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写文章，开篇即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殊不知这分合之间，对于百姓众生来说，有着判若云泥、何啻霄壤的差别。合之时，虽然未必没有暴敛横征、苛政猛虎，但毕竟偶有休养生息，甚或河清海晏。而分之时，则必然东西纷争、南北扰攘，豕突狼奔之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留下一片焦瓦废墟。战争总是把最不幸的灾祸全盘甩给老百姓，古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万骨”之中，将士之外，更多的是被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平头百姓，他们在兵连祸结中冻馁交迫，流离失所，涤荡如浮沤，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所以，天下合则百姓或许能安，天下不合则百姓一定不安，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每每这种时候，百姓涕泪交集、悲不自胜，对天下统一的渴盼真是望眼欲穿，安定成了比温饱更惹人心动的奢侈。群雄逐鹿、战争频仍的五代之末，天下就处于这样一个分合之势，遭受荼毒的百姓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盼望，赵氏兄弟恰逢其时，乘势而为，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短短数年即戡平大乱，底定天下，实现了中原的基本统一。
无论成王败寇，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语盖棺，对于身前身后名褒贬不一的赵氏兄弟更是如此。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孤儿寡母之手，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斥之为卑鄙小人、无耻之徒者大有人在。然而，这个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枭雄，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却能够迂回曲折、善谋良方，非万不得已不开杀戒，把以往靠杀伐开路、京城喋血的夺位手段，换做长袖善舞，尽量避免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凶残杀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所评价的：“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就此而言，开国之君，唯有宋祖。
兄终弟及不乏历史成例，却给人们留下无数臆想的空间。也让赵光义这个“太宗”二字，在历史的背影里显得格外阴鸷酷烈、颇不可解。这种阴暗的猜测，遮挡了许多正当名分而又自然而然的事实。赵氏兄弟起家什伍，裨将出身，本就是军中的打虎亲兄弟，打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西征河东、北拒契丹开始，匡胤的每一个战功，莫不有光义的鲜血和汗水。匡胤举事，禁军中固然有“义社十兄弟”的桴鼓相应，响和景从，但匡胤身边最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者，则舍光义无他。尤其上位前后，其居中联络、策划指挥，莫不是光义蹈险亲为。可以说，太祖上位，光义厥功至伟，何况还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金匮之盟”可证。因此，兄终弟及对于赵光义是水到渠成，对于赵匡胤是情非得已，又不得不为，但皆是上得了台面光明正大的，无须以“烛影斧声”之类去编排。
另一方面，后人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陈寅恪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乃赵匡胤之钜功。其实并非如此，或说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拨开那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历史迷雾，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是个文艺范儿，他爱好书法、擅长诗词、精通音律、喜欢下棋，且都堪称专业水准，北宋朱长文《琴史》评价他：“天纵多能，博总群艺，书冠神品，棋登逸格，至于今古音律，罔不研精。”可见通博而又内行。在文艺发展方面，赵光义不遗余力，在位期间，他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古书集《太平御览》、诗文集《文苑英华》、小说集《太平广记》等三部大书，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宋四大书”，他手里编了三部（第四部为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他在位时间长，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其他力所能及的统一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经历战争，人们渴望休养，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战乱经年的教训，顺时应势地制定推行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发展生产、广征图书、扩大科举、重用文人。后面北宋七位继承者，都是他的亲子亲孙、孝子贤孙，他们继承他的衣钵，推行他的国策，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一以贯之，这才最终形成了文化的空前繁荣。
然而“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涂饰了盛世的画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乐之风，继位者刻舟求剑，天真地以为定一策而能建万世之安，非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在报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拘泥成法，因循苟且，承平累日，不知变通，冗官、冗员、冗兵、冗费日重，建国短短四五十年，便累积成如范仲淹所谓“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北方虽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军依然兵不解甲，马不卸鞍；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骚扰不断；国内则官吏横暴，寇盗四起，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外交困，险象频发，宋王朝岌岌可危。在此险极关头，先有仁宗以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希望通过这种官僚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谁知下药虽不算猛，用心却太急，求果愈切，阻力愈大，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和合力围攻之下，改革既匆匆，结束亦草草，两次改革如出一辙。
改革失败，一切反弹，旧病未愈，新疾又生，而最突出的，是因改革而产生的新旧党争。自“庆历新政”以来，改革仿佛是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改革而一步登天，借党争上位者大有人在，他们屡试不爽，且乐此不疲，交相倾轧，水火不容，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北宋渐渐由痼疾演变成绝症，随着金兵南下，屠戮中原，“靖康之变”那惨绝人寰的悲剧便毫无意外地发生了，实堪浩叹。对此，当国者或不自知，忠荩之士却痛感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谓之“靖康之耻”。
北宋自太祖开国，传至钦宗，共历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就是北宋几乎从未发生过皇子之争和宗室之乱，除了一个所谓的“八贤王”在历史的传说中若隐若现之外，其他宗室贵胄参政者名不见经传，更无后宫、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等历代频频上演的祸患，在宋王朝台前秉政当国、指点江山的，都是那批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济世救民情怀的书生文人，可以说他们才是有宋一代真正掌握施政实权的中流砥柱。
择要而言，这种结果的成因之一，便是北宋皇帝极其爱才，尤以仁宗为最。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历、不论家世、不念旧恶、不怕张狂、不禁言语，只讲学识、才华、人品，简单说就是只要品学，不问来路。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尺度，新人如雨后春笋般荟萃一时，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
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在这极盛文气的催生下，涌现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晏殊、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师生相随，范质、赵普、寇准、吕端、李沆、吕蒙正、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名相迭出，还涌现了一大批崖岸自高、刚正不阿的诤士，石介、包拯、赵抃等怒吼于前，钱勰、刘安世、陈禾等死谏于后，流光如箭，难掩其凛然正气，世易时移，仍见其傲骨嶙峋，真可谓巨公辈出、繁星璀璨。而且，正是这群槃槃大才和鸿儒硕彦的影响引导，最终将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历史和世界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