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大叔曾在前面文章里提到自己的先天性高度远视眼，其实眼镜大叔小时候身体还有两个小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第一个问题，医学术语叫疝气，需要做外科手术治疗。手术做过两次，为什么做过两次呢，倒不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按照父亲的解释，是因为我的肌体体质问题，导致在第一次手术后，刀口缝合处，结出了厚厚硬硬的一道疤痕，很难看，还时常发痒，父亲决定再次手术切除疤痕。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的小学生，一年之内两次躺在手术台上，是非常恐怖的体验，幸好每次手术前都进行了麻醉。记得第一次手术是全身麻醉，等我醒来，手术已经顺利结束，我已经安然无恙地躺在病床上了。第二次，是局部麻醉，整个过程我是清醒的，但手术部位没有知觉，我目睹了医生给我做手术的全过程，我现在甚至清晰记得，当时两名医生一边手术一边交谈的情景。
在病床上最难熬的是术后第一天，因为随着麻醉药渐渐失效，刀口缝合位置疼痛难忍，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后来只好吃一些止痛片，但也不敢吃多，毕竟我当时还是未成年人。后来，到第二天第三天，刀口处就逐渐不疼了，我调皮的孩童天性又暴露无疑了，抢隔壁床大哥哥的零食，甚至互相打闹，朝对方互扔东西，扔水果，扔枕头，扔拖鞋，最后护士们一致决定，将这两个熊孩子分开，于是那位学长就被调到其他病房去了。两次手术仍然在我身上留下永久的印记，这印记在小腹下边，靠近大腿根，那时候有职工澡堂，每次被眼尖的父亲同事或我的同学看见，我总要解释一番，不怀好意的同学故意开我玩笑，到处说我做了变性手术，以前是女孩子，把我搞得一脸懵逼和尴尬。
第二个小问题在心脏，根据我做医生的父母的说法，叫先天性预激综合征，这种病容易心动过速，不能情绪激动，也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从小父母就教育我，给我灌输一个理念，就是要我好好读书，长大争取坐办公室上班，不然去干体力活我胜任不了，将来养家糊口都成问题。
就这样，从小我就把自己塑造包装成体弱多病的人设，戴着高度远视眼镜，文艺活动和体育比赛都与我无缘，感觉自己永远都是坐冷板凳的。我不愿意参加任何文艺活动，你说谁跳舞还戴着厚厚的玻璃眼镜的，即使是唱歌或者朗诵，那么多眼睛明亮的帅小伙儿，老师不挑却挑我吗。体育比赛更不行了，我害怕心脏病发作有危险呢。
我的学习成绩倒不差，但也不突出，在班级里整个儿没什么存在感。所以，我从来不会引起任何女生的关注，所以我把自己活成了怎样的人生呢。举个例子，当时有一部风靡全国的港剧叫《上海滩》，里面女主叫冯程程，她身边有个闺蜜，叫汪月琪，又黑又丑，梳着两个麻花辫，还戴个黑框眼镜，天天形影不离地跟着冯程程，非常有效地衬托出女主的美貌和优雅婉约。我感觉我就是男版汪月琪，我就是那种放学后美女帅哥亲密依偎在学校操场时，我跑腿给他们买汽水，或者帮他们抄作业，帮他们排队买电影票，甚至把自己省下的零花钱借给他们。
有点扯远了，除了上述两个从小就产生的问题，在2005年母亲生病后，我又增添了第三个健康焦虑。因为，那时母亲被查出患癌，虽然她坚强地与癌症斗争了15个年头，就在我们几乎认为她已经战胜病魔的时候，她突然再次病发，这一次她很快就离开了我们。自从母亲患病，我就步入了新的焦虑，我担心由于基因遗传，自己将来某一天也会患和母亲一样的病。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我发现我的认知渐渐发生变化。怎么说呢，就是人活得更通透，更能放得下，更能想得开了，每次遇到各种烦恼困惑，我都想象自己将来也要以母亲那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所有的亲人围在我的病床边。既然如此，我何必执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呢，它们看起来鸡飞狗跳，其实都是琐碎的鸡毛蒜皮，根本不必为之徒增烦恼啊。
这种心理变化是慢慢形成的，潜移默化的，特别是母亲去世后，看着父亲把衣柜里母亲生前所有的衣服、所有的私人物品，一股脑地堆在客厅地板上，然后用一张大床单包好，就那样一次性处理掉了。当时我茫然地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扫视着没有了母亲的房间，原来人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庄重正式，一切就这样简单快速，我的活了68岁的母亲，在这套房子少说也住了十几年，可现在呢，她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一切迹象就这样被完全擦除了，仿佛她从未存在过。那一刻，我有一种深深地卑微感和无助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感。
妻子后来向我袒露，自从你母亲去世后，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多过去老跟我计较的事，也不愿计较了，也不再吵嘴了，过去看得挺重的事，现在也愿意迁就对方了，整个人的脾气都温顺许多。我无奈地笑笑，把我内心这种逐渐豁达、敞亮的心境变化说给她听，她安静地听着，并不言语，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然，我对生活的态度依然是乐观的，甚至比之前更加积极，因为我觉得，生命太珍贵了，它对于有些人已经是奢望，所以我更没有理由去虚度光阴，我暗暗决心要“武装自己，每日精进”，为自己重新制定人生目标，并在人生的下半场，好好去拼搏一把，做一些无悔人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