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兴起，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和低廉土地等优势逐渐减弱，经济贸易下行压力增大。如何更好地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产品质量提升是根本出路。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一直被视为是一个国家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的工业企业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提升，从量变的角度来看，提升到了何种程度？又是否实现了产品质量升级，从质变的角度来看，升级到何种层次等级？上述这些问题，鲜有学者作出探讨和解答。

更进一步地，较少学者关注产品质量提升作为“因”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从微观层面来看，产品质量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关乎两类主体：第一类主体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既是产品质量提升的主体，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因此，其首要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出口增长效应(扩大了出口规模)？其次关注的是产品质量提升是否进一步提高了贸易利得(提高了成本加成)？第二类主体是劳动者，劳动者既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又是要素报酬的获得者。因此，劳动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是能否从出口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受益，分享企业的贸易利得？产品质量提升是否产生了工资溢价效应(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以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沿着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为理解产品质量提升给微观主体带来的经济效应提供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产品质量提升的评价体系研究。界定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提出产品质量提升的测度指标，设计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划分产品质量升级的三大层次，探讨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2)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与贸易利得效应理论研究。利用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纳入企业异质性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3)产品质量提升的工资溢价效应理论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理论模型中，构建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影响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4)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状况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和分组分析，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规模、成本加成和工资水平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5)产品质量提升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与工资溢价效应实证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从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企业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同时进行相关影响机制检验。(6)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实现产品质量升级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产品质量升级层次在不断提高；但在不同类别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水平高于其他企业。大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升级水平高于中小微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西部地区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水平高于东中部地区企业。(2)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均对企业的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出口增长效应。其中，产品质量提升对私营企业、微型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而产品质量升级对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高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规模的正向影响程度依次高于低层次、中层次产品质量升级。(3)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均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贸易利得提高效应。其中，产品质量提升对国有企业、低出口密集度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成本加成均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对其他类别企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品质量升级则是对中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成本加成未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低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成本加成的正向影响依次强于中层次、高层次产品质量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的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从而对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产生影响。(4)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均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生了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其中，产品质量提升对国有企业、中高出口密集度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但对其他类别企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质量升级对国有企业、低出口密集度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强。中层次、高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低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通过提升出口企业的技能结构和利润水平，从而促进了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

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本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拓展：

第一，界定了产品质量提升的内涵，构建了产品质量提升的评价体系。现有相关研究很少涉及产品质量提升的内涵，没有厘清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联系与区别，没有涉及产品质量提升的评价指标体系，导致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界定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的评价指标，划分了产品质量升级的三大层次，探讨了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第二，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及贸易利得效应，系统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现有相关文献注重研究单重异质性(如生产率异质性、产品质量异质性)对出口的影响，很少涉及多重异质性对出口的影响，没有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的影响。本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异质性和成本加成异质性同时纳入异质性微观企业分析框架，构建了微观出口企业层面的理论模型，系统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和成本加成的影响机理。

第三，从理论上阐释了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系统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现有相关文献在探讨企业出口与工资溢价的关系时，侧重从出口产品“量”的角度分析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较少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研究工资溢价等收入分配问题，忽视了产品质量提升也会对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将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纳入微观企业工资决定理论模型中，拓展了企业工资溢价的微观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机理。

第四，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沿着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出口增长效应—贸易利得效应—工资溢价效应的脉络，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研究结论。现有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产品质量提升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即使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也只是把静态的产品质量指标作为动态的产品质量提升的衡量指标，没有涉及产品质量升级对微观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构建计量模型，利用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升级(及不同层次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出口规模、成本加成与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别的企业进行分组分析，同时也进行了相关影响机制检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