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告别亚美利坚

巴士驶入华盛顿特区。这是我最后一次乘坐灰狗巴士。

怀着陌生感，我走进一家旅馆大厅。上次进旅馆大厅，大约是在一年前的芝加哥。看一眼日历，今天是1952年9月15日，刚好是一年前我到达檀香山的日子。整整一年，我一直生活在渔船、基督教青年会及灰狗巴士上。

次日早晨，我走进旅馆会议室，里面都是一年前在芝加哥的新生说明会后就未再相见的面孔。

身材矮小，戴着一付无框眼镜的陈守椿，说话快得像机关枪扫射。他是群组中最世故的人。不出所料，他是上海人，在参加海外研习计划前，是一名海关官员。这两项背景，使他能近距离接触外国法规和税务。

「陈先生，正当其他所有人都待在大学城，只有你一整年留在大苹果(纽约)市中心。你一定深刻融入了美国的城市生活。」海因斯先生对陈守椿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实际上，我可能比以观光客身分造访纽约的你们大多数人所见到的更少。」陈承认：「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校园里，除了34街的中国城，几乎很少进城。」

「你没去百老汇观赏任何表演或音乐剧吗？」

「我付不起票价。」

「纽约除了百老汇，还有很多表演，票价只是百老汇的零头。」

「你看，我的公寓很靠近校园，地铁站也在走路可到的距离之内。对外地的访客来说，地点相当理想，所以每逢假日，我就把它租出去。」

「那个时候，你待在那里？」海因斯先生问。

「周末，我到中国餐馆打工洗碗盘，他们提供我一个餐厅后面的床铺。」

海因斯先生无言以对，很快转向其他人。

高玉树和我在亨特夫人的英文班已经建立了友谊。我也不知道到这是怎么发生的。

有一天，高玉树对我说：「我带你见见某人。」他带我去台北市中心的西门町。我们爬上中央戏院后面一幢大楼的几段楼梯，那里正在为高举办送行宴。

「这是周先生。」高玉树把我介绍给主人。我恭敬地向他致意后，他用怀疑的语调对我说：「你不是台湾人。」

一定是我三言两语的问候口音出卖了我。

「是的。」我说。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高很快切入向主人解释：「我就像对自己的兄弟那样信任他。」

「欢迎来台湾。」

等我们出来后，高告诉我：宴会主人是台湾政坛以外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之所以要你见见他，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需要他的帮助。」

二战时，高玉树去日本学工程。身为台湾人，他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战后，美国人占领了日本，他注意到：除了政府官员，中国人没有得到与美国人相同的待遇。所以高开始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并代表他们争取到同盟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像粮食供应，以及乘坐电车时有权和美国人一起坐头等座。完成学业后，他没回台湾，而是去了国民政府首都所在的南京，并在政府谋得一个工程师职位。

当台湾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要选出台北市长时，高玉树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台北市长选举，以些微比例落败。他的参选对一党专政的国民党造成了威胁。谁知道他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胜呢？他们必须翦除这只猎鹰的羽翼，便在海外进修计划给他安插了一个位子。

高玉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他一到美国不久，就被邀请去西点军校发表演说。

赵广绪和我战时在重庆就读同一所初中，但我们几乎不认识彼此。他的六呎身材和知识高度令我尊敬。当时他读毕业班，我是刚入学的新鲜人，真不敢相信我们现在是同班同学。他还是班上个子最高的，我也还是最矮的。班上大部份是台湾人，总喜欢聚在一起，并排斥不会讲台湾方言的人，所以赵和我开始用四川话交谈。

「你们两个讲的，是哪个地方的语言？」他们问。

「一个靠近亚洲所有河流发源的地方，」我们说：「只要你能说得出名字的，包括黄河、长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

「到底是哪里？」他们问。

冰封状态忽然被打破了，他们都跑来跟我们说话。

钱维襄在我们群组里是个神秘人物，很少与人交谈。后来他向我透露：当他成功报名海外进修计划后，他打电话给所有认识的畜牧学界人士，并告诉他们申请进修计划是浪费时间，「因为我已经申请了。」第二件事是，他竟然辞职，把自己跟一大堆书本锁在房间里，并告诉女房东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只要把一天三餐送到房门外。两星期后，他出关并卖掉所有包括书本在内的东西。当报纸刋登考选的结果，陈维襄在36个录取者中名列第一。

出发时，陈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一顶草帽现身，没有其他行李。此刻要回台湾，他还是带着这两样东西出现，不像其他人至少会增加一件行李。

「没有行李？」我难掩好奇。

「干嘛要像你带那么多行李？」他问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你承诺要至少要在台湾工作两年。」

「你在台湾有看过乳牛吗？法规是能转弯的。」

那一晚，我们被邀请参加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我和广绪、苏君莹、台湾造船公司工程师李根声同坐一张四人桌。

欢迎宾客的是顾维钧[1]--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合会中代表中国的年轻外交家。当时，他未经政府批准就愤而离开会场，抗议与会者协议把战前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

第二天，我们被送到机场。

除了三名公卫医生，所有人都到齐了。

「别担心。」海因斯先生向我们保证：「他们稍后会在台湾跟你们会合。」

三天后，我走在台湾的街道上，就像一年前初次走在旧金山和芝加哥的街道上，令我同样地感到的震惊。我看到的是一式的黑头发和白衣服。

一星期后，三位医生出现在台北。他们都有相同的恐怖故事要说。许医师告诉我：有天晚上，两个蒙面客手持匕首闯进他的公寓。在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之前，就被人在手臂上打了一针昏过去。接下来，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身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没有拷打，没有审讯，没有起诉，也没有记录。美国移民警察真有效率。

在专制时代的中国，一千多年来，朝廷每三年进行一次搜罗全国性县级学者的活动，通过考试的人获得「秀才」头衔，可以担任教师、簿记员、税吏，并取得参加下一轮考试的资格。通过下一轮省级考试的，可以得到「举人」头衔，有资格担任检查员、郡吏，并有机会参加更高层的国家级考试。最后获得「进士」头衔的学者，政府的所有门户都为他们敞开，担任的公职可从太守、尚書到宰相。

海外进修归国学者被列为等同「进士」的层级，在台湾位居要津，其中和我个人有私交的：

高玉树：一趟美国行，让他的政治历练成熟了。他再度参选台北市长大获全胜。两届市长任满后，他被指派为交通部门負責人，接下来又担任经济部门負责人。

陈守椿申请在联合国大会上担任同步口译，被任用后就搬到纽约去了。

苏君莹和林朴一回来就升任台湾大学教授。两年后，他们都移民美国。

赵广绪和苏君莹回国后不久就结婚了。在他们的儿子霍华德出生前，赵就回到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到普度大学任教。他从事石油及煤炭液化研究，得到很多奖赏、合同及首席教授职位。

杨基诠被指派为渔业部门負责人。

钱维襄决心要回美国，早在一登陆时就开始策划。他不专攻申请进修的畜牧学，改习微生物学及免疫学。一年后，只带了一只装着梳洗用具的公文包回到台湾，住进一家专供海外归国学人等待任职的招待所。虽然提供给他的工作很多，但都被他拒绝了。然后以找不到工作为理由，申请护照和出境许可证。他成了招待所里的一个讨厌鬼，连主管当局都巴不得让他赶快离开台湾。最后他拿到了护照和出境证，却在申请签证时，由于他曾作出的承诺而被拒绝。

因为已备齐所有的出境证件，他立刻去了香港，向那里的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再度遭到否决。

「你看，」他对签证领事说：「我一无所有，在香港也不认得任何人。我是微生物免疫学专家，香港这里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如果我拿不到签证去美国，只好去中国大陆，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

冷战方酣的此时，东西方之间除了正规的军备竸赛，双方都指控对方在发展细菌生化战研究。

在没有任何拖延的情况下，钱维襄取得了美国签证。

我发现自己才从一个梦境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梦境。我离开了美国，却找不到原来认识的中国。是中国变了，还是我变了？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被升任技正(高级技术人员)，层级相当于总船长，薪资是我原来的四倍，加上「房屋津贴」和一张办公桌。我对渔业懂得更多了吗？只能说我见识了很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人。在渔业界只有另外三个人具有和我相同的职衔。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从我们的渔获中扣掉这么多营运支出了。

我用房屋津贴向山缪尔‧李分租了一个房间。独享一个房间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必要的奢侈。我通常都是在渔船舱房里和十几个伙伴共享一个铺位。陈家琳和徐家政正在岸上赋闲，没船可跑就意味没床可睡，所以我邀他们来同住。

有天晚上，来了一名警员敲门，和他同来的是我们的洗衣妇和她的丈夫。她正在流眼泪。

「这东西是谁的？」警员问我们。他手里拿着一只镶着大颗闪亮石头的金戒指。

「我的…」陈家琳话才出口，洗衣妇的丈夫就跳到他跟前甩了他一巴掌，接着，两手掐着陈的脖子大吼：

「你跟我老婆干了什么？」

警察把他俩拉开。

「啥事也没有啊。」陈家琳困惑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给她戒指？」

「我没给她呀。」

「如果不是你给的，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下，这个丈夫困惑了。他转头逼问他老婆：

「是妳偷的？」

「不是。是我捡到的。」

「妳在哪里捡到的？」

「等等！」对这情况，陈家琳敏捷地反应：「我一定是把它留在裤袋里。我从来不检查口袋，常常把很多东西忘在口袋里，像手表、钱…。她看到了，通常会还给我。」

看来，陈的说辞平息了这个丈夫的愤怒。

「你要告她吗？」警员问陈家琳。

「干嘛要告她？这是假的，她要就给她吧。」

这只戒指是我在纽约的灰狗巴士站，从一个骗子手上用二十块美金买来的。留着它是用来说故事的，后来就给了陈家琳。

打从我回来起，就一直被人用疲劳轰炸的方式追问有关美国的种种。

「美国的鱼比较肥大吗？」

「渔船是自动化作业的吗？美国渔夫用手操作吗？」

「美国渔船是自动驾驶吗？」

「美国渔民都有自己的房子吗？」

「美国渔民有车吗？」

「美国有乞丐吗？」

美国和中国的差异超越了我的想象。就地理上来说，美国比中国小多了。一个人可以在短短三天内，从任何方向跨越美国，却没有人曾跨越中国。在文化认知上，美国更为多元，包括伊斯兰、意大利、黑人、中国人及许多宗教。

俗话说「由奢入俭难」。但我的生活中有的只是变化，我早就习惯了。很快地，我回复到往日单一文化的生活方式，像蹲茅坑、洗冷水澡和徒步出行。当我的朋友们还留在远隔大洋的另一个世界，美式生活已很快地从我脑海中褪去。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那里的鱼是用机动渔船携带网眼细密的渔网捕捞起来的，而且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可以支持我的美国渔民朋友们过上奢侈的生活。我不知道坐在灰狗巴士后段的那些人是怎么了，但对耿太太那样的人，她客厅里的相片和信件足以证明，她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好。

和我保持联系的只有住在纽约葆琦舅舅、西雅图的桃乐丝‧卡尔森和坦帕的乔依丝‧赫南德兹。

从葆琦舅舅得知：王安表哥的计算机事业蓬勃发展。舅舅认为他是王家的人才，所以当他想拓展公司时，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一笔钱。「等你公司的股票上市时告诉我，」他对王安表哥说：「我会买进一些。」王安表哥回答：「我的头脑永远不会出售。」结果，王安计算机上市了。挟着全球第一台桌面计算机及文字处理器的优势，短短几年，王安就名列富比士杂志美国富豪排行榜上的第六名。

雪莉表妹进了韦斯利学院。我不知道她是否会遇到菲莉丝‧亨特；但雪莉只会说上海话，菲莉丝只说北京话。

卡尔森家添了一名男丁。不出海捕鱼或打猎时，梅尔就继续盖房子。

乔依丝是唯一书写个人感受多于生活的人。她不停地来信，心情也不时地变化。

「我都是和学生一起跳舞，虽然乐在其中；但仍梦想着上台表演，所以申请在无线电城跳舞。他们却说我太矮…」

「我认识一个具有印第安血统的战斗机飞行员，长相跟东方人的你完全不同，反而跟我比较像。他穿上制服看起来很帅…」

「哈尔很有趣，但从不谈他的工作。我想知道在天空翱翔的感觉。天空那么大，驾驶员座舱那么小，除了他自己，没有别的人，不像你有那么多捕鱼的故事可讲…」

「哈尔向我求婚，我该答应他吗？」

「这女孩迷上你了。」陈家琳对我说。

在中国没有个人隐私。陈家琳读了所有他拿得到的东西，包括我的信件。

「你怎么知道？」

「她为什么问你该不该嫁给那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

「她有自己的事业，从没表示过要结婚。」

「笨蛋！女孩子不会采取主动，也不会告诉你她的想法，只会暗示。」

接下来的一封信，乔依丝写道：「现在我是普鲁伊特家的一份子，感觉怪怪的。假如是姓周的，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跟你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说出口；每次写信给你的时候，我应该在信封上这样写。」

我没有写信向她道贺，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寄贺卡，因为卡片上的贺辞不是我想说的话。在中国，我们不会买现成的感言来表达感受。

有一天，我收到乔依丝随信寄来一盒手帕，每一条都绣有字母C。

「看我怎么告诉你的？」陈家琳说：「这些是为你哭的时候擦眼泪用的。仔细看看，你还可以找到上面的泪痕呢！哈…哈…哈…哈！」

乔依丝的信并没有因嫁人而中止。但这一次，她谈的不是关于她的趣事，而是住在一个军事基地上的一名飞行员妻子的生活。一开始很令人兴奋，她交到一些和舞者、艺术家、音乐家完全不同的朋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他们谈论的话题全是派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生活越来越寂寞。她怀念她的舞蹈工作室和年轻学生，只能盼望有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医生诊断出她无法生育后，她彻底崩溃了。尽管她的舞蹈人生有小孩的陪伴，但发现丈夫有外遇，等于在她的伤口上撒了盐。没等她重新振作，他就被派往越南，留下她一人无依无靠，所以把满腔心事都向我倾诉。最后，她在一只宠物身上找到了慰藉。当她打算多养一只时，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

「这不能解决问题，」我对她说：「妳想过领养孩子吗？」

她接受了我的建议，领养了一个女孩叫苏珊。这个办法奏效了。一年后，她又领养了一个叫约翰的男孩。

几个星期后，维拉嫁给了一名学校老师。我想哭，但没地方可隐藏泪水。房间是我和陈家琳、徐家政共享的，里面只有三张床、一张小桌子和三张竹椅，连个衣柜和浴室都没有，我只能在夜里用毯子蒙着头。父亲曾说：「女孩子抛洒泪珠，男孩子吞下泪水。」我怎会认为男女之爱可以像亲子之间的感情那般纯真？彼此无需用言语或肢体表达，就可以持续一生而不用刻意维护。但中国人在约会时，绝不会听到「爱」这个字眼或身体的接触。思绪飘回到我们盘桓在货轮上和台北街头的时光。是我太保守吗？真害怕有一天她会说：「呀，我记得好像有这么回事。是我跟你吗？你是说我们同搭一艘船航行？」

后来她写信告诉我：她正期待着一对双胞胎。

「多么幸运有人叫妳妈妈！」我回信对她说：「我也盼望有人叫我爸爸。」

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张双胞胎的照片，背面写着：「给爸爸。玛莉亚和泰瑞莎寄。」

注[1]顧維鈞是江蘇嘉定人，生於1888年（清光緒14年），上海聖約翰學院畢業，赴美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12年民國成立，擔任大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走上公職之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在巴黎舉行和會，顧維鈞以駐美公使身分，擔任我國代表之一。面對日本強行要求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顧維鈞與日方代表牧野伸顯辯論數十回合，表現深獲各國代表讚賞。迫於現實形勢，列強最後仍同意日本取得德國於山東的權益。此時代理團長的顧維鈞，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贏得國人肯定。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在其回憶錄上寫道：「顧維鈞對於日本，有如靈貓戲鼠，盡顯擒縱之巧技。」讓顧維鈞贏得「中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