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图2-12）。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阶段。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指出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由于蒋介石仍在集中兵力“围剿”红军，所以这时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抗日反蒋”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时，瓦窑堡会议还把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政权名称由“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对富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又结合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开始系统地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遵义会议以前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实际措施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了新的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遣冯雪峰和潘汉年到上海，与当地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西北地区建立了统一战线，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国共两党高层的代表也逐渐进行接触。

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面对蒋介石拒绝抗日的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电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图2-13）。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了解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下，他们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变时局的关键，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评价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