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六节共同的祖先

说到共同祖先，接下来就该认祖归宗了，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君不见，光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国人耳熟能详的就一串一串，表示褒义的如光宗耀祖、荣宗耀祖，表示贬义的如数典忘祖，更厉害的还有欺师灭祖，等等等等。国人所以对认祖归宗如此敏感，表面上看源于祖宗崇拜的传统，究其实质还是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论“在作祟；但放眼世界，华夏充其量是东亚的一个大半岛，何来中心一说？还是回到本章的主题——我们是谁？

●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

对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提供理论支持的，首先要拜法国年鉴学派，及20世纪末趋于成熟的信息科技所赐，这方面的突出贡献者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洛（Ezra Zubrow）。埃兹拉•朱布洛将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曾获得“世界史学界第一人“美誉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man Brabrow1902年～1985年），所创立的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应用于晚期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研究。

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是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几乎不发生的历史，也可表述为缓慢流逝的历史，或静止不变的历史；最适合用来分析原始社会长达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史。关于现代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原因，学术界的看法大体分为如下两种：杀戮说和朱布洛模式；朱布洛模式可能更接近原始社会的实情，是对这种取代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埃兹拉•朱布洛的贡献，是开发设计出一种各族群互相影响的计算机模式，应用该模式计算的结果表明：各群体中的任何一个群体，只要对其他群体具有稍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只要有2%，即可导致在1000年内消灭另一群体。有证据显示，晚期智人的语言交流、协调沟通、制定计划、制造工具的能力，令其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在与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占有先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安德特人自然消亡，最终淹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提供理论支持的，更要感谢20世纪末兴起的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其中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更是对现代人类“多地起源说“构成了直接挑战；毫不夸张地说，分子人类学使“多地起源说“节节败退，虽然没有偃旗息鼓，但也不得不演化为“多地融合说“，再难登人类起源学的大雅之堂。

〇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证据一：夏娃假说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卡恩（R•L•cann）、斯通金（M•Stoneking）、威尔逊（A•C•Wilson），通过选择祖先来自非洲、欧洲和亚洲，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等共147名妇女，从他们生产后，胎儿的胎盘细胞中成功的提取出线粒体基因（mtDNA），并对其序列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绘制出了一个基因系统树。应用这一基因系统树，可以将所有现代人女性的基因，最后追溯到14万年～29万年前（平均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女性身上，她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人的共同“祖母“。

其后，又根据mtDNA发生突变的速率，计算出人类共同“祖母“进化出世界其他人群的大致时间——大约18万～ 9万年，平均约13万年前。大约13万年前，这个“祖母“的一群后裔离开了他们的家园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并逐渐取代了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直立人的后裔早期智人；从此在世界各地定居下来，逐渐演化发展成现代人类。这就是著名的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假说“，并由此奠定了分子人类学的基础，也扛起了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大旗。

〇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证据二：亚当假说

200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昂德希尔（P. A. Underhill）等利用变性高效液相层析技术，分析得到218个Y染色体非重组区位点构成的131个单倍型，对全球1062个具有代表性的男性个体进行研究，同样根据分析结果绘制出一个系统树。

Y-DNA系统树所展示的结果与mtDNA系统树的结果非常相似。欧洲和亚洲等世界其他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洲现代人群又都起源于亚洲人群。这就是与“夏娃假说“相互认证的“亚当假说“。同样根据Y-DNA发生突变的速率计算出非洲人群分化出世界其他人群的大致时间在14万～4万年，平均约9万年前。

真正揭开人类起源史里程碑的，是斯坦福大学21学者的国际研究团队，他们完成了寻找“Y染色体标记“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采集了几万人的DNA样本，创立了分析手段和标准，并且通过严密的分析，确认出从“亚当的标记“起，到现代全球的男人体内，218个非重组区当中，共167个“突变“标记。历经五年，研发团队的各领域专家密切协作，最终在2000年11月，这些科学家们获得了完整的“人类父系谱系图“、人类DNA类型的地理分布图、及人类由非洲走出的时间路线图。这是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们，发现线粒体夏娃并创立了夏娃理论之后，人类起源学的基因研究领域，又一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现代人类“多地起源说“

现代人类“多地起源说“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时认为，北京猿人和现代亚洲人有很多相似特征。根据魏敦瑞的说法，人类的种族是由各地的古代直立人独自演化为今天的现代人，与此同时随着基因流动，发生在不同的人类之间。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也有类似多地起源说的理论；库恩认为，现代人是由五种不同的人类平行演化而来，由此形成了高加索人种、刚果人种、开普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库恩还认为，一些种族比其他种族要早演化，早进入现代人的阶段，导致一些人类的文明要进步于其他文明；他认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要优越于其他人种。库恩的理论被认为有种族歧视之嫌，库恩也因此被要求辞去美国人类学协会会长职务。

至于现代人类“多地起源说“作为一种学术假说，正式登堂入室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沃波夫（Milford H. Wolpoff）首次使用。该假说认为：在1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匠人或直立人离开非洲后，便开始在世界各地独自演化，包括尼安德特人、北京猿人和瓜哇猿人等，并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世界各地的人类同时平行演化成今天的现代人。根据沃波夫的说法，不同地区的人类由于地理隔绝，向不同的方向演化；但另一方面，选择、突变、遗传漂变与基因流等其他复杂的因素，是现代人向大约一致的方向演化；最终不同地方人类的多样性被取代并消失，使得今日的现代人虽保有一些地方特征，但更多的是相似。

沃波夫提出的现代人类“多地起源假说“，可谓生不逢时。该假说提出后不久，刚刚诞生的分子人类学即对现代人类“多地起源假说“，发起了直接挑战；以无可辩驳的线粒体基因（mtDNA）和变性高效液相层析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绘制人类基因系统树，建立了“夏娃假说“和与之相互认证的“亚当假说“，奠定了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的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