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在这个时期，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进而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不过，周恩来和朱德根据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规模伏击战的典范。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当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根据实际情况，抵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却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临时中央先在福建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些错误的斗争，将正常的工作纷争夸大为政治路线的对立，严重地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使中央苏区的政治生活陷于很不正常的状态，对中央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改变前几次的战法，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采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然而，李德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只会照搬外国正规战的一些教条，采用了不适合的战略和战术，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局面。临时中央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很快陷入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临时中央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广昌县城。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红军进行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的行动，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并与红十军会合形成红十军团。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击下遭受了严重损失，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同志被俘。方志敏坚贞不屈，于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到1934年夏秋，中央红军已无力在根据地内部粉碎“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共计8.6万人开始了战略转移。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长征。然而，在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并将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笨重的搬家行动，带着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沉重的装备，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导致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国民党军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防线时，红军遭到国民党湘军和桂军的夹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图2-7）。负责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只剩下不到1000人，成为陷入重围、无法渡江的孤军。绝境之下，全师士兵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英勇抵抗，在敌人的围攻中奋力抵抗了四天五夜，用生命筑起一座“堡垒”，为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被敌人俘虏后，陈树湘在被抬走途中醒来，自己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被困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终弹尽粮绝，大部分战士壮烈就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