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大势所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林毅夫，2014），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结构调优、方式转绿、动能向新等，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又面临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兼业化等瓶颈，小农户面临生产成本高、自然风险大、市场波动频繁、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多重风险与挑战（叶敬忠 等，2018；郭庆海，2018）。而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罗必良等，2018），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瓶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韩坚、尹国俊，2006），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姜长云，2016），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三次动能（冀名峰，2018）。张红宇（2019）指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由依附产业转向独立完整乃至成为战略性产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在“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沈兴兴 等，2021）。罗必良等（2021）也强调，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为小农户服务”，即通过服务外包引入技术资金、企业家能力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由此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因此，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详见附录1。

合作社是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重要载体。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龙头企业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中介组织三类（郝爱民，2011；张红宇、胡凌啸，2021）。合作社具有特定的组织目标，农户同一性强的组织基础，以及集所有者、推广者和使用者于一体的社员制度等独特优势（杨丹，2019），同时具有赋权于民、提高社员主观能动性等特殊优点（赵黎，2019），因此在政府、企业及中介组织等多元生产服务供给主体中独具优势（高钰玲，2014）。因而，世界农业大国普遍重视发展合作社，如合作社在欧洲农业贸易中占了40%～60%的份额（Ajates，2020）；而在中国，合作社作为最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钟真，2020；黄祖辉 等，2021），已成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孔祥智，2021）。因此，中国政府亦是大力支持合作社发展（详见附录2）。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合作社的数量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11月，全国依法注册的合作社超过224万家，辐射带动近一半的农户，平均每个村逾3个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国近50%的农户。在合作社数量蓬勃增长的同时，合作社类型日益丰富，其经营活动不仅涉猎传统的种植、养殖业，还不断向农产品加工、农机、农技、农资、休闲农业和旅游等领域延伸。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Hellin et al.，2009；Yang et al.，2012），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运输及储藏、良种引进和推广、农业技术培训、购买农业保险等（黄季焜 等，2010；朱哲毅，2017）。进一步来看，合作社已逐步成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苑鹏 等，2019）、乡村振兴（邵峰，2017；毕美家，2018；张天佐，2019）的重要载体。

完善合作社服务是合作社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数量蓬勃增长，但发展的质量备受质疑，如备受关注的“泛化”（黄胜忠，2014）、“异化”（马彦丽 等，2018；徐志刚 等，2021）、“空壳化”（苑鹏等，2019；徐旭初，2020；吕德文，2021）、“内卷化”（樊红敏，2011）等现象，在学术界、实业界和政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黄祖辉、邵科（2009）指出，服务和民主管理是合作社的本质属性，这为合作社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但是，马彦丽等（2018）指出，中国似乎从根本上缺乏合作社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么没有合作社，要么是异化的合作社。由此可见，民主管理对当前中国合作社而言，依旧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因而当前提升合作社质量的关键在于完善其服务。实践中，社员不一定会利用合作社服务，或者利用程度较低，如Mu-jawamariya等（2013）研究发现，社员存在双边销售的现象——既利用合作社进行销售，也利用其他渠道进行销售。Hao等（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44.0%的社员苹果销售给了批发商，38.1%的社员将苹果销售给了小商贩，仅仅17.9%的社员利用合作社进行销售。显然，这样不利于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作为集体共同的组织，合作社服务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社员对其服务的积极利用（Fulton，1999；蔡荣、易小兰，2017；Apparao et al.，2019）。因此，有待深入考察社员对合作社服务的利用。

近年来，四川柑橘合作社发展迅猛。四川省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地方性法规，出台《关于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四川省合作社培育成绩斐然，数量始终位居全国前十、西部第一（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7）。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四川省工商注册登记的合作社达9.96万个，入社社员416.8万户。其中，普通农户382.1万户，占总数的91.7%；带动农户654.5万户，分别占全省农业经营户总数的22.9%和39.4%。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川果振兴”，四川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布局政策、要素配置政策、组织经营政策、市场体系政策等来推动柑橘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四川柑橘产量为1 136.7万吨，排名全国第8位，柑橘园面积为323 100公顷，位列全国第4位。柑橘由于交易频率较低，而资产专用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较高，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适合我国柑橘鲜果交易的渠道和方式是第三方组织的介入（牛玉珊、祁春节，2011），这为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柑橘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四川也正大力发展柑橘合作社，围绕柑橘发展的组织经营政策的落脚点之一就是合作社（郭晓鸣，2014）。因此，以四川柑橘合作社及其社员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此外，以柑橘合作社及其社员为研究对象，相较于常见的以整个合作社或者种植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本书能够有效降低因产业异质性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柑橘是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作物，相比于大宗的粮食作物，柑橘的市场竞争相对比较充分，其市场运行规则更接近于市场经济规律，比较适合进行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