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2102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1]。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2.07万亿元，同比增长7.7%，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3]。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已由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然而，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俄乌冲突的爆发等，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给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如何更好地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使中国由“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跃进？如何实现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产品质量提升是根本出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微观企业是产品质量提升的主体，那么中国工业企业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从量变的角度来看，提升到了何种程度？又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升级，从质变的角度来看，升级到何种层次等级？在不同类别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上述这些问题，鲜有学者作出探讨和解答。更进一步地，如果中国工业企业实现了一定的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又会产生哪些微观经济效应？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把产品质量提升作为“果”，探究了企业创新、制度质量、贸易自由化、企业上市等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但却较少关注产品质量提升作为“因”所带来的经济成果(余淼杰，2018)。

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关乎两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既是产品质量提升的主体，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因此，出口企业首先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出口增长效应(扩大了出口规模)？其次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提高了贸易利得(提高了成本加成)？第二类主体是劳动者，劳动者既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又是要素报酬的获得者。那么，劳动者是否能够从出口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受益，分享企业的贸易利得？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的微观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沿着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考察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探究出口产品“质”的变化对微观企业和劳动者的福利影响。

本研究首先从产品质量动态演变的量变质变规律着手，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和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现状。其次，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与工资溢价效应，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微观理论模型框架，探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最后，利用微观出口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考察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演变状况，为全面了解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与工资溢价效应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