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但总的来说，这种变化是有利于中国政局朝着和平民主方向发展的。

在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有了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增强了，国际威望提高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东欧和东南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部分国家，以及德国东部、朝鲜北部苏军占领区、越南等部分地区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纷纷成立了人民民主的新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立，这大大加强了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提升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德意日战败，英法被严重打击，帝国主义力量被削弱。美国为了维持世界霸主地位，支持各国反动派，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

在国内，经过14年的抗日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经受了长期战乱之苦后普遍渴望和平。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建立了包括1亿多人口和近10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在党内，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团结性进一步增强，这是努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中国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后有可能建设一个独立、统一、自由和富强的新国家。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内和平民主的努力，却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严重阻碍。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要和平民主，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目标就是“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即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时期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保存和积聚自己的力量，以便在依靠苏联和英美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以后，坐收渔人之利，然后举行反共战争，消灭共产党，建立它在全国的黑暗的独裁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外国援助国民党抗日的武器都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危机就立刻威胁着全国人民。”

为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准备，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就以“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连续发布命令，一面要求国民党的军队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一面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同时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治安”，抵抗人民解放军 受降。蒋介石的命令，表明了蒋介石决心夺取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果实，“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说，他们当时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而短期目标首先是 “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便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产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为此，美国采取的措施有：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帮助国民党军队运兵抢占战略要点（图4-1）。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什么方针呢？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同年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打，但由于国民党的精锐军队大部分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将其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也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国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所以，蒋介石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不得不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共产党。

基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对局势的清醒认识，党中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对国民党的方针是 “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推进国内和平等目标的实现。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宣布了党为最后挽救国内和平而奋斗的愿望。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百年党史关键词

“洗脸政策”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还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的形式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称为“洗脸”政策。他指出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针对当时民族矛盾仍占主导地位和中共在国共力量对比中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洗脸”而不是“砍头”的政策，既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符合自身的阶级利益。

（二）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整个山城为之震动和欢呼。重庆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市民、工人、农民等，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署名讲话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为谋求和平表现出来的真诚态度表示敬仰，称颂“毛先生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前后历时43天。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在谈判中，其中军队和解放区地方人民政权问题上的争论，成为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的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对于这两个问题，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毛泽东本人于10月11日乘飞机返回延安。

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这是一次人民力量的胜利。

（三）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它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遵照他在1933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然后利用《中苏交好同盟条约》（这是中华民国在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它有利的条款（苏联政府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出兵占领整个东北。自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队即已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党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党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后由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东北地区工作。在 10月中下旬，解放区部队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 11万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迟滞了他们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方针并没有因军事进攻失利而有任何改变。至1945年12月初，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10月19日，在重庆，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特务分子的捣乱破坏，激起 3万余名学生举行联合罢课。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镇压学生，酿成惨案。重庆、上海等地也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即“一二·一”运动）。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愈加被动。

这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还不敢贸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和控制整个中国。于是，国民党和美国就转而采取争取时间以便部署内战兵力的假和平策略。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一方面，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一方面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将做好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就是“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 38人。其中，有中国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中国青年党5名、中国民主同盟9名、无党派社会贤达9名。中国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虽然会议参加者的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反映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的五项协议。这五项协议为：①政府组织案，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吸收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②国民大会案，规定召集制定宪法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承认抗战前国民党所“选举”的国大代表，增加各党派、社会贤达以及各地区所选派的代表；③和平建国纲领；④军事问题案，规定根据民主原则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⑤宪法草案案，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等。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欢迎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认真履行这些协议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协议而奋斗。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从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结束，国民党特务就不停地进行恐吓、捣乱和破坏，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等。1946年，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公然表示，要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统治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