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开一扇门,吹出了凛然的风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

他刚正耿直,说真话,不拐弯;做实事,不打折。

他文武兼备,配得上皇帝的信任,也配得上他的凌云壮志。

无论是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皆是政绩斐然。

他内心坚定,官场沉浮几十载,历经风雨,不改赤子之心。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不坠青云之志。

一生功勋,彪炳史册,世称“范文正公”。

朱说是被近处的麻雀吵醒的。

那群小麻雀大早上就凑在一起叽叽喳喳,丝毫不顾及他这个邻居的感受。他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天刚刚放亮,清辉洒在礼泉寺的窗棂之上,木雕花纹都比平时柔和了几分。

穿衣梳洗过后,他带着书本和一天的饭食,踏着清风离开了寺庙,前往他的秘密基地——山洞。这处山洞离寺庙不远,清静又安全,是一处适合读书的风水宝地。

肚子咕咕响起,朱说坐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拿出早饭开始吃了起来。

早饭是昨夜备好的“预制餐”,取两升粟米加少许盐和几根韭菜煮一锅粥,放上一晚后米粥凝结成块,便可轻松划分成四份,早晚各两份,刚刚好。

这是他前段时间在读书时候发现的绝妙主意,以往做饭花费他太多时间,他为此苦恼许久,现下终于有了解决办法。

朱说不会想到,这件小事,日后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成语——断齑画粥。断齑画粥出自宋·魏泰《东轩笔录》:“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但这个成语现今特指范仲淹少年时代刻苦读书。

或许是今天的阳光太好,山洞前那棵大柳树总是在朱说面前摇晃。他又一次想起了爹娘。

他们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他?

朱说晃了晃脑袋,不再去想家,三口两口吃光了“饭团”,然后专注读书。读书声伴着草木花叶的摩挲声一路飞远,直到太阳西斜,最后一缕阳光从他的书上离开,他才遗憾地放下书,开始吃晚饭。

寺庙门前悬挂的灯笼为朱说和晚来的香客指明方向。朱说回到自己的房间,借着外面的一点微光,点火煮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朱说像往常一样按时回家。

母亲又一次抱着他哭:“你这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怎么就不能多吃点。”

朱说笑道:“娘,我是去苦读,又不是去享受的,瘦点精气神儿足。”

与家人一起吃过团圆饭后,朱说看外面还天光大亮,遂到庭院里读书。

没一会儿,邻居家孩子的笑闹声越过围墙,扰了他的兴致。他放下书本,转身却看到自家兄长打算外出玩乐的身影。

朱说思虑片刻后,起身来到兄长身边劝说:“大哥,父亲赚钱不易,你不能这样肆意挥霍。”

朱说的兄长今天本就心气不顺,见朱说教育他,一时怒从心头起,把藏了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你这个拖油瓶,我花朱家的钱,跟你没有关系。”

他只觉得自己没能听懂兄长的话,浑浑噩噩地找人询问真相。然而真相是把刮骨的刀,原来他不是朱家的孩子。

往日里父亲对他关怀有余,亲密不足,兄弟对他的排斥不喜都有了原因。

他从别人口中拼凑出自己的身世。父亲是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墉,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死于任所。

得知身世后的朱说没办法装作若无其事,他决心彻底离开朱家。母亲的泪水没能挽留住朱说,他带着一把剑,一张琴,只身踏上求学之路。

朱说的求学目标是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南京应天府书院。作为顶尖学府,书院里有一流的教育资源,名师与孤本都向全部学子敞开,为无数学子搭建科考的天梯。当然,对朱说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应天府书院不收束脩。束脩指的是在古代,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必先奉赠礼物以表敬意,也可以理解为拜师费。束脩的礼俗在孔子时期就存在,《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最初指的就是拜师的“十条腊肉”《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郑玄注:“束脩,十脡脯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束脩拜师的礼俗所赠送的就不单单是腊肉了,唐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酒肉、丝绸等物用来做“束脩”。后来“束脩”的含义也延伸到上下级、亲友之间的赠礼。

来到应天府的朱说为了好好读书,练就了一身自我压榨的功夫。时间和精力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会有的。

脱衣穿衣太麻烦,那索性就直接穿衣服睡觉,省下了穿脱时间。困了乏了就用凉水浇脸,精神振奋,又能多读一会儿。没多少食物,那就少吃点,大不了喝粥度日,大不了一天一顿,保持基本生存所需。总之,能读书就行,就像孟子说的“饿其体肤”,只为迎接那“天降大任”。

有时候撑不住了,他就反复念诵自己的座右铭“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股力量,便从心底升腾而起。

有一回,听说皇帝要来应天府看看这些学苗,同学们都兴奋地跑去见一见最高领导人,有人看朱说还在读书,便叫他一起去。

朱说气定神闲地又翻了一页书:“我不去了,以后见皇上的机会多着呢。”

他很自信,他的自信正是来自那一页页的书和那用无数文章与智慧点亮的信仰。

多年寒窗苦读,一介“寒儒”朱说成了进士,迈向他的信仰之路。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秋,天气转凉。

天刚放亮,街上逐渐有了行人。小贩们早早将摊子支起,见有人从面前路过,就扯着嗓子喊两声。没一会儿,街上的人多了,两边的商铺也随着更声开门。

整条街从夜晚醒过来。

有人匆匆路过,又穿过几条长长的街道,才到了职房。

“朱大人,您今天来得这么早?”

朱说对两人摆摆手,便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拿起桌边的讼状看了起来。

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

苦读多年,朱说终于在今年的春闱里从万数学子中杀出重围,进士及第。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当他被授官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时,内心的雀跃无以复加。虽然只有九品,但他已然有了官身,不再是谁家的儿郎,而是独立的自己。

他将母亲接到汴京时,心中无比满足,他终于靠着努力,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成功“考编上岸”的朱说很珍惜自己的工作。他不想混日子,混待遇。因为这是他多年辛苦所得,这也是他理想的开端。所以他发挥往日读书的劲头,稳扎稳打地办公,公正断案。老百姓交口称赞,朝廷也渐渐知晓了这个敬业的小法官。

两年后,朱说开始升职了,他被升任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相当于从县城调到了省里当法官。

其实,一直以来,朱说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认祖归宗。

所以,在第一次升职后,朱说向朝廷打了申请,恢复范姓,更了名。此后,他以范仲淹之名,行走于大宋,并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

这之后的几年,范仲淹在基层辗转,在每一任上,他都秉承一贯风格,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分忧,干出了不小的成绩。

一直到天圣四年(1026年),母亲离世后,范仲淹回乡丁忧丁忧制度通常的说法是官员遇父母丧时要去官职,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丁忧”也称“丁艰”。《晋书·袁悦之传》记载“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在宋朝,一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在丁忧守丧解职期间,朝廷还会为其发放相应的补贴。守丧,他的仕途生涯画上了一个小小的休止符。

天圣六年(1028年)某日,夕阳挥洒余韵,天边碎金一线。

树影攀上窗棂,屋内人命小厮点起油灯,继续批改手上的文章。

“咚咚……”

敲门声惊扰了执笔人,小厮开门后,主人才发现来的竟然是熟人。

主人挥手,示意小厮准备茶水。

“希文兄,晏某不请自来,打扰了。”

“晏大人贵客登门,是我之幸,没来得及备上好茶,还望海涵。”

晏殊“扑哧”一笑:“得了吧,你根本舍不得买好茶。”

范仲淹听罢也微微一笑,询问晏殊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晏殊是来问府学学子情况的。

去年,晏殊听说范仲淹暂居应天府宁陵县为母守孝,就起了把人请过来教书的心思。在与之接触过后,他更觉得自己的想法没错,能有这般品质的人,才真的当得上一句为人师表。遂向范仲淹提出邀请。

果不其然,自从范仲淹任职应天府府学教席后,书院学风焕然一新。

当年的苦学生,转眼成了教席,范仲淹看着莘莘学子,就像看着当年的自己。所以,他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倾囊相授。他懂这些学子内心的渴望,希望多给他们传授一些自己的所学所得,也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此外,他也很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素质教育,他倡导学子们严于律己,崇尚品德,给学院带来一股清朗严正的学风。

当晏殊听范仲淹说完学校的情况后,忍不住连连点头,他感慨书院有范仲淹真是学子的福气。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希文兄,我记得你之前向朝廷上书了《上执政书》,可有回音?”

范仲淹摇头。

“无妨,希文兄放宽心。”

晏殊让范仲淹放宽心,自己却一直惦记。待他回京以后,才发现宰相王曾对《上执政书》极为赞赏,觉得范仲淹是个可用之才。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便在面圣之时把范仲淹的政绩一一列举。

仁宗皇帝赵祯一听,范爱卿这么能干,必须提拔。

十二月,范仲淹被召入京城,任秘阁校理,成了皇家图书典籍的编辑,负责对典籍校勘和整理。

风云涌动的朝堂是政治的角斗场,一不小心,就被虐得鼻青脸肿。尤其像范仲淹这样耿直的人,很容易碰钉子。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

十九岁的赵祯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那时候的刘太后还在主持朝政。

当范仲淹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眉头紧锁:家礼与国礼混为一谈,这怎么能行!

范仲淹也不藏着掖着,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上疏皇帝:“您作为一朝天子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在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如果同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说白了就是,建议皇帝放弃朝拜事宜。

这么敏感的皇权问题,被他直接摆在了台面上。内廷官员看了奏疏都是一身冷汗,而皇帝的回答是沉默。

其实,皇帝的沉默,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范仲淹不接受。是问题就该有定论,该有人发声。既然撬不开皇帝的嘴,那他就换个思路。

范仲淹再次“开炮”,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

这次,还是一样,领导层依旧保持沉默。

但终究有一个人发声了。

晏殊知道这事之后被吓得一激灵,他批评范仲淹做事怎么不多考虑考虑,如果真的惹怒了老板,他这个举荐人是要受牵连的。

范仲淹一点不服软,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白,并且表明立场。他想:我给皇上打工,肯定不能只说好听的阿谀奉承,只要是有利于朝堂的事,我肯定有话直说,就算死了也值得。

可见,范仲淹并不是个愣头青,他知道说真话有多危险。但他愿意冒这份险,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发言。

官路稳当,处事圆滑的晏殊看到范仲淹的长信,不禁冷汗直流。这范仲淹的确有才能,骨头也是真硬。晏殊为此很头疼。

政治的江湖太复杂,既然自己说真话没人听,那还不如在地方踏踏实实为百姓做事。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

“处江湖之远”的范仲淹,一边在基层执政,一边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给朝廷上书提建议。

一封封奏书送往朝廷,就算这些建议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还是坚持往上送。别人怎么决策他左右不了,但他要坚守自己的道心。

这算是无效努力吗?当然不是,因为仁宗看见了他的赤子之心。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皇权。皇帝执政,必定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团队,而他记得那个不断上奏的劳模范仲淹。

于是,范仲淹奉召入京,被拜为右司谏。

几年的基层洗礼,范仲淹多了不少从政经验,但并没有让他变得圆滑,他还是那个棱角分明的人,有话就说,从不遮掩。

仁宗亲政之初,群臣开始巴结新领导,历数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种种问题。但范仲淹看不下去了。这些朝臣太后当政的时候一个个蔫蔫巴巴,太后去世后开始戳人脊梁骨,早干什么去了。

于是,范仲淹劝赵祯,给老太后保留身后的体面,毕竟这些年养护皇帝,也是有功劳的。仁宗赵祯的确仁厚,听从了范仲淹的意见。

当年七月大旱,又逢蝗灾,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非常严重。范仲淹建议朝廷派人视察、赈灾。

仁宗开始没当回事,范仲淹气血上涌,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仁宗这才寻思过味来,赈灾之事不可小觑,便派范仲淹去赈灾。

可见,在仁宗亲政后,范仲淹的谏言变得有分量了。范仲淹坚持原则,发挥谏官本色,全力以赴为皇上效力。

于是,在宰相吕夷简联合一众官员主张废掉误伤仁宗的郭皇后时,范仲淹站了出来,开始跟宰相打起了辩论赛,得宰相词穷。

第二天,范仲淹想要乘胜追击,巩固战绩,让宰相服软,没想到却收到了一封诏书。

范仲淹和一众支持者被贬了。他打赢了辩论,却输给了政治博弈,并且和吕夷简结下了梁子。

但范仲淹不认输,也不低头,他会回来的。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无论在哪做地方官,总能干出成绩,因为他这个人踏实肯干,不怕苦,也不怕难。一个连皇帝、宰相都敢,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的确没什么可畏惧的,也没有什么可悲伤的。

因为他心中有一根指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在苏州兴建郡学、疏通河渠、兴修水利,干得热火朝天。第二年就又被调回京城,在京城大刀阔斧搞改革,整顿官僚机构。

重回朝中,范仲淹又和宰相吕夷简杠上了,上书仁宗,批判宰相用人有问题。吕夷简和他的一众势力疯狂反击,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第二局,范仲淹又败了,又被贬出京。

范仲淹离开的时候很凄凉,只有两个老伙计来给他送别践行。因为朝臣耽于宰相势力,此前支持范仲淹的人,都没吃到好果子。

又是一年,吕夷简罢相之后,一些人开始站出来为范仲淹正名,与吕夷简的势力吵个不停。

仁宗被折磨得脑瓜生疼,接受了宰相张士逊的建议,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范仲淹这些年的仕途曲曲折折,好朋友梅尧臣多少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作《灵乌赋》想着劝劝他。

“范兄,咱少说话、少管闲事,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得了呗!”

可是,硬骨头,软不了。

范仲淹回作《灵乌赋》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好一个西夏,李元昊这个畜生!”

宋仁宗赵祯把手中的战报狠狠砸到地上,仿佛那不是纸,而是叛贼李元昊的项上头颅。

宝元二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并且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一出,震荡朝野。

宋仁宗向下扫视了一圈,问道:“诸位爱卿,可还有平叛良策。”

台下的群臣默不作声。

“一群废物,一年了,连一个西北恶匪都打不赢,要你们何用!”

赵祯说罢喝了盏茶,又开口:“既然你们做不到,就找能做到的人来,召范仲淹回京。”

“对,对,范大人行。”群臣高呼皇上英明。

范仲淹嘴黑不留情面,经常让仁宗头疼。这么多年,仁宗把范仲淹贬来贬去。但真有事的时候,他率先想到的还是范仲淹,因为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一个在关键时刻能给你解决问题的人。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让一介书生带兵打仗,这靠谱吗?

这事要是在别人身上,可能的确是纸上谈兵,但范仲淹真的行。

这年,五十多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州。

这是他第一次到边境任职,虽然来之前有过心理准备,但当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时,还是被震撼了。

延州一片悲惨景象,到处是残垣断壁,许多茅屋都被烧毁,残阳之下更显凄凉。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身心都在受难。

他蘸着心口的悲伤和壮志写下了一首词《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有时,他的心底也会有伤感和思愁。于是他作《苏幕遮·碧云天》。他在诉说儿女情长之时,也有着“天、地、江、山”的辽阔视野。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于范仲淹当时而言,这不过是他身处边塞的两首感慨之作,只凝结了那片时空中的一隅,来自他内心深处的震荡。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词为宋词的词坛,吹来了一缕强劲的风。自晚唐以来,词作为胡夷里巷生发而来的艺术形式,浓艳华丽,到了宋朝,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人创作,让词生发出了优雅端庄和清丽之风。而一身硬骨头的范仲淹入局词坛后,词坛吹来一股豪迈的风,吹开了宋词豪放派的门。

满腔豪迈的范仲淹不光有壮志,更有着强大的执行力,而且他头脑冷静。在强烈的内心情感撞击下,他依然能够客观分析敌情,做出最适合宋朝的策略。

他开始改制、练兵,并且重新统筹部署,将部队分成六部,进行高强度训练,提高边军的作战能力。不过他并没有选择跟夏兵硬刚,而是在强化军队实力的同时,修筑边城,同时找到西夏需要通过宋朝经商贸易的经济弱点,对他们实行经济封锁政策。

范仲淹这边干得热火朝天,但他的搭档韩琦不干了。我大宋拥军二十万,这么耗下去,士气都要耗光了,而且这么庞大一支军队,需要巨大经费支出,何不集中兵力一鼓作气,速战速决?

心急的宋仁宗决定采用韩琦的进攻策略,范仲淹接连上表反对,最后折中求皇上留一路军队用来招纳西夏,作为底牌。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1041年),韩琦见和范仲淹谈不拢,调集一众人马向李元昊的大军杀去,没想到中了埋伏,此后宋军接连惨败。

由此,宋仁宗才认识到西夏是多么不好对付,改用范仲淹的防守策略。范仲淹在边境,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建立起了边城,建立了新的军事据点,培养干将。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落的金明寨、万安城等。范仲淹在城内开辟田地,恢复农业生产等,恢复了延州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损失惨重。

范仲淹临危受命,快速领兵支援。

前方军情来报,听说范仲淹的援军到了,仁宗大喜,一颗心终于放进肚子里,“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意思还是小范靠谱。

于是,范仲淹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范仲淹在边境,用策略诏安了羌族,扩大了宋军的边境力量。在他的整治之下,被破坏了的西北边境又重新巩固起来,夏人不敢来犯。

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

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西夏没辙,打不过了,那就握手言和。

庆历四年(1044年)与西夏正式达成和议,恢复了边境和平。

“太好了!”

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看着范仲淹上书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拍案叫绝。

在安定边境之后,赵祯给大臣们留下新项目。他知道朝廷陈弊积久,但是一直没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而范仲淹在上疏中提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条理清晰,没有套路,全是干货。

没有一个领导不喜欢能干的员工,这个时期的赵祯看范仲淹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欣赏。所以范仲淹回京后也升官,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

仁宗下诏,颁布范仲淹的新法。其中,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勤恳能干的范仲淹,趁热打铁,深化改革。

改革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一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不干了。他们纷纷站出来,组成了小团队,开始跟范仲淹撕扯起来,有事没事,开始研究打范仲淹的小报告。

当时的朝臣们不会想到,这样的剧情,将会在二十多年后,重新上演。而下一场戏的男主角,名叫王安石。

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很难马上分个输赢,而是一种长时间的较量。

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既能为朝廷解决问题,又能图个安静。仁宗任命为其陕西、河东宣抚使。

可范仲淹无论在哪,朝中的问题都不会停下来,因为矛盾的核心是新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朝堂的纷争没有消减,甚至愈演愈烈。

范仲淹推行新政是为了百姓谋福利,而并不希望搞斗争,可朝臣因此斗来斗去,这显然不是他的初衷,也并不是他想要见到的。于是,范仲淹请求离京,仁宗准奏。他辗转去了邓州上任。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一年多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

人生起落得失,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无论在哪,都得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不愧对时间,也不愧对自己。

一把年纪的范仲淹依然没闲着,勤勤恳恳地在当地搞建设,为百姓谋福利。闲暇之余,会一会老友,品茶赋诗。有时候,他会化身教书先生,到他设立的花洲书院讲学。

有一天,他收到来自好友滕子京的一封信和一幅画。

他打开信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老朋友谪守巴陵郡,重修了岳阳楼,让我给他写个记。

他打开画卷,岳阳楼上优美的景致徐徐展开,真美呀!

他心有所感,于是研墨提笔,洋洋洒洒地写下洞庭的风光。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快哉,快哉!”范仲淹搁笔之时,还意犹未尽。

这篇记,写得实在痛快。他仿佛置身其中,又忍不住倾洒心中的心绪,写下了他多年奉行的座右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将这篇《岳阳楼记》拔到了新高度。

而这篇文章,也终不负他所望,成为后来人传唱的佳作。现代教科书则给予其“请背诵全文”的最高规格。

至今,一间又一间教室里,在学到那一页时,班级里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那是范仲淹的心声在回荡,也是他的生命在延续。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花瓣点缀了颍州。

范仲淹的小院中也有一棵梨树,开得肆意张扬。没有人给它修剪枝杈,就让它野蛮生长,也独有一番意趣。

人到暮年,难免疾病。范仲淹看着红泥小火炉上煨着的药,叹了一口气。

他从床上起身走到门外,远处天边已经放晴,外面却依然下着小雨。他伸出手,细细的雨丝打在手心,有些凉,还有些痒意。

小厮从身后为他披上披风。

“大人,天气还冷,您该多穿点。药已经煎好了,您是现在喝,还是等会儿喝?”

范仲淹示意小厮把药拿过来,但他其实并不想喝。

他一把老骨头,眼看没多少日子了,还要浪费这么贵的药。

可是家人关心他,官家也总是派人注意他的身体,大宋外敌环绕,有太多理由支撑他活下去。

但喝药终究没能为他夺来几天生命。

院中有风吹过,带走了他的梦,留下了他一世的传奇。

范仲淹于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1052年6月19日)长睡不醒。

消息传到西北边境时,羌部族的数百首领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才离开。


“官家,范大人走了。”

宋仁宗放下手中的笔,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范卿不是早就离京了吗?

而后,他突然意识到,哦,是人没了。

桌案上的奏折逐渐失色,室内的陈列黯淡无光。大宋失去这样一位股肱之臣,何其可惜!

宋仁宗问:“何时下葬?”

内侍回答:“明年二月。”

宋真宗继续批改奏折。

次年二月,范仲淹墓碑上题刻苍劲有力四个大字“褒贤之碑”。

他之功劳,天子感怀于心,未来自有眼前你我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