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编（上）

论新文化运动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决择，尽成盲从，实大可哀矣。惟若吾国上下，果能认真研究西洋学问，则西学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谬误偏浅，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虑者，今中国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苟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计，沉溺于淫污之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譬犹久病之人，专信庸医，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有菽粟，更有参饵。父母兄弟苟爱此人，焉能坐视不救？呜呼！此其关系甚大，非仅一人之私好学理之空谈。故吾今欲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昔赵高指鹿为马，以语二世，秦廷之人莫敢有异辞。然马之非鹿，三尺童子犹信其然。林肯曰：“欺全世之人于一时，可也。欺一部分人于千古，可也。然欺全世之人于千古，则不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莫知其际。然使有身履蓬莱者，则不当为所炫惑。今中国少年学生，读书未多，见闻缺乏，误以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主张，为西洋文明全部之代表，亦事理之所常有。至留学美国者，其情顿殊。世界之潮流、各国之政术学艺、古今之书籍道理，岂尽如新文化运动者之所言？此固显而易见。今者于留美学生，有不附和新文化运动者，即斥为漠心国事。有不信从新文化之学说者，即指为不看报纸。夫岂可哉？古人云：盖棺论定，凡品评当世之人，不流于诋毁，即失之标榜。故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孰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我留美同人，所习学科各有不同，回国后报效设施亦自各异，未可一概而论。总之，留美学生之得失短长，是一事；而新文化运动，另是一事。若以留美学生不趋附新文化运动，而遂斥为不知近世思潮、不爱国，其程度不如国内之学生，此当为我留美同人所不任受者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当另行研究。故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所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譬如不用牛黄而用当归，此亦用药也，此亦治病也。盖药中不止牛黄，而医亦得选用他药也。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

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譬如天上云彩，朝暮异形，然水蒸发而成云，凝降而为雨，物理无殊。故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变与不变，二者应兼识之，不可执一而昧其他。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俗语云：少见多怪。故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且夫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举凡典章文物、理论学术，均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凡论学论事，当究其终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过去以测未来。人能记忆既往而利用之，禽兽则不能。故人有历史，而禽兽无历史。禽兽不知有新，亦不知有旧也。更以学问言之，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总之，学问之道，应博极群书，并览古今。夫然后始能通底彻悟，比较异同。如只见一端，何从辩证？势必以己意为之，不能言其所以然，而仅以新称，遂不免党同伐异之见。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语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炫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今新文化运动，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学问，殊未深究。但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故既不免舛误迷离，而尤不足当新之名也。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详考，当知其然。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然姚姬传评其吊田横墓文云：此公少时作，故犹用湘累成句。莎士比亚早年之戏曲，无异于其时之人，晚作始出神入化。Wordsworth一变诗体，力去雕琢字句之风（Neo-Classic Diction），自求新词新题，然其三十岁以前之诗，则犹Pope及Dryden等之词句也。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摹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如英国文学，发达较迟。自Chaucer至Elizabethan Age，作者均取法于意大利。而在Restoration Period，则专效法兰西。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之影响，考据日以精详。故吾国论诗者常云：此人学杜，彼人学陶，殊不足异。今世英文之诗，苟细究之，则知其某句出于Virgil，某篇脱胎于Spenser。斯乃文章之通例，如欲尽去此，则不能论文。又如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仍不外Homer、 Virgil、 Milton、 Tennyson等等。报章中所登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读哉？其他可类推矣。

又如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及Naturalism，脱胎于浪漫派，而每况愈下，在今日已成陈迹。盖西方之哲士通人，业已早下评判。今法国如E.Seillièrre、P.Lasserre，美国如Irving Babbitt、Paul E.More、Stuart P.Sherman、W.C.Brownell、Frank Jewett Mather、Jr.诸先生，其学识文章，为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论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详确而允当。昔齐人以墦祭之余，归骄妾妇，妾妇耻之。又如刘邕嗜疮痂，贺兰进明嗜狗粪，其味可谓特别，然初未强人以必从。夫西洋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闻美国业电影者，近将其有伤风化之影片，经此邦吏员查禁不许出演者，均送至吾国演示。又商人以劣货不能行市者，远售之异国，且获重利，谓之Dumping。呜呼！今新文化运动，其所贩入之文章、哲理、美术，殆皆类此，又何新之足云哉？

文化二字，其义渺茫，难为确定。今姑不论此二字应为狭义广义，但就吾国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则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动忧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其实二说均非是。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然此极不易致，其关系全在选择之得当与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然按之实事，则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实验主义（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此篇篇幅有限，只言大体，至于陈义述词，引证详释，容俟异日。〔一九二〇年正月号之《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所载拙作“Old and New in China”一文，实与此篇互有详略而义旨则同。〕惟所欲亟解国人之惑者，即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故私心所祷祝者，今国内之学子，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知西方学问之真际。而今新文化运动一派人所倡导厉行者，其偏浅谬误，自能见之明审矣。

按以上所录之文，原登民国十年春季之《留美学生季报》。其年夏，宓由美归国，海舟中，复作《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渭君》一篇，投登该报。而该报以商务印书馆印刷迟滞，今逾半载，犹未能出版。故撮其篇中之要义，附录于此。凡解释答辩之词，均删弃之。惟存自述主见之处，以引申前文余义而阐明之云尔。

吾素不喜作互相辩驳之文，盖以作此类文字者，常不免流于以下之数弊。（一）不谈正理，但事嬉笑怒骂。将原文之作者加以戏侮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况论人焉可以村妪、小儿之姿态出之。即使所指者确实，则如晋文骈胁，项羽重瞳，何伤乎其为人哉！（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但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夫文章本皆一气呵成，前后联贯。今特摘出一语，而略其上下文，则有时所得之意义与原文适成相反。且辩论本以求理之胜而根本宗旨之明确也。今即使原文作者，其用字、用典实有误，以此为彼人学问未深，一物不知之证，可也。以此为彼人成文率易，修改未详之咎，亦可也。然彼人所主张之道理，其全文之大旨，固未以此而攻破也。（三）凡作辩驳之文者，无论其人如何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犹常不免有对症发药之意，目注鸿鹄，思援弓缴而射之。只求攻破原文之作者，而一己出言是否尽真确，立论是否尽持平，措词是否尽通妥，则不暇计矣。此等文出，纵或得达其一时之目的，摧坚破敌。然境过时迁，则成为无用之废物，更无重读之价值。即在当时，以专务胜敌之故，而己所持论，偏激过正，牵强失真，亦大有害于世道人心也。（四）凡作文为使读者受益，否则此文可不作。今互相辩驳之文，窃见人之读之者，如观卖艺者之角力然，以为消遣，以资笑乐；但看一时之热闹，毫无永久之爱憎取舍于其间，吾实痛之。故吾深望世之有志而能文者，皆自抒己见，各述主张，使读者并取而观之，而后自定其从违，自判其高下。孰是孰非，孰贤孰愚，孰有学，孰无理，均可待读者自决之。吾但尽吾知识学问之所至，审虑精详，发为文章。文出以后，成败如何，利害如何，读者之评判如何，吾今皆不当计及。如是，则可免以至可宝贵之精力时间，枉费于笔墨辩论之中，无益于人，有损于己。两方作者，有此时间精力，则可读书成学，另作佳文以饷世也。（五）辩论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徒事诋，多滋纠纷。且夫论学之文，以理为尚。有经千古儒者之聚讼，而尚未能定案者。论事之文，以识为尚。此必待后来实事之成败利钝，而始可得确评焉。一二人偶尔笔墨之争，何足重轻？且凡根本道理不相合之人，不能互相辩论。必两方有所可取以为准则，共信不疑者，然后可。一文之出，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凡赞成此文者，多系先已有合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凡反对此文者，多系先已有违于此作者之宗旨者也。以其文词理之胜，而能转易读者之信仰者，实事上吾见之甚少焉。吾文即极佳，非之者必有人。吾文即极劣，誉之者亦必有人。决未有一文之出，而全世之人，咸异口同声，非之誉之也。作者固不能望全世之人，皆信己之所信，亦不能求读此文者，其中无误会吾意之人。不能就人人而喻晓之，而辩争之。今有一二人出而驳吾之说，或仅就吾之一二主张，而加以修改，此实偶然之事耳。或尚有痛驳吾之文千百篇，而吾未得见之，则虽欲一一答辩之而不能也。准是，而世中攻辩之文、解释之文，汗牛充栋，拥塞堆积，读者将不胜读之矣。故吾见有人驳我者，惟当虚心受而细读之。苟吾误而彼人能纠正之，或更进一解者，吾当谨记之，深感其人。后此，吾另有述作，必改此非而求有进焉。苟吾自覆审以为无误，而彼人未明吾意，或徒事辱骂者，则吾当淡然忘之，亦不怒其人焉。窃谓世之作文者皆存此心，则可以时间精力用之正途，而读者可多得佳文、佳书，而免费目力、时间于无益之篇章矣。

以此五因，吾夙抱宗旨，不作辩驳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为答复解释之举。吾自视极轻微，攻诋误会，实无损于我。盖我初无名誉之可言。个人之得失利害，尤不足较。作文惟当准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讳，决不曲说诡辩，所谓修辞当立其诚是也。（下略）

（一）此段从略。

（二）吾所谓“其行文”者，乃指一国文字之体制（system of language）而言，非谓一篇文章之格调（style）也。评者以吾之“行文”为style，误矣。文章之格调，每作者不同，即在中国古时亦然。韩之古文异乎苏之古文，李之诗异乎杜之诗。即作八股文者，其style亦有别也。即一人之文，其每篇之格调，亦有不同者焉。如杜诗之《北征》异乎《丽人行》是也。至若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一旦变革，自我作古，即使其制完善，国大人多，一部分人尚未领悟，而他处之人又创出新文字、新语音。故行用既久者，一废之后，则错淆涣散，分崩离析，永无统一之一日。故吾文云：“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诚以吾国之文字，以文（Written language）之写于纸上者为主，以语（Spoken language）之出于口中者为辅。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吾于吾国文字之意见，他日当更申言之。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迄今，文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Pope、Byron、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各国文字，互有短长。中西文字，孰优孰劣，今亦不必强定，惟视用此文字者之聪明才力如何耳。天生诗人，如生于法国，则用法文而成佳诗焉；如生于英国，则用英文而成佳诗焉。文字不能限之也。凡文字得大作者用之，其功用、其价值，乃益增。如英文初仅宜于诗，而不宜于散文。论者常以Jeremy Taylor为散文之祖。至Addison及Steele之时，散文以多用之而发达，终至十八世纪之下半，而散文乃大成焉。夫中国今日输入西洋之事物理想，为吾国旧日文章之所无，故凡作文者自无不有艰难磨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异，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须由作者，共为苦心揣摩，徐加试验，强以旧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白晓畅，义蕴毕宣而后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后，则新格调自成，而文字之体制仍未变也。昔欧洲自耶教盛行之后，以其为外来之物。以拉丁古文表达之，未尽其意，粗俗可厌，逐渐改良。至Thomas Aquinas而希腊、罗马之文化，与耶教之教理，始得融合无间，集其大成。而欧西文字，亦足表达耶教之教理而无遗憾矣。此乃缓功，不能急致。然决非破灭文字所可致。盖如是则无异南辕而北辙，先自杀其兵卒，而后求获胜仗也。（下略）

（三）文如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此法人Buffon之言也。盖谓赋性仁厚之人，其所为文，必有一种慈祥恺悌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生来阴鸷残酷之人，即强学之，亦必不能到。他皆类此。故欲文之工美，必先修学植品，而不当专学他人之文章皮毛也。又如李太白作诗，欲强学杜工部之忧时爱国，杜欲强学李之纵酒豪放，亦必不成。今评者谓“各人赋性不同，产生体裁自异”，似即此意，斯固是也。虽然，每篇文章，词句不同，意旨不同，即当另视为一文。不当仅因其格调之同，而遂一体斥之为印板文章也。

（四）今中国之人能读西书者甚少，故以笔墨辩论，虽作者述经据典，繁征博引，而读者实莫从审判。满纸人名、地名、书名等，堆积充盈，读者见之，如堕五里雾中，徒震惊于作者学问之博，以为彼其胸中蕴蓄乃如此之多。至于其证据之确当与否，引用之合宜与否，狼藉杂凑，牵扯附会，离题太远，与理无涉：凡此则皆读者之所不能洞见也。夫未读原书，焉可评论？今争论西洋文学，而求国人判决之，其事诚难矣。吾见近年国中报章论述西洋文学之文，多皆不免以人名、地名、书名等拉杂堆积之病。苟细究其一篇，毫不成章，毫无宗旨。但其西文名词满纸，五光十色，能令读者咋舌拜服而已。呜呼！此通人所不屑为也！举例不必其多也，惟其事之合；措词不必其长也，惟其理之精。否则何贵焉？此等妄为引用，以堆满篇幅之名词，苟一一指出而辩正之，则不胜其繁矣。（下略）

（五）此段从略。

（六）此段从略。

（七）昔之弊在墨守旧法。凡旧者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所爱者则假以旧之美名，所恶者则诬以新之罪状。此本大误，固吾极所不取者也。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所恶者则诬以旧之罪状，所爱者则假以新之美名。此同一误，亦吾所不取者也。惟按吾国人今日之心理，则第一层流弊已渐消灭，第二层流弊方日炽盛。故今为救时之偏，则不得不申明第二层一味趋新之流弊，以国人多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吾于新旧，非有所爱憎于其间。吾惟祝国人绝去新旧之浮见，而细察个中之实情，取长去短，亲善远恶，以评判之眼光，行选择之正事，而不为一偏之盲从。吾前作“Old and New in China”一文，结句引Pope之诗，以明吾之宗旨，曰：“Regard not, then, if wit be old or new, But blame the false and value still the true.”吾原文已再三申明，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如言政治、经济，则必马克思；言文学，则必莫泊三、易卜生；言美术，则必Rodin之类是也。其流弊之所在，他日当另详言之。总之，吾之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以其实，非以其名也。吾前文已言：“今诚欲大兴新学，今诚欲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则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不可不审查，不可不辩正也。”故或斥吾为但知旧而不知有新者，实诬矣。（下略）

今新文化运动，自译其名为New Culture Movement，是固以文化为Culture也。Matthew Arnold所作定义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按此，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若不读李杜之诗，何以言中国之文学？不知Scholasticism，何能解欧洲之中世？他皆类此。乃事之大不幸者，今新文化运动，于中西文化所必当推为精华者，皆排斥而轻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吾不敢谓主持此运动者，立意为是。然观年来国内学子思想、言论之趋势，则其实事之影响，确是如此。此于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之本旨，实南辕而北辙，吾故不敢默然。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夺朱也。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下略）

（八）共和肇建，十载于兹。非丧心病狂之人，孰有言复辟者？普及教育之重要，国人夙已知之，不自新文化运动始也。所当研究者，普及教育中之材料、方针而已。五四运动与女子解放，此亦时会所趋。至于李纯之自杀捐资，陈嘉庚之毁家兴学，皆个人之义举。今论者必欲以此种种均归美于新文化运动，亦可谓贪天之功为己力矣。而遇不称许马克思、易卜生者，则指为赞成复辟，及反对普及教育，此则尤牵强武断之甚者也。吾所欲审究者，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之道理是否正确，所输入之材料是否精美。至若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窃观自昔凡欲成功于一时者，类皆广树旗帜，巧立名目。彼群众见此种种有形之物、实在之事，遂蚁从而蜂动焉。至若学理之精微，众亦不解。空漠之谈，鲜能聚众者也。今新文化运动之成功，或即由此。惟吾则亲见附从新文化运动者，其中不免有目空一切、跬步自封之人，以为新文化运动高矣美矣，无以有加矣。如有怀疑而评骘之者，则谓其人必皆丧心病狂，有意破坏者也。于是责在卫护新文化运动者，遂亦专务为胜敌之举，不许天下人得一置喙，将欲绝除异己，而统一文化之疆域焉。此等盲从之人，其心固热诚可嘉，而其智则愚陋可怜。使其读书稍多，当必有进，吾所信也。

（九）吾原文谓英国文学当Elizabethan Age多取法于意大利，而Restoration Period则效法法兰西。此特言文章格调形式之摹仿而已。彼英人当时固未主张废英文也。如有之，则以英人之爱本国，明事理，必痛斥之矣。且即以Elizabethan Age而论，当时英人摹仿意大利之文章风俗，已有流弊，非无指斥之人，如Roger Ascham所著Schoolmaster一书，即痛言当时英国学生赴意留学归来者之缺点者也。

（十）此段从略。

（十一）欲谈文学，必须著译专书。今报纸零篇，连类而及，区区数行之内，而欲畅言一国、一时代之文学，岂易事哉？势必流于吾前所言之堆积书名、人名、地名之弊矣。言者既系率易成章，妄相牵合；评者亦莫穷究竟。欲确解而详析之，必须累十万言。即如Classicism、Romanticism、Realism、Naturalism之意义，及其短长得失，决非匆促所可尽也。惟今有欲为国人告者，即此等字面，实各含二义。其一，常用之义。系指文章之一种精神、一种格调，及立身行事之一种道理、一种标准。譬之食味中之酸甜苦辣，何时何地均有之。中西古今之诗文中，皆可得其例。故并无一定之后先次序，孰为新，孰为旧也。其二，专用之义。则指某时、某国之文人，自为一派，特标旗帜，盛行于时者。如十八世纪之Neo-Classicism，十九世纪上半叶之Romantism，十九世纪下半叶之Realism及Naturalism是也。其后先次序如此，原因甚多，要当别论。然皆可谓为事实之偶然，非必甲生乙，乙生丙，丙生丁，以一定之次序而递嬗循环者也。且所谓某派盛行之时，他派并非绝迹。治文学者，不当徒震惊耳目，专谈影响也。譬如江西诗派盛行之时，直学杜者，非无其人也。今国人谈文学者，多误以上言之诸派，必循一定之次序而发达，愈晚出者愈上。故谓今者吾国求新，必专学西洋晚近之Realism及Naturalism然后可，而不辨其精粗美恶，此实大误。诗文应以佳者是尚，故各派中之名篇，皆当读之。岂可专读一派之文，专收一时之作耶？况晚近欧西之Realism与Naturalism，其流弊又若彼之大耶！

（十二）此段从略。

（十三）（上略）今吾国人之求西学，如以轻舟浮大海，渺茫无际，皆所谓一知半解，初入门耳。彼善于此，或有之；其真能大成者，吾见之甚鲜矣。吾人各当日求进益，视其最上者为标准。薛文清曰：学问当看胜于己者，则愧耻自增。吾侪岂可有自满之心哉！特谦之一事，实在虚衷自慊，不在口头客气。友朋各宜互相切磋，同为求学者，乌可存互相凌越之见，敢自谓百事皆通，永无错误也哉？今之评者，惟事讥侮，实昧于此旨矣。论者又以为不学某科，即不应谈某事。吾殊不谓然。盖我辈在校所习分科之名，本系随缘而假定者。吾曾见学工程之人，其所读之文哲学书，比之普通之文哲学生，尚多出也。论者评人之文，又以其人有无学位，或在外国大学毕业与否为轻重，吾亦窃以为不可。夫求实学者，不当以学位萦心。尝见师友中有生平未得学位，而学识渊深，受人尊仰者焉。吾国留学欧美之学生，有专骛学位，而国中之人亦或盲敬之，吾则视之为欺世盗名，以为此种心理，与昔之科第功名何异哉？故常谓吾辈取人，但当究其实在之蕴蓄，而不必问其有无学位可也。且美国每年自大学卒业之人，盈千累万。而美国之大学，尤远下欧洲之大学。欧洲之得高深学位者，且车载斗量矣。彼在美国所得之学士硕士，何足贵哉？得此区区而以为荣，亦深可羞矣。（下略）

（十四）此段从略。

（十五）邪之为言，曲也。邪说者，曲说也。凡偏激矫诬，不合论理之说，皆谓之邪说。故邪说（Sophistry）与异端（other sects）不同。常语以二者并举，邪说异端云云，此犹通才卓识之句法，本截然二事，否则何用重叠费词哉！惟其然也，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孔孟之说，固未尝相矛盾也。例如耶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分为新教、旧教。其后支派愈出愈多，互相攻诋，至于血战，而耶教大衰。近今世界交通，耶教、佛教、孔教相遇，即天性笃厚、近于宗教之人，目睹各教之并立，彷徨疑虑，莫知所从违，于是信仰之心亦归消灭，各教互争而同受损失。今日宗教之衰微，亦由攻乎异端所致也。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则终身与希腊之Sophists辩争，攻而辟之，按Sophists本智者之义，自苏、柏二氏辟之而后，英文中今遂有Sophistry、sophisticated等名，转为曲邪奸猾之义矣。故若其说确为邪说，则以邪说（Sophistry）目之，不为过也。

（十六）吾前文于天理、人情、物象，根本内律不变，枝叶外形常变，二者之区别，郑重申明，反复致意者，盖有重大之故焉。今以宗教道德为例以说明之。夫宗教实基于生人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恶，博施广济，使信之者得以笃信天命，心境和乐，精神安宁，此固极善之事也。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内律也，一定而不变，各教各国皆同也，当尊之爱之，而不当攻之非之者也。然风俗、制度、仪节，则宗教道德之枝叶、之外形也。故各教不同，各国不同，各时不同，尽可随时制宜，酌量改革，此固无伤乎宗教道德之本体也。然决不可以风俗、制度、仪节有当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体，攻击之，屏弃之。盖如是，则世界灭而人道熄矣。窃观吾国近年少年学子之言论，多犯此病。新文化运动不惟不图救正之，且推波助澜，引导奖励之焉。例如孔子之时，一夫多妻之制尚行，然孔子并未创立此制，而以一夫一妻、匹耦敌体为教。今以恶纳妾而排击孔子，岂可乎？耶教《旧约》圣书所载之历史，亦固君主也，多妻也，则将以此攻耶教可乎？总之，孔教、耶教，其所以教人，所以救世之主旨，决不在此。多妻也，君主也，皆当时风俗、制度、仪节之末，特偶然之事耳。又如仁义忠信、慈惠贞廉，皆道德也，皆美事也，皆文明社会不可须臾离者也。寡妇守节，往事有不近人情者矣。此等弊俗，果其出之勉强，则革之可也，然遂必铲去贞洁（Chastity）之一念，谓禽兽既无贞洁，而人类何必有之？凡贞洁，皆男子暴力摧压女权云云，此亦不思之甚矣。此外之例，多不胜举。总之，彼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式之末，而铲绝万古精神之源，实属诬罔不察之极。古圣教人，莫不曰守经而达权。即如孔子答他人之问孝者，每次所言不同，然通观遍览，其义可见。后人墨守之罪，拘囿之行，非可以为古圣之咎也。而况世界之大宗教，如佛、如耶，皆实破除当时之迷信，而注重理智者耶！宗教与迷信，犹医药之于疾病。今人动斥宗教为迷信，遂欲举宗教而歼除之。呜呼，误矣！迷信属于仪式者，即不能革，听其暂存，其为害于世者尚浅。今以不慊于仪式之故，而去宗教，绝道德，岂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禽兽食人之事矣！

凡人之立身行事，及其存心，约可分为三级：（一）上者为天界（Religious level）。立乎此者，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甘守无违，中怀和乐。以上帝为世界之主宰，人类之楷模，凡人皆当实行师法上帝，以求与之日近。为求近上帝之故，虽破除家国，谢绝人事，脱离尘世，亦所不惜者也。如耶教、佛教是也。（二）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立乎此者，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以为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处，以此自别于禽兽。道德仁义、礼乐政刑，皆本此而立者也。人之内心，理欲相争，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于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吾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说，皆属此类。近人或称之为人本主义，又曰人文主义（Humanism）云。（三）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说，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一机械而已。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派之人，则不信有此几希之物。以为人与禽兽实无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有欲而动，率性而行，无所谓仁义道德等等，凡此皆伪托以欺人者也。若此可名为物本主义（Naturalism）。吾国之庄子，即近此派。西洋自近世科学发达以后，此派盛行，故忧世之士，皆思所以救之。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然当速筹调和补救之术也。上所言三级，就大纲区别之而已。常见之人，多介立二界之间。或其一身兼备二派三派之性行，未可武断划分。读者毋以辞害意可也。

今设例以明之，即如婚姻之事：（一）如其人自立于天界也，则自礼拜堂牧师成礼，或祭天祀祖之后，即自认为夫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非得教门中如律为之，不能离异。即吾夫吾妻，五疾六丑，凶顽痴愚，夫妇之恩爱，仍不稍减。吾惟自安天命，有乐无苦。（二）然如其人自立于人界也，则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他种礼节。总之，遵依社会之习俗，当时之通例，不求怪异，一切持平，而合乎人情。至于家庭及离婚之事，则按酌中道，相机为之，以毋伤于忠恕信义之道为限。（三）而如其人自立于物界也，则以为男女之合，由于色欲而已。凡人尽可效法禽兽，行野合乱伦之事，不必有室家夫妇，更不必有聘合婚嫁。彼世中闺房反目者，皆由体欲不满意故也云云。其他均可按此例推之也。

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者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两级之人，均至第一级。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故人群之进步（Progress），匪特前进，抑且上升。若于宗教道德，悉加蔑弃排斥，惟假自然之说，以第三级为立足点，是引人堕落，而下伍禽兽草木也。吾此节所论述者，本与新文化运动无关。惟窃以为凡立说教世者，于此中消息影响，不可不深加注意。统观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及其输入材料，似不无蔑弃宗教道德，而以第三级之物界为立足点之病。今欲造成真正之新文化，而为中国及世界之前途计，则宜补偏救正不可忽也。

历来世变最烈，新旧交替之时，宗教道德必衰微失势，而物本主义大行。吾国之孔孟，西洋之苏格拉底、柏拉图，其所处之时势，皆是也。西洋自十六世纪以来，耶教大衰。自十八世纪以还而益甚。故今日者，宗教之力已不足恃。且宗教必不脱迷信，如耶教之三位一体，童女诞圣之类，实与科学事实不合，难以强人遵从。故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坚持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则既可维持教化，又可奖励学术，新旧咸宜，无偏无碍也。西洋既如此，吾国自当同辙。宗教之事，听其自然。既不定孔教为国教，则可永远不用国教，各教平视，悉听其自由传布。孔教之地位，亦不必强为辩定。彼不以孔为教者，可自行其是。而确信孔为教者，则亦可设庙聚徒，与他教一体行事，众亦毋得非而议之。如是方可谓为信教自由。实则今日者，无论何教苟能得势，皆人群之福。个人如能崇信一教，则比之无宗教之人，内心实较安乐。但信教必以诚，不可伪托形式耳。吾国既不用宗教，则亦当坚持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孔孟之人本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此非旦夕之事，亦非三五人之力。其艰难繁钜，所不待言。今新文化运动如能补偏趋正，肆力于此途，则吾所凝目伫望，而愿馨香感谢者矣。此吾所拟为建设之大纲，邦人君子，尚乞有以教之。

（十七）或讥宓有“维持圣道之苦心”云云。夫维持圣道，此其名如何之美，此其事如何之大，宓万死何敢当此？夫圣道者，圣人之道也，译言The truth that is taught by the sages。出类拔萃之人（Ideal man），谓之圣人。故不特孔子之道为圣道，而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之所教，皆圣道也。自其根本观之，圣道一也。苟有维持之者，则于以上诸圣之道，皆一体维持之矣，固不必存中西门户之见也。今中国之少年，常有以维持圣道及礼教仁义等，极高贵、极庄重之字面，为戏谑讥侮之词者。呜呼！此诚有心人所当视为大不幸之事矣！吾对于宗教及道德之意见，已略述于前节。吾夙爱诵Tennyson之“Locksley Hall”诗中之二语，今录此，且以飨同好之人也。其诗云：

The good, the true, the pure, the just—

Take the charm “For ever”, from them, and they crumble into dust.

——本文原载于1922年4月出版之《学衡》杂志第4期，节录自《留美学生季报》。