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产品质量是一个比较抽象且复杂的概念，在实际数据中难以直接观测，因此产品质量的测度及量化本就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更进一步地，如何界定并评价产品质量的动态演变，就更为棘手。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了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就企业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而言，亦是如此。而现有理论研究忽略了产品质量在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变规律，不加区分地使用产品质量提升(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和产品质量升级(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表示产品质量水平的正向发展变化，且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的主流文献将产品质量等同于产品质量提升，部分文献将产品质量的增速等动态变化指标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还有一些文献将ISO 9000质量认证作为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衡量指标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学者们在实证研究结果上的差异。产生这些不同看法的原因在于缺乏对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缺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在理解产品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阐释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和区别，构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并借鉴Crozet等(2012)和2017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关于产品质量等级划分的思路，构建微观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并界定产品质量升级的三大层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在此基础上，Hallak和Sivadasan(2009，2013)、Kugler和Verhoogen(2012)等将产品质量引入Melitz(2003)模型，拓展了企业异质性的来源。然而Melitz(2003)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都是基于CES效用函数，即认为成本加成(Markups)是外生不变的，但这一假设与现实不符。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利用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中，拓展了产品质量提升的源泉，分别探究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三，现有研究在探讨工资溢价的影响因素时，侧重从出口产品“量”的角度切入研究其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较少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研究工资溢价等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也会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Helpman等(2010)的模型(简称HIR模型)，拓展了企业工资溢价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从理论上阐释了开放经济下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第一，本研究在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和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本研究自行搜集整理的中国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数据库合并匹配后的124332家出口企业的417072个观测值，通过整体和分组统计研究，全面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和升级层次，并为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提出了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出口规模的增长反映了企业出口经营绩效的改善(李坤望等，2015；耿晔强、史瑞祯，2018)，其不仅意味着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也是出口企业获取贸易利得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近年来，受新冠疫情、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规模在供需两端同步走低，为此，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5月发布了《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高度重视做好稳外贸工作，要在支持企业保订单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从整体上和不同类别企业，全面考察了企业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及不同地区企业做了拓展分析。本研究有助于考察出口产品“质”的变化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并为扩大企业出口规模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成本加成(Markups)反映了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是衡量出口企业真实贸易利得的重要指标。但由于“入世”后大量低效率企业涌入出口市场，以及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府补贴等原因，中国出口企业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盛丹、王永进，2012；钱学峰等，2015；黄先海等，2016)，中国作为“出口大国”所获的真实贸易利得并不高。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从整体上和不同类别企业，全面考察了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变动情况。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不同要素密集度及不同地区企业做了拓展分析。最后，本研究还通过产品价格机制和边际成本机制，进一步检验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有助于考察出口产品“质”的变化所产生的贸易利得效应，并为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四，工资水平越高，意味着劳动者的购买力水平和幸福感就越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探究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之后，本研究进一步思考，出口企业的劳动者能否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受益，分享企业的贸易利得，提高工资水平？以往对工资溢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那么，中国的出口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着工资溢价？产品质量提升是否提高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别对样本期内的出口企业人均工资水平、出口企业人均工资与所在行业平均工资之比进行描述分析，全面考察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其次，考虑到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不同，本研究分别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层次的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针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出口密集度及不同地区企业做了进一步拓展分析。最后，本研究还通过技能结构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进一步检验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有助于考察出口产品“质”的变化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并为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等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