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速度”的特征,所以,这一阶段被称为“高速增长阶段”。

1.1.1 发展成就

2018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产业发展,抑或是从城镇发展而言,中国都向世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奇迹般的发展成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40年来,我国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1.经济总量大幅攀升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40年。其间,增量规模显著扩大。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79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亿元,当年经济增量折合12万亿美元,相当于2016年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

1978—2017年我国GDP变化如图1-1所示。

图1-1 1978—2017年中国名义GDP和实际GDP变化

整体来看,1978—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如果以1978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基数的实际GDP来衡量,中国实际GDP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近82.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15.2%。中国实际GDP高速增长保持了近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世界奇迹”。

2.商品短缺问题得到解决

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进入了商品丰富的买方市场时代(张昌彩,1998)。从工业产品总产量来看,2015年,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如煤炭、水泥、钢铁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产品的工业生产能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实现了从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与1978年相比,2017年,中国原煤、发电量等能源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7倍和24.3倍;粗钢、水泥等原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5.2倍和34.8倍。到2017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0多万辆,连续9年蝉联世界第一;空调、电冰箱、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家电通信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出口总值排名由1980年的全球第26位跃升到2009年的全球第1位,到2018年,已连续9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国家统计局,2018)。

如表1-1所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例如,中国人均原煤产量从1978年的0.65吨提升至2017年的2.54吨,增长了2.9倍。相应地,中国人均纱产量增长了8倍左右,水泥产量增长了20多倍,粗钢产量增长了17倍以上。中国用短短的近40年的发展,取得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成就。

表1-1 1978—2017年中国人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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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表1-2和表1-3分别反映了2013—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支出有关情况。表1-4和表1-5分别反映的是2013—2017年中国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每百户耐用商品拥有量的有关情况。由表1-2和表1-3可知,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近年来收入和支出都有明显的增加。总体而言,城镇人均收入和支出高于农村,在收入和支出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表1-2 2013—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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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表1-3 2013—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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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2013—2017年城镇家庭每百户耐用商品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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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2013—2017年农村家庭每百户耐用商品拥有量

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持续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

首先,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同的特征。总体来看,第一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波动下降;第二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61.8%下降至2017年的36.3%;第三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稳中有升,从1978年的28.4%提升到2017年的58.8%(见表1-6)。其次从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来看,非农产业的拉动力大于农业的拉动力。在2014年之前,第二产业的拉动力强于第三产业的拉动力;在2014年之后,第三产业的拉动力高于第二产业的拉动力(见表1-7)。这是因为在产业结构变化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见图1-2)。

表1-6 1978—2017年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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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贡献率指三次产业或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

表1-7 1978—2017年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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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78—2017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从1978—2017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产业比重转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第二产业居首位,第一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到2012年,第二产业依然居首位,但是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一产业。1978—2012年,第二产业的比重都处于第一位。这意味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对经济总量的拉动力和贡献率都比较高。从2013年开始,中国产业结构进入第三阶段,第三产业比重高于第二产业比重,并且在2015年达到50%以上。这说明第三产业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到2017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高达51.6%。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0.5%和7.9%。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开始处于第一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明显跃升。

同时,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数量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趋势。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仍占多数,但是下降速度较快,到2003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降到全部就业人数的50%以下,2017年其就业人数占比降到27.0%,较1978年的70.5%下降了43.5个百分点。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先从1978年开始快速增加,到2012年达到30.3%,而后减少至2017年的28.1%。而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持续增加,从1978年的12.2%增加到2013年的38.5%,自此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到2017年其就业人数比重增加到44.9%(惠宁、刘鑫鑫,2019)。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时代。这一明显的产业结构转变是中国深入推进工业化的重要体现。

与前一个发展时期相比,1978—2017年,中国通过产业演进,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形成了结构合理、完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尽管第一产业已经不再是产业的主体,但是以粮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尽管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产业,但是不能因此忽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只有处理好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4.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引导更多的农民向市民转变,让更多的人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红利。

作为世界上城镇化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通过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七种推进模式(李强、陈宇琳和刘精明,2012),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城镇化发展成就。

第一,城市规模体系更加完善。根据国家颁布的城市规模最新标准,中国目前拥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6个常住人口规模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张鹏,2017)。此外,还有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等。在中国295个地市级以上城镇中,4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5个,所占比重为5.1%;200万~400万人口的城市38个,所占比重为12.9%;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94个,所占比重高达31.9%;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92个,所占比重为31.2%;50万及以下人口的小城市56个,所占比重为19.0%(国家统计局,2016)。不仅如此,在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和北部湾6个城市群的框架基础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8座国家级中心城市布局建设得以凸显(何立峰,2017)。由上可见,中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的大中小城镇体系。

第二,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增大。中国城市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7年的8.1亿,年均增速为1.6%。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攀升,由1978年的17.9%增加至1981年的20%,而后在1996年突破30%,2003年超过40%,2011年突破50%,达到51.27%。由此,中国城镇化开始进入战略转型期(魏后凯,2014)。到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8.52%。从1978年到2017年的4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平均为1.42%。

随着中国城镇体系的日益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势头越发强劲,更多的农民涌入城镇,尽享城镇发展中的就业、医疗、教育红利等。但在此过程中还需要解决户籍、医疗、教育等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其中,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制胜之招。(2)例如,可以将一些城市近郊农村纳入城镇发展模式;一些远郊农村,特别是具有传统特色的农村则保持历史传统,厚植历史文化,展现农村的乡土人情。这种城乡和谐发展的方式既能为城镇化发展创造城乡互动的支撑条件,也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1.1.2 发展特征及其原因探讨

1.经济高速增长

1978—2017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上。国家统计局在《波澜壮阔四十载 民族复兴展新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中指出,1978—2017年,中国GDP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33.5倍,其年均增速为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按照这样计算,中国GDP平均每8年翻一番,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成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如果用美元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825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上升到第95位。

中国经济创造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高增速的历时很长。根据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经济增长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都经过一个20~30年的高速增长期,增速最高的为日本。195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3%。但是,自1974年起,日本经济增速开始下降,1974—1991年,年均实际增长率为3.7%;1992—2006年,年均实际增长率只有1.2%。(3)1963—1991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6%;而从1992年开始,韩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为5.2%。新加坡从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经济年均增速为9.2%;而1995年至今,新加坡经济的年均增速为5.9%(张培丽,2014)。尽管主要亚洲国家在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都保持了长达30年9%左右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高速增长期界定在1978—2007年,那么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9.8%,高于韩国最高增速0.2个百分点。如果把高速增长期拉长至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则达到9.5%,和韩国的最高增速平分秋色。因此,总体来看,无论是从持续时间,还是从经济增速,与曾经的高速增长国家相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之长在全球都是少有的。

2.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得到高速发展,主要在于以下红利效应。

(1)市场化改革是关键

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释放了巨大的空间,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活跃度,能够让市场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市场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让资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市场化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让社会经济变得有序化;市场化促进城镇化和城镇繁荣,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市场化提升了社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关键。(4)

(2)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带来的发展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5)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载体,40年的城镇化,使中国的城镇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升级。(6)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产业—城镇”的良性循环。当前,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而城镇化总体上落后于工业化,为此,需要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