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园区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表明，“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时代”[18]。我国高新技术园区依托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带动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园区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总体上看，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园区社会，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对园区社会结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在反思性探索中，对园区社会的未来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动做出前瞻性的研究。

一、园区社会文明与科学发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与发展始终是相互促进、结伴而行的。在我国园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园区社会的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又以一定的社会文明为基础，因此，在园区社会的文明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文明社会的到来离不开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探索什么是发展、什么是文明发展、我们应如何发展等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由此可以概括出这样一种思想：相对于园区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而言，所谓的文明与发展，实质上是以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推动园区社会的文明发展的问题。

从文明发展的存在形态分析，园区社会文明是建立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现实形态。从园区社会发展层面上看，我国园区社会文明主要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所组成，其中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方式，在改造世界中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及其所体现的物质文明，是园区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基础；以知识创新和创新文化的发展方式，为人们提供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体现的精神文明，是园区社会文明发展的精神食粮；以制度创新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和生活精神所体现的政治文明，是园区社会文明发展的政治保证；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并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的科学发展方式，通过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体现的生态文明，是园区社会文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上述分析表明，园区社会文明及其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们都以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为共同尺度，因而可以从园区社会的文明程度判断其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从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分析，当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之后，机器大工业的崛起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由于经济的无节制发展、社会的欠协调运作、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环境的肆虐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园区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园区社会的现代文明，必须彻底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推动园区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换，使园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真正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为此，一方面要为园区社会工业文明注入科学发展新的内涵。坚持科学发展，就必须在理论共识上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关于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么发展的价值理念，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把园区建设的各项事业建立在科学与经济、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把园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园区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形态的转变。生态文明是针对工业文明存在的弊端，以满足“生态人”需要和全面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其核心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在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范围内，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牢固基础之上”[19]。建设园区社会的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举措，它需要在全社会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文明格局，加快发展以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的循环经济，形成经济健康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和谐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园区社会文明的发展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人类产生和创造了文明社会，但同时把自身推向了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之中。对我国园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代价、所得与所失，需要不断在理性反思中谋求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良策和新的发展契机。在发展中创造园区社会新的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是观念要先行。从文明的科学发展理念出发，在有关如何发展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上既要注重园区高科技产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关注园区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既要注重园区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进程，又要关注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结果；既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又要关注人与社会发展的和谐。所以，在园区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推动文明社会的进步，而文明社会的进步反过来又有助于在社会良性互动基础上的科学发展。

二、园区社会发展与良性运行

我国高新技术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和国内如何应对社会转型、迟发展双重效应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初创时期的实践探索到今天进入比较规范的全面发展，为我们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园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其中，在对园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研究上，社会运行论所关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因为关于如何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所关注的是园区社会运行的生成条件和社会基础、高科技产业化对社会良性发展的作用和动力机制，以及持续推进园区可持续发展和探索有效途径等一系列发展问题。

社会运行是衡量社会发展总体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性概念，它的提出，既与国内外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实社会发展的理论反思相联系，郑杭生教授把这个既有中国发展特点，又没有离开社会学的传统和潮流的观点，称为社会运行论。这里的“传统”，是指从孔德开始到现在的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学的定义都没有离开“秩序和进步”“结构和过程”“运行和发展”这三个方面；所谓“潮流”，是指世界性社会学的综合性倾向。[20]社会运行论所提供的这一理论视角，为我们从理论取向上深入研究园区社会发展与运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我们从经验取向上正确把握社会发展与运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从郑杭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三分法出发，可以把园区的社会发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良性运行所对应的协调发展，二是中性运行所对应的模糊发展，三是恶性运行所对应的畸形发展。园区社会在初创时期“一次创业”阶段，由于借鉴了国外园区建设以及国内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基本上可以把这一阶段的园区社会发展看作中性运行状态。进入21世纪，当我国园区跨入“二次创业”发展阶段之后，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园区社会发展和各项事业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因而可以把这一阶段园区社会发展看作促进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变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实现园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可能存在着多种途径，但根据国内外园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坚持改革、创新、发展，无疑是促进园区社会由中性运行走向良性运行和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坚持改革，就是在园区社会建构中清除一切传统体制和结构性残余，为促进园区社会协调发展扫平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创新，就是在园区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首创精神，进而带动园区社会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环境；坚持发展，就是在科学发展的引导下，通过协调园区社会各项事业和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园区社会的科学发展。

根据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对应关系，实现园区社会的良性运行，关键是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使发展具有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就园区社会运行的条件而言，一是与园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形成以创新人才为核心的人才基地和以高科技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结构合理的人口模式；二是依托自主创新以高科技产业化、商品化、国际化的方式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实现园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是持续推进园区社会民主法制进程，加快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四是创新园区文化，为园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精神动力；五是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园区。在此基础上，统筹园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通过不断促进园区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回应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社会转型、迟发展双重效应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在谋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园区社会的良性运行，是一个持续的长期发展过程，为此，需要从园区社会自身特点出发，逐步建立实现良性运行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可以理解为社会运行“带规律性的模式”[21]，而对于园区社会，我们可以把社会运行机制看作在社会结构和功能行为上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具有规律性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和。对园区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带规律性的作用模式，为在实践中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建立相应的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机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三、园区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22]由此表明，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同时亦表明，在人与社会发展中，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是正相参照关系，即真正的社会进步意味着社会日趋走向和谐，社会和谐在本质上体现着社会进步。因为判断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最根本的尺度是人的发展及社会和谐所达到的程度，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所以，无论是促进园区社会进步，还是增进园区社会和谐，都必须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总体水平的提高。

在园区社会发展中，推动园区社会进步是以科技进步为前导的，这不仅是因为“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3]，还在于园区社会本身就是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从世界性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经验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各国先后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战略。上述原因决定了园区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首先要立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通过加快科技事业发展，为园区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提供持久的动力。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重要意义，在于依托科技进步带动园区社会进步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它需要在园区建设中，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战略主线，集聚各种创新资源，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到园区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科技服务经济的发展方针，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快科教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坚持高科技产业化的目标指向，依托高科技产业集群，为园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精神动力的作用。需要在园区社会发展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促使全社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改革与发展，为加快推进园区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扫平思想障碍；大力倡导创新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推进园区社会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大力培育科技意识，全面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为园区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

根据国内外经验，如果说以科技进步带动社会发展，是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一条成功经验，那么以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总结本土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社会进步视角来思考园区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一是从二者互动关系上看，园区社会和谐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它不仅体现在是以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发展为基础，还体现在以和谐发展的方式整合园区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及各种群体利益关系的协调上。二是园区社会进步的全部意义在于，努力使园区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从可能变为现实。而促进园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自身及其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三是促进社会和谐是保障园区社会得以进步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以一定的代价来开辟道路的，促进园区社会和谐，有利于把这种代价控制在合理的“度”内，以避免因代价过大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2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当前，构建园区和谐社会，首先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中关于对改革、创新和发展的许多思考和认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有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加以解决，还有一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需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逐步加以消除，所有这些都集中反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基于这种理解，从园区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出发，促进园区社会和谐，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把构建园区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落实到园区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其次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构建园区和谐社会，涉及园区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与园区社会生活和各种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要把它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整体上思考，做出系统安排；另一方面，要从重点、难点上切入，着力解决好园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就需要从园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找准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逐步加以解决。最后要深化改革、制度保障。园区和谐社会建设既要从上——“大社会”层面思考和谐社会发展问题，又要从下——“小政府”层面思考人的和谐发展问题；既要立足当前，解决影响园区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为保障园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长远的制度安排。为此，在园区现代化建设中，要进一步深化各项事业的改革，从园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加强制度建设，为全面促进园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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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科技统计报告》，2009年第16期，http：//www.most.gov.cn/kjtj/tjbg/200912/P020091217470969007481.pdf。

[3]沈强：《关于园区经济的社会学思考》，《桂海论丛》，2004年11月增刊。

[4]周长城、吴淑凤：《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沈强：《关于园区经济的社会学思考》，《桂海论丛》，2004年11月增刊。

[6]社会资本依据关系强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弱关系资本和强关系资本。弱关系命题是格兰诺维特最早提出的，他通过对求职者的分析发现，是熟人而不是朋友和亲属关系在找工作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强关系命题与弱关系相对，该命题认为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在人们的资源获取中具有重要功能。

[7]沈强：《关于园区经济的社会学思考》，《桂海论丛》，2004年11月增刊。

[8]郑杭生：《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331页。

[9]魏行进：《民主才是最大程度的集中》，《南方农村》，2009年第4期。

[10]孙柏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语境、分歧与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12]［法］路易·多洛：《个人文化和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3]潘云鹤：《大学应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5日。

[14]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5]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日报》，2006年1月11日。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891年版，第44页。

[17]刘尚希：《民生要义是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

[18]沈杰：《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9]张兵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人”理论思考》，《半日谈》，2010年第2期。

[20]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发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9页。

[22]胡锦涛：《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7年第1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24]陈宏滨、赵锦辉：《从社会进步角度考究社会和谐》，《求索》，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