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且成长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度量，中国的GDP为2943亿美元，同期日本的GDP为27839亿美元，美国的GDP为63437亿美元，中国的经济体量仅相当于日本的10.57%、美国的4.64%；到2017年，中国的GDP为101610亿美元，日本为61563亿美元，美国为173050亿美元，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1.65倍、美国的58.72%。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1.12%，到2017年，中国GDP已经达到世界GDP的12.69%（见图1-1）。

伴随着GDP的增长，中国人均GDP也大幅提升（见图1-2）。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度量，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08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7329美元，增长近23倍。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人均GDP也得到大幅提高，但是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7年，中国人均GDP仅占日本人均GDP 48557美元的15.09%、美国人均GDP 53129美元的13.79%；甚至比世界10636美元的人均GDP要低3307美元。而且，“未富先老”也成为横亘在当前中国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及7%）就表明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2016年年底，在中国13.83亿人口中，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6.7%、10.85%。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依旧道阻且长。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但同时面临越来越多的增长约束。根据图1-3，1978—2011年，除个别年份经济增长受到不确定性特殊因素影响外，中国经济增长率均保持在8%以上，即便个别年份GDP增长率低于8%，短期内经济也能够恢复到8%以上的高速增长水平。但是，从2012年开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持续性下行表明，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基本告别了过去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也基本告别了以高要素投入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同时，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优势正在减弱，具体表现为与美国GDP增长率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在这一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提出，旨在推动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此，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企业作为供给端的微观主体和基本单元，有效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供给质量的根源（黄群慧，2016）。解决资本和金融市场结构性扭曲，扫除企业在制度和体制上面临的金融市场制度性歧视，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服务能力，就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刘伟，2016）。金融活动广泛存在于现代国民经济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日益显著的推动作用已成为当前共识（张成思、刘贯春，2016）。中国金融规模逐年上升，金融机构的年末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115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1641044亿元，上升了约1420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20%；金融机构的年末贷款余额从1978年的1890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1201321亿元，上升了约635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00%。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逐年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83%提高到2017年的344%，年均增长率高达100%（见图1-4）。

在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同时，金融市场扭曲对微观企业的成长约束也越发显著。根据图1-5，在1998—2013年的样本期内，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本使用成本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平均资本使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呈“U”形变化态势。而且，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本使用成本在各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差异，而国有企业与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无明显差异。在样本期内，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最高，平均为4.95%；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平均资本使用成本分别为2.04%、1.99%；民营企业的平均资本使用成本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具体地，民营企业平均资本使用成本最低为2004年的2.92%，最高为2013年的8.56%；国有企业资本使用成本最低为2004年的1.32%，最高为2012年的3.10%；外资及港澳台企业资本使用成本最低为2004年的1.13%，最高为2012年的4.77%。在样本期内，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普遍是国有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的2～3倍。资本使用成本在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凸显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初步表明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存在资本配置不当的问题。

中国的资本使用成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自身的资本生产率低于国有企业与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造成银行只将较少贷款分配给民营企业，从而表现为民营企业较高的资本使用成本，这种情况属于资本市场正常的资本分配活动。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本书参考Banerjee等（2003）和简泽等（2018）的方法，把产出资本比Y/K作为企业资本生产率的度量指标，并绘制折线图。根据图1-6，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资本生产率都表现出逐年提高的走势，而且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点；其中，民营企业的平均资本生产率最高为18.88元/元，即每1元的资本投入会带来18.88元的产出；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次之，平均资本生产率分别为18.18元/元和9.33元/元；平均而言，民营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是国有企业的2.02倍。虽然民营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在2011年以后表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民营企业的资本生产率仍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最高，其资本使用成本也最高；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资本生产率较高，其资本使用成本也较高；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最低，但其却拥有着最低的资本使用成本。这样就会导致拥有较高资本使用成本的民营企业势必存在资本要素投入不足的问题；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势必存在资本要素投入严重过量的问题；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资本要素投入稍微过量的问题。

在各所有制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除本身具有差异性以外，在不同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图1-7展示了1998—2013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的以标准差衡量的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可以发现，在样本期内，民营企业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最大，其次是外资及港澳台企业，而国有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最小。从各所有制内企业资本使用成本标准差的走势来看，三条曲线均表现出先平稳再上升的趋势。1998—2007年，各所有制内企业之间的资本使用成本离散程度较平稳；在2008年以后，各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的差异性逐步上升。在数值上，国有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0.0649上升到2013年的0.2352，离散程度提高了2.6237倍；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0.0931上升到2013年的0.2875，提高了2.0872倍；民营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0.1373上升到2013年的0.4698，提高了2.4224倍。结合图1-5可知，2008年以后，不仅民营企业整体与国有企业整体、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整体的平均资本使用成本的差异逐步拉大；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各企业之间，资本使用成本的离散程度也在进一步增大。结论表明，资本使用成本的差异性不仅存在于所有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所有制的不同企业之间。

类似地，除去资本生产率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以外，资本生产率在不同所有制内部的企业间也存在着差异。图1-8展示了1998—2013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以标准差度量的资本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可以发现，样本期内，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的各企业之间资本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均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对比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多地表现出平稳上升的走势，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更多地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并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差异性更大。在托数值上，国有企业之间资本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44.1023上升到2013年的126.8101，离散程度提高了1.8754倍；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之间资本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71.0002上升到2013年的157.4659，提高了1.2178倍；民营企业之间资本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从1998年的74.1631上升到2013年的129.4018，提高了0.7448倍。结合图1-6可知，在样本期内，不仅整体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平均资本生产率的差异拉大，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各企业之间，资本生产率的差异性也在逐年增高。结论表明，资本生产率的差异性不仅存在于所有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所有制内的企业之间。

一系列的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微观工业企业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错配问题。一方面，资本生产率最高的民营企业，面临最高的资本使用成本；而资本生产率最低的国有企业，面临最低的资本使用成本；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处于中间状况。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可能也存在进一步的资本错配，即可能资本生产率较低的民营企业比资本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由于政企关系等原因，会面临较高的资本使用成本，而不得不选择投入较少的资本；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内部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资本错配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简泽等，2018）。目前，资本错配引发的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损失问题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Hsieh and Klenow，2009；姚毓春等，2014；Song and Wu，2015；Dai and Cheng，2018）。另外，已有研究对资本错配形成原因的关注也较多，比如，金融抑制会产生资本错配（Buera et al.，2011），而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缓解资本错配（Benhima，2013；Marconi and Upper，2017）。金融市场在运行中产生的金融摩擦会引发资本错配（Gilchrist et al.，2013；Uras，2014）等。针对中国的资本错配成因，现有研究认为，政策制度扭曲、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国有企业等因素是造成中国企业资本错配的主要原因（Hsieh and Klenow，2009；Dai and Cheng，2018；David and Venkateswaran，2018），而金融摩擦对资本错配的贡献程度很少（Wu，2018）。除去资本错配会带来加总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以及资本错配的成因研究以外，鲜有文献指出资本错配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更没有文献探索资本错配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情况。直观地思考，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配置对企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资本要素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的决定性资源，资本错配会扭曲资本要素在各企业之间的配置情况，进而影响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并进一步地导致企业经营行为与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行为的背离，产生企业扭曲；企业作为供给端的微观组成部分，其行为的扭曲不仅会影响企业成长、降低企业竞争力，还会对供给端造成影响，引起供给质量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微观企业的竞争力，即提高企业生产、交换、分配、投资等组织活动的能力。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出口乏力、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本书选择产能行为、企业出口、企业规模、企业进入退出等具体行为进行分析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微观企业数据，深入探讨资本错配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对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