈炳轩，等．企业数字化边界跨越研究：现状、理论框架与展望［J/OL］．情报杂志，2023（8）：129-134．

［3］陈春花，朱丽，刘超，等．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1）：68-83．

［4］龚雅娴．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J］．产经评论，2022，13（1）：40-47．

［5］魏江，刘嘉玲，刘洋．新组织情境下创新战略理论新趋势和新问题［J］．管理世界，2021，37（7）：13，182-197．

［6］刘朝阳．数字化协作的时代［J］．互联网周刊，2000（35）：38．

［7］杨绪红，汪文忠，王晓舟，等．企业数字化管理的理论架构与实践［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98-101．

［8］许丕盛．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新挑战［J］．企业管理，2001（2）：84-85．

［9］毛荐其，刘娜，陈雷．技术共生机理研究：一个共生理论的解释框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7（6）：36-41．

［10］欧阳桃花，丁玲，郭瑞杰．组织边界跨越与IT能力的协同演化：海尔信息系统案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2，297（12）：128-140．

［11］池毛毛，叶丁菱，王俊晶，等．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3）：63-75．

［12］肖静华，吴小龙，谢康，等．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3）：161-179，225．

［13］韩先锋，宋文飞，李勃昕．互联网能成为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9，376（7）：119-136．

［14］于文浩，何佳绮，巩园园，等．工作场所学习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行动与变革路径［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35（2）：40-47．

［15］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319（10）：135-146．

［16］张骁，吴琴，余欣．互联网时代企业跨界颠覆式创新的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9，372（3）：156-174．

［17］段柯．数字时代领导力的维度特征与提升路径［J］．领导科学，2020，777（16）：60-62．

［18］姚小涛，亓晖，刘琳琳，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再认识与再出发［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3）：1-9．

［19］蔡聪裕．数字化转型期领导者的“无力感”表征、领导力诊断及其提升策略［J］．领导科学，2021，800（15）：55-59．

［20］陈一华，张振刚，黄璐．制造企业数字赋能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与路径［J］．管理学报，2021，18（5）：731-740．

［21］孙新波，马慧敏，何建笃，等．平台型企业价值创造机理及演化案例研究［J］．管理学报，2022，19（6）：801-810．

［22］郭润萍，韩梦圆，邵婷婷，等．生态视角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机会开发机理：基于海尔和苏宁的双案例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43（9）：43-67．

［23］李春利，高良谋，安岗．数字平台组织的本质及演进：基于分工视角［J］．产经评论，2021，12（6）：134-147．

［24］姬珅．数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力资源专业模式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23，741（13）：90-93．

［25］张帆．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商业经济，2022（6）：139-141．

［26］钱雨，孙新波．数字商业模式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案例研究［J］．管理评论，2021，33（11）：67-83．

［27］陈冬梅，王俐珍，陈安霓．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5）：20，220-236．

［28］李庭，刘广鹏，付佳枫，等．数字化转型下智慧财务管理共享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市场，2023，1144（9）：196-198．

［29］陈同扬，贺文静，李婉青．数字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与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辨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2）：130-136．

［30］欧阳桃花，曹鑫．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地位：基于数字化资源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6（2）：115-123．

［31］程莉雅，胡秀群．企业数字化发展驱动下的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22，337（6）：111-119．

［32］薛锐，袁隽．数字化赋能阿米巴经营管理体系探讨［J］．财务与会计，2022，667（19）：75-76．

［33］孙新波，李祎祯．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组织效能的视角［J］．企业经济，2022，41（11）：28-38．

［34］单宇，许晖，周连喜，等．数智赋能：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如何形成：基于林清轩转危为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3）：7，84-104．

［35］刘政，姚雨秀，张国胜，等．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J］．中国工业经济，2020，390（9）：156-174．

［36］王春英，陈宏民．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和路径研究：基于上海电气集团的案例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5）：43-49．

［37］张培，张苗苗．动态能力视角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基于步科公司的案例研究［J］．管理学季刊，2021，6（2）：79-100，149-150．

［38］钱晶晶，何筠．传统企业动态能力构建与数字化转型的机理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366（6）：135-143．

［39］王冰，毛基业．传统企业如何通过内部创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基于资源匹配的战略演化视角［J］．管理评论，2021，33（11）：43-53．

［40］杜勇，娄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及溢出效应［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254（5）：119-133．

［41］付剑茹，王可．企业数字化发展何以促进创新［J］．产业经济评论，2022，52（5）：51-69．

［42］花俊国，刘畅，朱迪．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南方金融，2022，551（7）：54-65．

［43］鞠志萍．信息化促进企业管理创新［J］．改革与战略，2006（3）：133-134．

［44］孟韬，李琦，赵非非，等．数字服务化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组织韧性视角［J］．科学决策，2023，307（2）：1-17．

［45］彭本红，黄倩倩，郑田．智能制造开放式创新平台战略异质性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双案例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0）：75-84．

［46］李先军．数字经济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模式与路径［J］．当代财经，2023，461（4）：3-14．

［47］王琳，陈志军，崔子钰．数字化转型下知识耦合如何重构组织边界：基于创业警觉的认知逻辑［J/OL］．南开管理评论，2022：1-17［2023-07-25］．https://www．doc88．com/p-41299280815410．html．

［48］张明超，孙新波，王永霞．数据赋能驱动精益生产创新内在机理的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3）：102-116．

［49］陈剑，黄朔，刘运辉．从赋能到使能：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运营管理［J］．管理世界，2020，36（2）：117-128，222．

［50］郑帅，王海军．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枢纽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模块化视角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22，43（11）：73-82．

［51］彭正银，黄晓芬，隋杰．跨组织联结网络、信息治理能力与创新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4）：187-198．

［52］李振东，张冬冬，朱子钦，等．数字化情境下的协同创新：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8）：47-65．

［53］赵红，陈绍愿，陈荣秋．生态智慧型企业共生体行为方式及其共生经济效益［J］．中国管理科学，2004（6）：131-137．

［54］蔡文著，周南．悖论式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J］．当代财经，2022，454（9）：87-99．

［55］于菲．工作场所电子监控与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J］．商，2015（4）：215．

［56］孙国强，李腾．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网络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1）：128-145．

［57］ADNER R. Ecosystem as structure: 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3 (1): 39-58.

［58］BOUDREAU K. Open platform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 granting access vs. devolving control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56 (10): 1849-1872.

［59］BROCK K, DEN OUDEN E, LANGERAK F, et al. Front end transfers of digital innovations in a hybrid agile-stage-gate setting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0, 37 (6): 506-527.

［60］CENNAMO C, SANTALÓ J. Generativity tension and value creation in platform ecosystem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9, 30 (3): 617-641.

［61］DONG J Q, GÖTZ S J. Project leaders as boundary spanner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21, 31 (5): 672-694.

［62］DREMEL C, WULF J, HERTERICH M M, et al. How AUDI AG established big data analytics in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2017, 16 (2): 81-100.

［63］EISENMANN T R. Managing proprietary and shared platforms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08, 50 (4): 31-53.

［64］ESPOSITO DE FALCO S, RENZI A, ORLANDO B, et al.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digital platforms [J]. Production planning & control, 2017, 28 (16): 1344-1353.

［65］FJELDSTAD Ø D, SNOW C C, MILES R E, et al.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ab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3 (6): 734-750.

［66］FOUNTAINE T, MCCARTHY B, SALEH T. Building the AI-powered organiz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9, 97 (4): 62-73.

［67］GREGORY VIAL.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8 (2): 118-144.

［68］HANELT A, BOHNSACK R, MARZ D,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1, 58 (5): 1159-1197.

［69］HANSEN R, SIA S K. Hummel'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omnichannel retailing: key lessons learned [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2015, 14 (2): 1-2.

［70］HILBOLLING S, BERENDS H, DEKEN F, et al. Complementors as connectors: managing open innovation around digital product platforms [J]. R & d management, 2020, 50 (1): 18-30.

［71］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 (8): 2255-2276.

［72］KE RONG, YONG LIN, YONGJIANG SHI, et al. Linking business ecosystem lifecycle with platform strategy: a triple view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organis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3, 62 (1): 75-94.

［73］LI L, SU F, ZHANG W,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SME entrepreneurs: a capability perspective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8, 28 (6): 1129-1157.

［74］LYYTINEN K, YOO Y, BOLAND JR R J.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within four classe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6, 26 (1): 47-75.

［75］MURRAY A, KUBAN S, JOSEFY M, et al. Contracting in the smart era: the implications of blockchain and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for contrac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35 (4): 622-641.

［76］NYLÉN D, HOLMSTRÖM J. Digital innovation strategy: a framework for diagnosing and improving digital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J]. Business horizons, 2015, 58 (1): 57-67.

［77］PORTER M E, HEPPELMANN J E. How smart, 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anie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5, 93 (10): 96-114.

［78］SINGH A, HESS T. How chief digital officer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companies [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2017, 16 (1): 1-17.

［79］SMITH P, BERETTA M. The gordian knot of practi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ping with emergent paradoxes in ambidextrous organizing structures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1, 38 (1): 166-191.

［80］SVAHN F, MATHIASSEN L, LINDGREN R. Embrac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incumbent firms [J]. MIS quarterly, 2017, 41 (1): 239-254.

［81］URBINATI A, CHIARONI D, CHIESA V, et al.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open innovation processes: an exploratory multiple case study analysis [J]. R & D management, 2020, 50 (1): 136-160.

［82］WARNER K S R, WÄ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 (3): 326-349.

［83］WEI R, VIZE R, GEIGER S. Boundary resource interactions in solution networks [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22, 56 (2): 532-561.

［84］YOO Y, HENFRIDSSON O, LYYTINEN K. Research commentary—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 21 (4): 72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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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蒿坡、谭乐老师共同指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